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二 文章李 璜：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更新完毕开始阅读
旣不能工又不能學
等到一年之後，我自法南蒙白里葉返到巴黎（一九二二年夏），勤工儉學早已發生了工學兩難，勤儉二字更無從談起。因為荷包空空，而食住已無着了！在我國二千年來的傳統風尚，知識分子大多數不習於勞力為活，因之在體力上不但不能支持勞作，而且在心理上也以一味勞力為恥。並且在我國四十年前的學校教育，仍只偏於課室的理論，專注書本，學校甚少注意於機械方面的實習與化驗室裡的工夫；除了絕少數大學（如北洋大學）有機器之外，其它學校都不設備工場，教學生去玩械器的。因之這班勤工儉學生（大半是高中生，少數為大學肄業生），對於工廠的機械使用與管理，大都陌生。 如果李先生當初照赫里約的想法，要先學得一門技術，然後再去勤工，則在法國工業或農業專門實習學校三年畢業，照第一次大戰後，佛郎價低，也不過三年只花一萬多佛郎，合中國大洋只七八百元，最多千元。來者能有此限制，非有值大洋千元之佛郎支票，不為擔保辦理護照，到不致洶湧而來，來後便發生麵包問題了。然而這樣來的人數必大有限，又不符合吳稚暉先生的「看世界增眼光」之旨及李石曾先生的「大量交流足致大同」的主張了！
法國在戰後，取得了沙爾佔領區的煤鐵補償，大小工廠多已開工，因缺乏人手，華工大受歡迎，如巴黎城區的比揚古（Billancourt）工業區便有華工近三百人。因此李先生送了近百學生進入了克乃梭 （Creusot以兵工見長）與爾羅特（Renault以造汽車馳名），這類大工廠每天收工人。不過華工已到法日久，或已成熟練工人，或能賣力氣，較法國勞力者還強，故受歡迎，學生一進場後，則既不能使用機械或管理機器，大工廠不是學校，不能為少數學生開訓練班，便只有撥入翻砂部門或運料部分去作粗工，翻砂要在大洪爐前鎔鐵，熱度甚高；運料則一肩重量，壓得臂痛；華工們當之則勝任愉快，而勤工學生當之，則認為打入煉獄，大呼受罪不已！譬如一九二○之秋，周恩來被送入爾維特廠去做過粗工，他只做了三個星期，便跑回巴黎城，見人就說吃不消，認為是非人生活。周的體力並不錯，還苦不下來，其他更可知。在我的記憶中，只有李立三與李不韙（兩個湖南佬，後來前者做了中共的領導分子，後者做了中青的領導分子），幹滿一年的工廠粗工，可稱好漢！
李先生眼見學生體力無法耐勞苦，乃又向其它小工廠交涉；設法為之位置輕鬆工作，但這類小工廠用人少，機會並不多。如做釣竿漁線或黏紙花等小廠裡盡是法國女工，我的好幾位四川同鄉體力甚差，也擠了進去，成為青年女工嘲笑的對象。不過因中國人手巧而力勤，比女工成績高明，纔能住上一年，混了下去。還有中國學生年歲長一點而腦筋複雜者，雖不用勞力，也有不甘於機械工作之單調，而發起瘋來。我曾親見一事。有四川同鄉何迺仁（此人現在大陸，聞甚得意），其人調皮搗蛋，無錢而住在豆腐公司宿舍中，又與河北工友打起來；李先生為之找一法國北部哈埠小工廠，交涉只做輕鬆工作。我曾於一個週末送之入廠。何君經簡單訓練後， 只管一兩部小機器，隔幾分鐘，在機
器轉盤上面，加幾滴油，如是而已，這可稱為最輕鬆而不費力了！但不到兩月，廠主忽然寫信給李先生，說何君發了瘋病，恐釀意外，請趕快派人領他回去。李先生又請我週末去哈埠跑一趟。我去晤見何君，問他何故發瘋。他說：『我並未發瘋。因為每天八點鐘，守着機器，按照時間，倒幾點油上轉盤去，實在單調，乏味之至！於是我在萬無聊賴時，便高唱川戲的「霸王別姬」或「單刀赴會」幾句，以舒悶氣，就把廠房內這班法國鬼驚動了啊！』我聽後只有苦笑；與廠主說好話，廠主認為他廠房的秩序要緊，堅不再雇何君，我只得把他帶返巴黎，交與李先生。
至於說到讀書，談何容易，要吃得飽纔能讀書，固是一個條件；然而在法國求學，法文沒有相當基礎，便去聽講，也是白費時間。巴黎大學的文科，每天都有公開的名教授講演其所專長的學問；其它如社會科學院、法蘭西學院等，都有名流定期公開講演，如當時負盛名的法國哲學家柏格森、漢學家馬伯樂等人均在法蘭西學院公開講演。旣曰公開，任人入聽，並不取費。然而不但要法文好，而且非有基本學識，不能聽懂。留法學生大半都因語文障礙與基礎知識不够，歸國後，號稱在巴大或某種學院畢業。其實是以上大學聽課來點綴門面；至於「畢業」二宇，則更說不上，因為旣未聽懂，如何畢業；且巴黎大學只有做學位或取得某科文憑的學生與自由聽公開講演者，從來無所謂畢業不畢業。
學生貧病交加吳李回國設法
巴黎郊外西北角省哥隆坡 （Colombes）小城（這類衛星城市，巴黎近郊甚多，皆有電車或小火車直通巴黎），中有小花園洋房一所，一樓一底，樓上臥室四間，樓下客飯廳及書房， 並不大，而花園中草地則較屋大一倍，佔地約中國半畝，四圍矮牆，小樹繞之，環境幽靜，名曰「華僑協社」，為華法教育會所有之產業；聞係張靜江先生（張先生 以玉器商在巴黎致富，昔年曾資助孫逸仙博士的革命活動，而吳稚暉與李石曾兩位於清末在巴黎辦中文「新世紀雜誌」與「都爾中國印字局」，褚民誼卽曾在此印字局任排印，皆賴張之資力）所出資永租，以備中國貴賓居住者。因第一次歐戰中，華工去法者眾，華僑協社中卽設有秘書一人，名為照料僑胞，其實華工受法政府軍事管理，不得自由外出，故華僑協社之秘書亦無所事事，不過幫李石曾司函電，而李先生亦常休憩其中。
自從一九二○年春，大半已入廠之勤工儉學生不耐受廠中勞力工作，而紛紛自動退回巴黎，荷包已空，食住無所，都向豆腐公司工人宿舍擠進，而原有工友不堪其擾，便發生打鬪之事。李先生不得已，乃移一部份學生到華僑協社居住，且為之開兩餐飯食。住在這所花園洋房裡，當然舒適得多，於是聞風而來者，一個月中，卽有一百餘人，樓上臥室與走廊固然擠滿「元龍」牀下之客，未幾，樓下客飯廳中也夜間遍地是人；初尚有兩餐飯食，繼則人馬雜遝，無法安坐，只得分配麵包與「豈士」，並燒滾水待遇之。
但來客仍不絕於途，加以拒絕，便要拼命，李先生便只好又在花園草地上搭蓋一個大帳蓬，下舖地板，令群臥其中，於是在一九二○年中，華僑協社向為招待貴賓之所，便擠進旣不能工，又不能學之勤工儉學生近三百人，弄得這個幽靜之居，烏煙瘴氣，狼藉滿地，勢將發生瘟疫。其時該社秘書為學農而已畢業之四川人劉厚（大悲，現在臺灣任職某農場）受李先生之委託，其初招待來客甚殷，後恐因喧嘩污穢，而受鄰居干涉，乃以軍法部勒學生，規定晨起自行收拾被蓋，輪流打掃，輸出垃圾，分隊出外散步等條例，因是大悲便被稱為「劉督軍」，以其可惡有似軍閥；但大悲聲稱，誰不照辦，誰敢打他，他便不買麵包，不燒滾水。——協社秩序因是得以勉強維持着。——但學生中的野心家已在外糾眾鬧了兩次大亂子，容後記之。
我在一九二○年底，其時尚未離開巴黎，卽見聚集於巴黎城郊之窮苦學生大致已有五百人之眾，吳、李兩先生已弄得焦頭爛額，主要乘輪回國去求援助。李先生臨行，特別約我一談，說：『你是成都與北京兩個留法預備學校的老教員，妳旣然回到巴黎，請你每週去華僑協社教勤工儉學生兩次法文；我不願再打擾你的讀書時間，但在暑假中，你可以抽出一點時間的。』我為李先生之言所感動，在李回國之後，我便去到華僑協社，其中學生當然不少認得我的。我見着大半皆面黃肌瘦，且有病脚腫而不良於行者多人，因營養旣不良，且久臥於草地上所鋪之地板，不免要受寒濕，心中為之惻然。但法文是無法教得下去：一則聽眾心神不屬，一望可知；再則人多而無棹凳，一律站在廳中，各執紙本鉛筆，抄寫我在黑板上所寫之文句，並大聲照唸，勢不能支持至一點鐘之久，教完五十分鐘，則紛紛圍着我尋問消息，並訴說苦況，因其中大半皆四川同鄉，其時四川正兵亂如麻，我初返巴黎，也甚少家鄉消息；欲望四川這種毫無心肝的軍閥對於遠方學子有所救濟，雖有吳、李兩先生的屢次去函呼籲，直似以石投水而已。
我與劉秘書大悲談，大悲認為學生之病與死為最可憂之事，如吳、李兩先生回國亦無救濟辦法，則只有大批送回國去之一法。大悲因約我入城，在華法教育會中查卷。一查之下，令人驚嘆：兩年不到，計凶死者五人，病死者六十一人，而目前送入公立醫院中者有八十餘人之多，凶死者四人在楓丹白露，且皆係四川人，其中一人為用酒精燈燒菜，不慎，致引火焚身而死，年才十八歲；三人為在林中尋野菌煮食，中毒而死；另一則為北方人在巴黎近郊為電車所壓死者。至於病死者多係肺病，醫生在報告上大抵寫明營養不良，病深至第三期，虛弱之極，始送入院，而已無法挽救。在這已死之六十六人與在病院中者八十餘人，皆係住在巴黎及其附近而被送入醫院者，計我探悉在工廠、學校與住協社者，全數不及一千人（其餘在里昂等地者未算），而死與病竟有一百四五十人，幾及十分之二，故大悲認為可憂之事。這固由於民初中小學校太不注重體育訓練，青年體力一般甚差；然而憂能傷人，貧能使人得病至死，却眞可悲！
政府家庭公私分別救濟
其實，據我所了解，以四川而論，能讀書至中學畢業之子弟，其家非商人卽地主；絕少赤貧之家，而能栽培兒女至中學畢業者；尤其在民初，其時中學教育並不普及於四川各縣。然而四川勤工儉學生，到了法國，陷於困境，軍閥割據之下，固難言政府照顧，何以其父兄也忍心聽其子弟流落異國，而不動心呢？這據何魯之（曾代理劉厚擔任過一時的華法教育會秘書）與李劼人（小說家，彼時也在巴黎讀書）兩兄調查後告我，一因離家並未得父兄許可，因此負氣不願以苦狀報告家中，恥於求援;二因平素學業不佳，行為不檢，而早為其父兄所不滿，故自己心虛，認為向家裡求援，恐亦無效者。因劼人曾病腹膜炎重病，在巴黎公共醫院病房住過五個月，與數十勤工生之先後病者同室，故他詢知特詳。劼人本好事之徒，乃發起向同鄉同學函勸各人向家裡求援；自己如不願寫此種家信，則朋友可以代寫，只要把本人家住那裡的住址告訴出來便行。劼人發起的這一運動，頗為生效：為人父兄，未有不愛護其子弟者，除了環境特別困難，一時尚想不出辦法外，半年之間，四川勤工儉學生得着家庭救濟者，我已知數近一百人！ 以我經手的一批為例，四川新津縣的四人：羅竟忠、萬監周、郭清正與謝澤沅，因我的岳家一位叔岳母係新津人之故，這四家都係地主，便將錢彙交我父，滙到我手；我為之存入銀行，送之入巴黎區立中學，讀書皆有成績，但萬監周已得肺病，被校醫查出，要我領回（因未滿二十歲，我為之作監護人）；我便託去德留學朋友携之赴西德「黑松林療養院」，後來完全醫好。謝澤沅則未得家裡救濟，便因困境，早加入了共產黨；怕我監督他，拿到錢，入中學不久，便跑往比國去了。後來謝澤沅赴莫斯科，未幾，卽以「托羅斯基派」罪名，被史太林把他槍殺了，還曾公開宣佈其罪名於中國留俄學生群，嗚呼冤哉！羅竟忠則在法以電機工程師畢業，抗戰終及勝利後，均在重慶市政府任工務局長，郭清正為人謹慎，在法學法律，聞一向在中華民國外交部任職，現不知在何處。 至於吳稚暉、李石曾兩位這一次回國向政府求援，成績比一九二○的前一次為佳。特別是張溥泉（繼）先生而北方各省政府去信，幫忙甚大。溥泉先生是標準的燕趙之士，言必信，行必果，我在法與之數面，對其印象特佳。他雖也曾於清末民初，以革命失敗流亡至法國，但他的法語說得相當流利，且能在大學聽講，自己能看法文書，可以算得是個留法前輩了。我去華僑協社教那困處帳蓬之中一大批學生法語時，一次曾遇見溥泉先生在帳蓬內，以私人名義，分送糖果，前來慰問。我親聽見他說：『我快要回國，我一到國內，卽親向政府為諸位呼籲救濟。我張繼是不隨便說話的；我珍重諸位的志向與勇氣，我一定要出力幫諸位，盼你們忍耐一下，我說話是算數的，請你們相信！』張溥泉這幾句話很生出穩定的力量，（勤工儉學生已對吳、李兩位失望了，）因為其時第三國際共產黨特派員正在命令周恩來等放手吸收中國勤工儉學生中的失學失業分子。 先說吳稚暉於民十一（一九二二）回到廣東，那時正是陳炯明反叛了孫中山先生而得意於廣東的時候，陳炯明因令廣東各縣查明其縣中的留法勤工儉學生，一律給以縣公費每月一百大洋，至畢業回國為止。於是所有廣東籍的勤工儉學生都得着救濟了，數約九十四五人，後來造就了許多工程師與藝術家。與我較熟的為畫家林風眠（林有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