发布时间 : 星期二 文章李 璜：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更新完毕开始阅读
Gide-Retour de l’ U.R.S.S，羅素寫有「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理論與實際」Bertrand Russel-Practice and Theory of Bol Shevism；而詳論此一類經過的，有一本好書，係英國克羅斯曼著的「修煉不成的神」Richard Crossman-The God That Failed，臺北華國出版社曾譯稱「破滅了的信心」，李省吾譯，至今仍有一讀之價值。）
一個個生活好轉起來
我並不認為周恩來等人在巴黎之加入國際共產黨，毫無情緒上與思想上的感染，而完全為盧布（Rouble俄幣名）所收買。但當時在法國勤工儉學生中，如我前章末節所述，剩下來這忿怒的一羣中，確有少數是無法自活，而麵包問題逼得很緊迫的。故第三國際自莫斯科派來的人，固然縝密的要從主義的宣傳下手，而同時他也看到，旣宣傳上手，便非立刻加以金錢的救濟不可！
我在一九二○之夏，每週末或週日，去到哥侖坡華僑協社，對住在帳幕中之勤工儉學生教以一點多鐘的法文法語時，有兩次，我便很詫異的遇見在光明社送給我與太玄的馬克斯「共產黨宣言」那位四十左右的中國北方人。他還與我打過招呼；我教完書，怕勤工同學與我糾纏，匆匆而去，未能與之談話；但我一目了然，他乃奉命而來，分送馬克斯的「共產黨宣言」的咧。
事隔兩月，華僑協社帳幕中夜睡地鋪日啃麵包的住客，便有十餘人移住於巴黎拉丁區的學生旅館中，上小館吃餐，坐公圈看書，與我們儉學生的生活相同了。─這非每月至少有二百佛郎者莫辦。我曾問管理華僑協社的秘書劉大悲，是不是他的住客有了減少？他認為很奇怪！有三十幾位偷偷的搬走，並未通知他；而且華法教育會並未為介紹工作，也末轉有國內任何種匯票與他們，他們何以能够毅然離開協社帳幕，一去不返；並且搬走之時，都在早晚，鬼鬼祟祟的怕他知道！我笑道：「你太不管事了！你的住客在被第三國際自莫斯科派來的人勾引走了啊！常常來的那位四十左右的北方人便是勾魂使者，你該當注意他，並盤問一下，到此何事？」大悲笑道：「我不願過問。這班住客擠在帳幕裡，他們很苦，我又無法解決其困難，就聽他們被勾引而自尋其出路；去到天堂也罷，地獄也罷，我只有默唸一聲『阿彌陀佛』算了！」
事實是很明顯的。協社帳幕的住客偷偷的移住拉丁區的小旅館後，一個個生活便好轉起來。每早盧森堡公園的水邊林下長椅上坐着讀書的黃面孔學生也日有增加。我是習慣每早八時出來，在小咖啡館喝杯牛奶與一個小餐包，便到盧森堡公圈散步或看報，直到九時始上巴大圖書館，至十二時半回寓。早間，我一入公園散步，或剛坐下閱報，便有協社帳幕中人前來問字。我是他們的法文教師，義不容辭；我不問他們是張三李四，我照書解釋不拒。但他們都是讀的那一本書：馬克斯的「共產黨宣言」。這本薄薄的小冊子，不過二十頁，在比較法文好一點的學生，兩點鐘便讀完了。但他們各帶一本佛和
辭典（日本人所編法日兩國文對照字典）或一本法華大字典（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書甚大而字很少），旋翻字典，旋用紅鉛筆註中國字於法文字之旁，註得密密雜雜，仍不能懂得其中許多句子的意義。因為讀者的法文程度尚未將「時態」（tense）弄清楚，而法文的動詞變化又非常麻煩，比英文動詞變化還多，必須先將動詞活用表（Table of Conjucation）讀熟，然後看書才方便，不只是能用字典將生字查出來，就足以了解原句的。因之我與他們解釋「共產黨宣言」中的句子，相當費事，只能略說其大意。至於拿「人道報」（巴黎法共機關報）來向我請教的，我便拒絕解釋。我說：「看日報，還要查字典，又要在上面旁批頂批中國字，像一份報這樣密排着，一天的時間很有限啊！」我一看錶，快九點鐘，我便推說上課時間已到，急步而離開公園。
我認為，這樣未能將文法書弄清楚，而便去求取了解法文談政治經濟以至宣傳主義的小冊子，其結果至多是一知半解的。放在巴黎這批中共黨人，雖然已經自稱是馬克斯主義者，其實對「唯經濟史觀」與所謂「科學的社會主義」，並無了解，他們只是跟着學時髦，高喊幾聲打倒資本家與打倒帝國主義而已。不過這也難怪。留法學生的語文基礎能夠真正夠得上聽文科法 科與看懂書的，即使有錢能安心求學，也並不多。這是因為當時國內的高中與大學都只注重英文，而年青學生能夠早點打下法文基礎者甚少；北京、上海、成都、重慶等處的留法預備學校的法文課程又太不符「預備」兩字的工夫，何況吳、李兩先生還放任不懂一句法語的肯年，只要交得出二百大洋旅費，就大批的准其來到法國呢！
鬪爭訓練與學生界從此多事
莫斯科第三國際代表在一九二○年秋與中共的雛型組織組「社會主義青年團」連絡上了之後，周恩來的地位在組織裡忽然重要起來！這個原因並不是周在組織裡戰勝了陳延年、趙世炎與蔡和森等，而是周在天津南開大學，雖未畢業，而受的英國語文訓練基礎較好，周可以用英語直接與俄共代表接頭，而不須翻譯，故周便成為「近水樓台先得月」，自然的在接近高層方面有其優勢，不同別人了。但是俄共代表在其初的目的，是加強思想訓練，其次是教以鬪爭訓練，而在一年半之中並未變動陳延年所發起的組織，只是緊緊的抓住陳、趙、周等幾個人，透過他們，來從事訓練。
然而思想訓練是要靠書報的閱讀與了解的。我都看得出這班盧森堡公園中新學生讀法文書報的艱難，而俄共代表豈有不知之理。而且在一九二一年正是留法勤工儉學生生活最艱苦的時期，於是俄共代表為引起多數學生注意，便於大量吸收分子起見，遂訓練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們從事鬪爭：藉故煽動，糾合群眾，指定目標，從事打鬪、示威，以便引起多數學生注意，附和與一起鬪爭，而用以擴大外圍，增強組織。但這一來，法國學生界從此多事了！
第一次的鬪爭，小試而有效，攻打巴黎的中國留法學生會館。原來，在前清光緒末年，留歐美各國的學生漸多，滿清政府除令公使館特別照料或特派有留學生監督外，還為學生設置一個課餘退休聚會之所；永租一所公寓房子，是內有一書房，設備中國經史書兩架；一客廳，有上等棹椅，並有鋼琴一架；一廚房，內碗碟用具俱全，備學生自行燒中國菜飯等，由公使館派人管理之。其目的在使學生不忘故國，用意未嘗不善。但自民國以來，公使館因經費不足而缺乏人員管理，便令老學生自行推舉同學照料。這班老學生，或由革命有功，因稽勳而來留學者；或因家中富有，而留學並不讀書，只知玩樂者；一來巴黎，十年八年，吃喝嫖賭，樂不思蜀；因之在巴黎之中國留學生會館，便成為這班老學生的俱樂部，天天在館裡打麻將，玩妓女，藏垢納污，烏煙瘴氣；駐法中國公使館從未加以過問，而好學生大抵認為是有損國格之地，從不涉足；當然這一情形乃是不理於眾口的。趙世炎、周恩來等認為這是鬪爭的好目標。在一九二一年一月某週口，伙同二十餘團員打入學生會館，將正在打麻將與玩妓女的老學生打了一頓，趕了出去；而在門前貼上一個條子：「不怕死的便再進來！」這班老學生驟遭此變，見著同學便哭訴一番，但同學們素來討厭其為敗類，不加理睬；訴之公使館，公使陳籙始派人出來干涉;但趙、周及其同志們業已自行撤走；自認為大快人心，完全勝利，從此對於鬪爭愈有興趣。不久即糾眾而演出那幕大戲，第一幕相當成功，第二幕便完全失敗，趙、周等大為損兵折將；然而確將中共組織從此擴大了！
圍攻使館與進軍里昂
第一幕圍攻使館的戲，上演於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七日。事先社會主義青年團發動其在各中學與工廠中的團員。呼朋引類，各派代表，齊集巴黎，共約二百人，其中大半並非他們同志，而是沒有工作而經濟發生恐慌的勤工學生。但他們發動的口號是：「爭取生存」與「要求救濟」，而要中國駐法公使陳籙立刻拿出辨法來！
當日之晨十點鐘，大夥聚集巴黎有名之一大百貨公司名「廉價」（Bon Marché）公司門首，其地有方場，轉角卽中國公使館所在。先舉代表十人，其中即有趙世炎、周恩來、王若飛、蔡和森，向警予等，進入使館，要見陳籙。陳籙派秘書出見，不予接洽，並稱二百人將打入使館中來。當時中國使館地方本小（只有今日中共代表所佔據者三分一大），但在樓上即可望見廉價公司方場中的群眾；堅持至午十二時許，陳籙一面通知巴黎警察前來保護，一面帶著秘書步至方場，來接見全體。陳籙表示：勤工儉學生之大量來到法國，吳、李兩先生應負其責；而照料其事者有華法教育會。今遇困難，公使館同人絕對同情，並願電告北京政府，請求對學生卽加救濟。群眾中有人高呼，「公使便是代表政府的，要立刻拿出辦法來！」陳籙答道：「那怎麼辦得到！我只有去電為諸位呼籲救濟，我無法負責為諸君開飯。」又有人高呼道：「已有三十萬佛郎救濟費滙來，被公使館吞沒了！」陳籙聽見這一呼聲，知道不妙，回頭就走。於是群眾中有四五人上
前拉他，法國警察便拿出警棍，一陣揮舞；陳籙走脫，而群眾也紛紛潰退。但有人高叫，「往華法教育會去商量」。於是群眾有一大半又復於當日下午聚於該會。會中本只有一個收發在守屋子，地方甚小，只有大家擠起站著，聽蔡和森、向警予等先後講演一番， 說要奮鬪到底，以爭取「生存權」，「工作權」與「求學權」；並當場發起留法勤工儉學學生會與「工學互助團」，要求大家參加；大家鼓掌贊成。故我說這第一幕大戲，俄共指揮得法，中共相當勝利，因他們增加了兩個外圍組織，勢力擴大了。
至於第二幕大戲，進軍里昂，比前一幕的規模還大。因為中共覺得小試大試的兩次鬪爭，都得心應手，聲威旣擴大了，組織也開展了；這一次更可以大顯身手，把留法勤工儉學生哄動起來，造起更大的示威運動。但這一次却犯了急進冒進的錯誤，幹得太兇，結果不免於打下敗仗，損兵折將，從此無法公開大舉了！
事緣吳稚暉先生在廣東陳炯明處募得一筆基金，而傳聞北京的「好人」內閣又經王寵惠的提議撥款大洋十萬來救濟留法勤工儉學生（這是一個疑案，詳見下章中），因之吳、李兩先生與里昂市長赫里約先生商妥，撥出里昂城近郊的一所舊兵營，修整之後，可容二三百人，作為學生宿舍，以便勤工學生來此食住，並正式上課學習法文，一面且可去里昂大學選課聽講。其時在一九二一年秋，吳先生已到里昂接收了這所兵營，從事整理。不過兵營至多只能住宿三百人，而勤工儉學生有千人之眾尚無安頓辦法，其勢非加以選擇不可。於是吳先生決定兩個原則，第一，基金多半為廣東陳炯明的省政府所捐出，則廣東籍學生應有優先入住之權利；其次，旣名為里昂大學的學生宿舍，則最好要先選擇法文較有一點程度的，以便多有幾個人前去里昂大學聽課，然後纔說得過去，以免有「收容所」之譏；因此入住者要先報名，預備來一次法文試驗，以憑選擇。 這個消息傅到巴黎後，勤工儉學生紛紛議論。自己覺得法文程度好一點的，便加緊預備，靜待試驗，以求取及格之後，從此食住有著，安心求學。但法文程度不好的是佔大多數，聞此消息，反而心情惡劣起來，忿忿不平。於是在巴黎的中共周恩來、趙世炎等又得著大好的鬪爭機會了！在圍攻使館之後，他們已成立了兩個外圍組織，號召群眾，比前便利。因此便由留法勤工儉學學生會與工學互助團發出通知，聲稱，吳先生要先讓廣東學學生入住里大學生宿舍，這是偏私之見；要用法文考試來選擇，更有作弊之嫌；食住人人需要，讀書大家有份，不容偏私作弊，非群起主張並干涉不可！於是便首由留法勤工儉學學生會主持人王若飛站出來，召集一百多人開會，王且自告奮勇，赴里昂去與吳稚暉辦交涉。
交涉當然無結果，王若飛回到巴黎，還加油加醋的說，吳稚暉態度強硬，聲言學生如不照規定，不守紀律，便無辦法，只有引起法國軍警干涉，被送回國了事云云。這一宣佈，更激怒了群眾，於是在一九二一年九月二十左右，中共趙世炎、蔡和森、李立三、李維漢、聶榮臻、陳毅等人率領了群眾計一百三十餘人，浩浩蕩蕩，乘車去到里昂。（車票完全由中共出面分送給這些「進軍里昂」的追隨者，說是公使館送的車票；這明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