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六 文章新现实主义与冷战后中美地缘竞争的分析更新完毕开始阅读
握手、不拥抱 ”的限度。加上邓小平、江泽民等领导人仍极为重视中美缓和 ，美国算是占着中、美、俄三角的枢纽地位。
然而 ，此一情势到 20世纪 90年代中期发生了变化。美国持续的北约东扩政策 ，加上西方主导的国际组织对俄经援未见实惠 ，俄罗斯民族主义开始升高。俄罗斯对体系情势重新估计的结果 ，与台海危机后面对日美加强安保压力的中国产生交集 ，其“新欧亚政策 ”逐渐取代当红的大西洋派。此一调整的后果 ，即是 1996 年“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和“上海五国 ”机制的出现。
20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 ，不少美国的研究认为俄罗斯大国地位更加削弱。普京总统虽然颇为灵活 ，但战略上小布什政府对俄扩大相对利益的步伐却更加坚定。最令人瞩目的措施包括美国决心扩大核优势 ， 2001年退出反导条约体制 ，继续吸收俄罗斯周边邻国加入北约 ，协助推动俄罗斯邻国反对派在东欧、高加索甚至中亚地区推动“颜色革命 ”等等。上述事件在地缘上对俄罗斯构成极大压力。这些压力应能合理解释俄罗斯若干靠近中国的姿态 ，因为俄罗斯无法单独承担制衡超强的任务。新现实主义自然会把中、俄这些姿态看成是联合制衡美国。显着的措施包括：(1)两国完成边界协商 ，于 2005年 6月完成边界协议批准 ，此一协议旨在进一步减少两国因历史问题发生争执的可能性；(2)两国与上海合作组织 ( SCO )成员增加军事演习的频度和规模； ( 3)俄罗斯积极向印度进行军售的同时 ，也鼓励中国与印度改善关系； (4)中、俄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的制度化和成员扩充。 上海合作组织近年引起美欧各界较大的关切 ，认为它是两个陆权大国“联合抗美 ”的产物。20世纪 90年代的上海五国机制 ，其起源是中、俄的自助需求 ，主要目的是安定两国中亚腹地 ，遏制新兴的宗教与民族极端主义活动。它的本质是信心建立措施 ，而非直面美国。不过九一一事件后 ，美国进军阿富汗 ，并在中亚设置规模不等的军事设施 ，给予各国对应的经济援助 ，而使中、俄无法回避在中亚面对美国新兴势力的事实。
迄今为止 ，中、俄之所以能维持在上海合作组织的优势 ，可能既有地缘结构性的原因 ，也有即期偶发的原因。结构性的原因是由于中亚国家领导阶层都是温和保守的穆斯林 ，对于原教旨主义运动非常忌惮。同时 ，这些国家军事能力弱小 ，缺乏单独维持国家安全的必要职能。美国将“颜色革命 ”经验移植至此 ，虽在吉尔吉斯斯坦短暂获得成功 ，却使区域各国当局更加恐惧。小国们打“美国牌 ”的风险太大。以此结构性因素为背景 ，一个近期偶发的事件更有助于上海合作组织的团结 ，即 2005年 4月 ，美国所支持的乌兹别克斯坦反对派示威的失败。此次事件之后 ，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提出了关于美国公布撤出中亚时间表的要求。结果是美国撤出了乌兹别克斯坦 ，遭受的挫折不小。
中国在中亚区域除了配合俄罗斯组织多国演习 ，近年来也更好地发展经济影响力 ，推动“睦邻、安邻、富邻 ”的政策。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中亚成员国的贸易从 2001年到 2005 年增长了一倍 ，中哈油管已于 2005年接通 ，中国还在 2006年倡言 ，要于15年内让该组织成为一个自由贸易区。中国这类远期承诺虽然还有待落实 ，但让俄方担起中亚军事安全领域的领导 ，中国则专注经济领域的软性影响力 ，是睿智而合理的。 (三 )小结
第一 ，两大洋水体的阻隔并没有减少中、俄两大陆权国家对美国“离岸平衡手 ”的疑虑。原本超强大国美国应该可以顺应中、俄陆地边界漫长的不利因素 ，将制衡两国的责任
推卸给它们自己。但可能是因为自信实力强大 ，美国特别要充分利用俄罗斯在欧洲历史性大撤退的机会 ，极大化战略收益 ，导致俄罗斯的反弹 ，这就一定程度构成中国“卸责 ”的契机。美国是否因此落入“过多权力 ”的陷阱 ，使地缘有利因素完全失效 · 中、俄两大陆权国的和睦当如何长期经营 · 这些都值得日后继续观察。第二 ，美国透过反恐赢得前所未有的中亚立足点 ，至今仍算对中、俄获得长期的相对利益。但美国以“政权更替 ”手段介入却导致上海合作组织的巩固 ，是否违反了新现实主义
第三 ，中国比较成功地将制衡美国的责任交给俄罗斯 ，这是因为俄罗斯确实面临美国更直接的压力。中亚传统上就是苏联的势力范围 ，中国影响力的上升只是最近十年的事。中国推动此区域的经济合作 ，与美、日的经济介入是否是零和关系 中国未来能否把俄罗斯的陆权压力继续转给越过水体前来插手的美国 ，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五 结论与反思：理论强化或缺口本文的结论可以分成三个不同的层次进行：(1)地缘因素改进新现实主义的得失； ( 2)新现实主义假定本身的得失； ( 3)新现实主义“理论 ”本身经受地缘因素改进与验证后显示的意义。
第一 ，新现实主义“共享地面边界导致制衡优先 ”的假定 ，在朝鲜半岛与中亚的分析里没有得到定论。只有在把“共享地面边界 ”观念扩大到“邻接水域 ”，考虑海空能源与贸易航线安全时 ，才能直接支持新现实主义关于中日相互制衡和美国卸责的论证。以此观之 ，地缘因素应该属于单位层次 ，其制约力不若一般性的“能力分布 ”那么强。发生这些异例 ，如果仍放在华尔兹的原始框架下看 ，跟体系极数比较相关。
米尔斯海默的地缘论证核心是 ，水体阻隔导致单极不可能发生 ，所以人们不需担心令华尔兹窒息的单极专制世界。但是无论被米尔斯海默痛责的进军伊拉克 ，或是克林顿与布什都热衷的美军前进东欧部署 ，甚至利用反恐进军中亚 ，大力支持当地“政体改变 ”，似乎都显示 ，如果极数不是米尔斯海默的“不均衡的多极 ”而是接近单极 ，或者至少决策者的计算与评估认为能力对比接近单极 ，则单位极大化相对利益的倾向将压倒水体阻隔等地缘因素。面对追求霸权者强行扩大相对利益 ，无法单独制衡它的相邻陆权大国们也只好搁置彼此的敌意 ，先应付单极霸权。
犹有甚者 ，在信息科技日新月异、武装攻击能精确制导的时代 ，“地面力量的首要性 ”因素将逐渐变为历史陈迹。单位间的胜负并不以地面决战和全面征服敌对单位来决定。具备足以沉重打击对手经济基础和政治秩序的能力 ，并不受水体或陆地边界因素所限制。能力强大的大国可以超越水体 ，对遥远的陆权国家构成巨大压力。反而能力低下的陆权大国 ，会面临被包围的危机。这种情况超越了地缘 ，回归到华尔兹的原始模型。
也就是说 ， 真正的“大国 ”还是自由移动的分子 ，其“位置 ”主要仍由能力来决定。美国只需考虑其对所有大国实力总和的相对优势是否减少 ，如果其实力差距仍在加大 ，个别国家在某区域内对邻国的优势并不影响美国的安全。因为美国实力领先加大 ，意味着其他区域霸权的难产 ，它们只能继续“卸责 ”甚至“搭便车 ”，以赢取绝对利益为优先。超强则可以随意选择制衡或卸责。反之 ，如果美国优势不大 ，则他国选择制衡美国便有利可图。对美国盲目扩张的限制不仅是地缘因素 ，更重要的是华尔兹的“过多权力 ”。 第二 ，依照上述推论 ，地缘因素应该算是新现实主义运用于不同区域的重要补充 ，但可能也是一种化约论补充。因为地缘因素毕竟是单位本身的属性。只有当地缘因素确实主
导了能力分布的方向时 ，才有可能在抽象的层次上提升它的理论地位。依照本文对东北亚、中亚的讨论 ，地缘因素毕竟还没有出现华尔兹所说的规律性。
不过 ，地缘因素的提出和验证却正好显示简约抽象的新现实主义本身存在不少缺口。例如 ，干扰地缘因素效果的极数估计问题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单位层次抗拒体系压力问题 ，都不宜归因于米尔斯海默进攻性模型的失败。这些缺口其实埋藏在华尔兹的原始模型之中。毕竟米尔斯海默有关地缘因素的修正虽强调了陆权首要、离岸平衡与大国进攻性原则 ，但其基础仍是华尔兹的架构。像美国无视水体阻隔介入中亚 ，促成中俄接近 ，不仅与米尔斯海默的预期相左 ，更违背了华尔兹“过多权力 ”原则的警告。实际上 ，华尔兹原始模型本身就曾承认 ，单位层次的因素对国际政治的结果会有不同比例的影响。成功的政治家的杰出之处就是偶尔能抗拒结构的挤压。至于超强可能违背结构、地缘的命令 ，依据国内斗争的需求与理念幻想任意妄为 ，这种行径不仅在现实上是可能的 ，盲目追逐“过多权力 ”是否会受到诸大国制衡 ，也要根据体系极数的判断而定。如果超强自认为国际政治将转换为帝国体系 ，便没有华尔兹“社会化 ”的压力或米尔斯海默结构制裁的问题。此时 ，超强单位的能动性 ( agency)将达到极大 ，“国际政治 ”也有被取消的危险。除了超强单位 ，体系其他单位的行动也可能与地缘指令相悖。本文中韩国、日本、中亚各国的个别领袖或政治气氛也可能是大国选择制衡或卸责的重要因素。正是因为中、日两国的单位层次因素 ，才使美国能操作卸责。韩国和中亚的单位因素又使它们没有选择抵制陆权大国 ，因为其领袖或新兴民意有与结构压力不同的考虑 ，使“离岸平衡手 ”无法笼络。理论建设方面 ，本文认为地缘因素因为关注具体的历史案例 ，提供了研究者充足的契机去审视新现实主义原本抽象的框架。特别是它引导人们去思考化约理论当中可能保留的缺口。这类缺口 ，包括单位层次的能动性、对极数的不同观察与衡量等等 ，其实华尔兹也已经认识到了。或许正因如此 ，华尔兹不仅保留了这些理论缺口 ，也将验证的难度放松 ，不诉诸波珀 ( Karl R. Popper)的证伪论 ，而改以解释的“有用性 ”来衡量理论价值 ， 使一个理论的客观地位存在着永久的不确定性。 同时 ，华尔兹接受了理论的建构性和艺术性 ，而未如米尔斯海默般采取近似反映论的方法论、本体论观点 ，也较能避免决定论的批评。换句话说 ，米尔斯海默改良新现实主义 ，把物质性的因素与结构性力量——包括地缘因素——的制约推得太远 ，不仅使研究者有机会正视新现实主义理论本身的缺口 ，还提醒人们 ，华尔兹很可能也意识到这些缺口 ，所以才为理论预留创造性的模糊。
第三 ，本文认为地缘因素的介入还在本体论等层次上促进了下列反思。
首先 ，地缘因素被米尔斯海默赋予接近结构的重要地位 ，应使人重新思考占据位置的单位国家的存在性质。地缘分析在实证方向上将单位国家存在的自然性、恒久性做了强化 ，甚至有接近 19世纪地缘政治学的有机体论和“生存空间论 ( lebensraum ) ”的色彩。华尔兹“自由分子 ”的模型虽无须直接为此负责 ，但整个新现实主义的国家单一行动者假定 ，却硬化了地缘思考中单位自成、自律、永恒的思维定势。此种趋势很容易陷入决定论的误区。 其次 ，米尔斯海默驳斥观念因素的作用时 ，有力地提示了“民族主义 ”作为现代国际政治最强大的意识形态。其本意是要将领土国家自然主义化 ，还是认为这个观念性因素可能导致海陆大国违背结构指令 ，从事跨水体的利益极大化行为 · 我们还没看到米氏给出进一步回答。
最后 ，国际关系学者们应该关切理论本身的伦理性和实践性作用。米尔斯海默比华尔兹更强调国际政治理论应该指导外交政策 ，但是其地缘因素建议却尚未达到客观规律所需
的保证。那么与华尔兹相比 ，米尔斯海默改进的理论本身就更像是国际政治的一个行动者 ，引导着我们观察实在 ，并从事判断。于是 ，它最终是协助了区域霸权巩固领导地位 ，并同时使“离岸平衡手 ”自我节制 ，也使其他大国相信“离岸平衡手 ”的自制 ，不约而同地选择“搭便车 ”而非“制衡 ”呢 · 或者它虽指出了区域霸权的稳固位置 ，却让其他大国危机感更深 ，而力图增加权力并最终要制衡霸主呢 · 笔者相信 ，这才是“大国政治的悲剧 ”是否兑现的关键所在。
文档来源：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