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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道周论《周易》与天文历算
引言
《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易学可谓中国根本之哲学，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先后也出现了以《易》论历和以历论《易》的思想流派。南宋丁易东在《易象义·易统论上》总结了十二种论《易》流派，其中就把以历论《易》单独列为一派，他说：
以历论《易》者，若京房卦气，以《乾》初九为子月辟卦，以《坤》初六为午月辟卦是也。夫十二月卦，始《复》终《坤》，论其大体可也。至若始于《中孚》，而终于《颐》，每以六日七分应一候，仅合
七日来复一语，而于他卦无所发明。至一行之说，则又以起历二始、二中、二终之数，附会大衍，不但于易义无所取，于易数亦未尝合焉。
丁易东认为京房卦气和一行《大衍历》是以历论《易》的代表。不过，丁易东把僧一行《大衍历》归之于以历论《易》不是很妥当，准确的说，僧一行是以《易》论历。以历论《易》和以《易》论历当有区别，以历论《易》是结合天文历法来阐明易理和易象数，如京房卦气说、邵雍《皇极经世》“元会运世”说等等；而以《易》论历则是以易理和易象数来阐明天文历法的道理，为天文历法的内在规律寻求形而上的理论支持，如刘歆《三统历》、刘洪《乾象历》、僧一行《大衍历》等都借助了易理和易象数来统合其历法数据的内在规律性和完美性。可以说，以历论《易》往往为易学家，而以《易》论历往往为天文历算家，两者是有区别的。但是不管是以历论《易》，还是以《易》论历，都表明《易》、历两者有密切关联。 丁易东本人对以历论《易》有所非议。然而，丁易东之后仍然有很多学者对“以历论《易》”很执着，明代的黄道周就是非常典型的代表，他说：“自有《易》以来，与律、历俱始”、“盖天地人之象数，皆具于《易》，布而为历，次而为律，统而为《易》”、“《易》之与律、律之与历三者不独为治也”、“圣人为律历皆本于《易》”、“历律之本备于《易》端”。在黄道周看来，《易》、历、律三者密不可分，《易》为历律之根本，历律之数是易数的不同表现，而本文则集中讨论黄道周如何具体论述《周易》与天文历算。
关于易学与天文历法的关系，今人多有探讨，但多是泛泛而谈。南京大学天文系卢央教
授以其独特的天文学优势著有《易学与天文学》一书，对此颇有研究，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要追溯易学与天文历法的关系，确实需从《易经》和《易传》本身说起。《易经》卦爻辞中不但有很多对日月星辰等天象有直接或间接的描述，也多处用到了干支纪日，如《蛊》卦辞有“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巽》卦六五爻辞有“先庚三日，后庚三日”等。到了《易传》，很多地方开始大谈天文历数，《革·象》直接说“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特别是《系辞上》更直接把易数与历数揉在了一起：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扬，以象闫；五岁再闰，故再扬而后挂。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显道神德行，是故可与酬酢，可与祜神矣。
后世不管是以《易》论历，还是以历论《易》，都要经常引用到这段文字，黄道周关于《易》与历的讨论很多也是由此段文字推导出来。下面对黄道周《易》历思想的讨论也从这段大衍之数说起。
一、以黄赤交角论“其用四十有九”
大衍之数为五十，但其用为什么是四十九呢?古来说法很多，班固《汉书·律历志》解释说：“是故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统三也，四时四也，合而为十，成五体。以五乘十，大衍之数也。而道据其一，其余四十九，所当用也。”孔颖达《周易正义》卷十一引姚信的观点说：“天地之数五十有五，其六以象六画之数，故减之而用四十九。”这些说法都较为牵强，给人以凑数的感觉。较有意味的是李鼎祚《周易集解》引崔憬的解说： 其用四十有九者，法长阳七七之数也。六十四卦既法长阴八八之数，故四十九蓍则法长阳七七之数焉。蓍圆而神象天，卦方而智象地，阴阳之别也。舍一不用者，以象太极，虚而不用也。
而真正从天文历法的角度对“其用四十有九”作出解释的当为唐代僧一行，僧一行根据上弦月、下弦月把一月分为四个象限点，一个回归年含十二个朔望月余十天，则一年为49
个象限点，他说“乾坤之用，四十九象，为月弦之检”。此后以天文历法来论“其用四十有九”则为黄道周了。黄道周与僧一行不同的是，他以黄赤交角来论四十九。我国古代天文历算取周天度为365度余，黄赤交角常取整数24度，夏至点和冬至点的距度为48度，不超过49度，就是说49度为冬至点、夏至点距度的极限。因此，黄道周说“四十九者，日月南北相距之隐界也”，又说“天地中际一百八十三，裁其中际四十有九，以为二至之日道，两极端余，各六十有七，故以二十有四为二分之赤道，以六十有七为一卦之岁数”、“黄赤道上下各二十四度，合为四十八，蓍法之所从生”、“南北日道四十八度，中分二十有四，天地之蓍策也”。显然，此种解说的优点是天然直观。可是，黄赤交角取二十四度，南北日道最多也就是四十八度，和“其用四十九”毕竟差了一度。可见，黄道周这种解说也有其为难和不周处。
二、释“《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
黄道周对《乾》《坤》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和一百四十有四有两种解说，一是南北极距约取为180度，取中原北极出地为36度，这样北极南距地平为180度减36度即144度，360度减去144度则为216度，他说：
古之为《易》者，宅于土中，视极南北，以测日道之远近，两极相距约百八十，益以北极出地之数三十有六，为二百十六，天子所南向而正方外也。
北极出地三十六度，则南极入地三十六度，中分日道一百八十。裁其距中三十有六，下去地平仅百四十有四，是《坤》之所命策也。
古书里经常说“北极出地三十六度”，我们知道北极出地的度数和当地的纬度是一致的，一般来说，“北极出地三十六度”的表述当是以洛阳一带所谓“地之中”为参照的，古代常取周天为365.25度，古度36度约为今度35.48度，可是洛阳一带的纬度只为34度余，因此，江晓原说：“以我之孤陋寡闻，好像未见前贤注意过这一点。如果我们由此判断浑天说不是在上述任一地点创立的，那么它是在何处创立的呢?地点一旦没有着落，时间上会不会也跟着出问题呢?”根据前述黄道周的思想，我认为“北极出地三十六度”虽然潜在的指洛阳中原一带，但更是一个理想化的数值，当与易象数存在一定的关系。即与易象数的《乾》《坤》之策等存在一定关联，不一定是具体某地的实测结果。黄道周还说：“三十有六，天
地之规；二十有四，鬼神之矩也。”若取北极出地为36度，则北极距天顶为55度，即为《系辞上》“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河图之数也为五十五。
在《易象正》中，黄道周对《乾》、《坤》之策又有一套解释，他以冬夏至日白天和黑夜的阴阳比例论
黄道周论《周易》与天文历算
《乾》、《坤》之策，也是取周天圆度为360度，以十二地支12等分，每分为30度，夏至这天白昼约占216度，冬至白昼则相反为144度，他说：
乾阳得九，四九三十六，以六乘之，《乾》六爻得二百一十六。坤阴得六，四六二十四，以六乘之，《坤》六爻得一百四十四。天日平行十二次，每次平行三十度。夏至之日，出寅入戌，首尾赢各三度，中更七次，二百一十六度。冬至之习，出辰入申，首尾缩各三度，近五次为百四十四。此冬夏昼日长短之大率也。
比较而言，后一种解释似更有意义，清人徐文靖在其《管城硕记》卷二解释《系辞》这段话时就引用了黄道周的说法：
按《易象震·衡交图》说曰：“衡图者，乾坤平衡，为南北陆，卯酉之中，日道四十八，以蓍法揲之，或赢或乏。乾阳得九，四九三十六，以六乘之，《乾》六爻得二百一十六；坤阴得六，四六二十四，以六乘之，《坤》六爻得一百四十四。天日平行十二次，每次平行三十度。夏至之日出寅入戌，首尾赢各三度，中更七次，二百一十六度。冬至之日，出辰入申，首尾缩各三度，近五次，为百四十四。此冬夏昼日长短之大率也。”
徐文靖认为黄道周此论“其与《乾》、《坤》之策数合而当期之日者深有契也”。这段话出自《易象正》卷初上《六十四体卦上下分次图第三》，“上下分次图”即“衡交图”，可是徐氏把《易象正》误作《易象震》。
三、释“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
《乾》、《坤》之策合为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即相当于一年的天数。日月为《易》，《易》以道阴阳，而日月正是现象界最大的阴阳，天文历法最重要的就是要研究日月的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