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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讲姚江之学者，自夏峰二曲外，尚有姚江书院一派。姚江书院者，余姚沈国模所辟，与同时史孝咸管宗圣讲明良知之所也。此派学者除沈、史、管外，尚有韩孔当、邵曾可、邵廷采、王朝式等，分别述之于下：沈国模字求如，余姚诸生。尝从海门周汝登问学，既而与刘宗周会讲证人社。归辟姚江书院，与史孝咸管宗圣辈，申明良知之说，或以其学近禅，而言行敦洁，与徒逞口说者不同也。顺治十三年卒，年八十二。史孝咸字子虚，余姚人。继国模主讲书院，谓：“良知非致不真”，又谓：“空谈易，对境难，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精察而力行之，其庶乎?”彭绍升《沈先生国模传》顺治十六年卒，年七十八。管宗圣字霞标，余姚人。为人孝友忠亮，强气自克；一言一动，必准于礼，乡人多化之。崇祯十四年卒，年六十四。王朝式字金如，山阴人。沈国模之弟子也。尝与证人社，刘宗周主诚意，朝式笃守致知曰：“学不从良知人，必有诚非所诚之弊。”由是会者往往持异同，从宗周之学者，多以沈史为禅学，宗周尝致书规之，顺治初年卒，年三十八。韩孔当字仁父，亦国模弟子也，国模既老，孔当继之讲学。其说兼综诸儒，以名教经世，兢兢儒佛之辨。临讲必默对良久，始发语，颇感听众。疾亟，谓门人曰：“吾于文成宗旨，觉有新得：简点形迹，终无受用；识之!”彭绍升《沈先生国模传》邵曾可字子唯，亦余姚人，史孝咸弟子也。为人孝友恺弟。初姚江书院之立也，里人多迂笑之，曾可厉色曰：“不如是，便虚度此生。”遂往学。同侪请业者，多辨难，唯曾可默然竟日。初以主敬为学，后专提致知。尝曰：“吾乃今知知之不可以已，日月有明，容光必照；不尔，日用跬步，鲜不贸贸矣。”彭绍升《沈先生国模传》师事孝咸甚谨，以笃实为同侪推重。顺治十六年卒，年五十一。曾可孙廷采，字允斯，又字念鲁，学者称念鲁先生。早岁即从韩孔当学。孔当卒，书院诸先生相继殁，念鲁抱遗书于荒江斥海之滨，守其师说不变。尝谓：“阳明之四无，无极之宗也；龙溪之四无，常无之妙也；不得引龙溪以病阳明。”邵晋涵《族祖邵先生廷采行状》河间李塨贻书论明儒同异，廷采答曰：“致良知，主诚意，阳明而后．愿学蕺山。”同上其自信如此。时程朱之学渐胜，人虽敬廷采之为人，而颇异其所学，无信从之者。廷采私念师友渊源，将及身而斩也，乃思托著述以自见。以阳明扶世翼教，作《王子传》；蕺山功主慎独，忠清坚苦，作《刘子传》；王学盛行，务使合于矩镬，作《王门弟子传》；金铉、祁彪佳、黄宗羲、张兆鳌等，奉守师说，作《刘门弟子传》；又作《宋明遗民所知传》及倪文正施忠愍诸传。门人刻其遗文，为《思复堂集》二十卷，又《姚江书院志略》凡四卷。康熙五十年卒，年六十四。
一百三十六 王夫之与张尔岐
一王夫之传
王夫之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明亡，隐居于湘西之石船山，学者称船山先生。夫之幼颖慧，崇祯十五年夫之年二十四举于乡。次年张献忠陷衡州，招降士绅。其不屈者，缚而投诸湘江；夫之走匿南岳双髻峰下。贼执其父以为质，夫之自赘面刺腕，傅以毒药，为重创状，舁往易父，贼见其遍创也，免之，父子俱以计得脱，复往岳峰。崇祯十七年夫之年二十六，李自成陷北京，庄烈帝殉社稷，夫之作《悲愤诗》，涕泣不食者数日。翌年顺治二年，夫之年二十七，清兵下金陵，唐王称号，使何腾蛟屯湖南，堵胤锡屯湖北。两人不合，夫之忧之，顺治三年夫之年二十八，至湘阴上书于监军章旷，请调和南北两军，防溃变。旷不能用，诸镇卒奔覆。顺治四年夫之年三十，清师下湖南。次年，夫之与友人管嗣裘，举兵于衡山，战败军溃，由耒阳、永兴、桂阳、郴州走桂林，遂至肇庆；复由浈阳峡过清远，仍还肇庆。是时桂王已建国于肇庆，瞿式耜特疏荐之，夫之以丁父忧，请终制。既服阕，即起就行人司行人。时国命所系，则瞿式耜与严起恒；然纪纲已大坏，朝端有吴党、楚党之分。主吴
者为朱天麟、张孝起、吴贞毓、堵胤锡、王化澄诸人，主楚者为金堡、丁时魁、刘湘客、袁彭年、蒙正发诸人。又其时李成栋新附于桂王，政皆决于其子元胤等；五人附之，吴党目为“五虎”。桂王在梧州，贞毓等十四人，合疏攻五虎，下湘客等于狱，将置之死，夫之约管嗣裘走告严起恒曰：“诸君弃坟墓，捐妻子，崎岖从义，而以党人杀之，则志士将解体，谁与共危亡者?”起恒感其言，力请于廷，贞毓等并恶之。是时化澄已为言者劾去，贞毓等请召还，因与合攻起恒；夫之亦三上疏劾化澄，化澄恚怒，必欲杀夫之，会有降帅高必正者救之，得免。返桂林，复依瞿式耜，闻母病，间道归衡时顺治八年，夫之年三十三，至则母已先没。其后瞿式耜殉节于桂林，严起恒受害于南宁，夫之知势愈不可为，遂决计老牖下。已而缅甸亦覆没，夫之益自晦匿，浪游于浯溪、郴州、耒阳、晋宁、涟邵间，所至人士慕从，辄辞去。最后归衡阳之石船山，筑土室名目“观生居”，晨夕杜门，专力著述。康熙十七年夫之年六十岁，吴三桂称号于衡州，其党有知夫之名者，属为《劝进表》。夫之曰：“亡国遗臣所欠一死耳!今安用此不祥之人哉。”遂逃入深山，作《祓褉赋》。康熙三十一年卒，年七十四。夫之家贫，著书纸笔多取给于门人故旧，书成因以付之，其收藏于家者甚少。且夫之自居逸民，窜身獞猺，敛迹匿影，当世鲜知之者，故亦无大力为之收辑，是以书多散亡。道光二十二年，邓显鹤、邹叔绩始刻《遗书》，共成百八十卷。咸丰四年，板毁于火。同治初年，曾国荃复出资重刊，广为搜辑，合以邹氏旧刻，共成二百八十八卷，同治四年，成于金陵；即今流传之《船山遗书》也。惜散佚之书尚多耳。
二夫之黜明崇宋之精神
夫之治学大侣：一、黜陆王而尚横渠；二、信易象而反图书；三、明天道而排五行。服膺宋张载之说，对于程、朱亦颇推重，惟深恶明王守仁之说，因之于陆九渊亦加攻击，盖纯然明学之反动也。其攻陆王之言曰：“质以忠信为美，德以好学为极，绝学而游心于虚，吾不知之矣；导天下以弃其忠信，陆子静倡之也。”《思问录内篇》又曰：“先难则愤，后获则乐，地道无成，顺之至也；获与否，无所不顺，其乐不改，则老将至而不衰。今之学者姚江之徒，速期一悟之获，幸而获其所获，遂资以佚乐，佚乐之流，报以惰归之戚，老未至，而耄及之，其能免乎?”《思问录内篇》又曰：“欲速成之病，始于识量之小，识量小，则谓天下之理，圣贤之学，可以捷径疾取而计日有得，陆象山、杨慈湖以此诱天下，其说高远，其实卑陋苟简而已。”《俟解》又曰：“侮圣人之言，小人之大恶也，姚江之学出，横拈圣言之近似者，摘一字一句，窜入其禅宗，尤为无忌惮之至。”《俟解》陆王学派之末流，绝学猖狂，妄求顿悟。夫之所论，颇中其弊。惟夫之虽力辟陆王，而于宋五子，除于邵雍略有微辞外，余颇推崇之，而于张载之《正蒙》，尤神契焉；其精神盖欲挽明以返诸宋焉。尝谓：
宋自周子出，而始发明圣道之繇，一出于太极，阴阳，人道生化之终始，二程子引而伸之，而实之以“静一诚敬”之功。然游谢之徒，且岐出以趋于浮屠之蹊径；故朱子以“格物穷理”为始教，而檠括学者于显道之中。乃其一再传而后，流为双峰勿轩诸儒，逐迹蹑影，溺于训诂，故白沙起而厌弃之，然而遂启姚江王氏“阳儒阴释”诬圣之邪说，其究也，为刑戮之民，为阉贼之党，皆争附焉。而以充其无善无恶，圆融理事之狂妄，流害以相激而相成，则中道不立，矫枉过正，有以启之也。人之生也，君子而极乎圣，小人而极乎禽兽，然而吉凶穷达之数，于此于彼未有定焉。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则为善为恶，皆非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下焉者，何弗荡弃彝伦，以遂其苟且私利之欲。其稍有耻之心而厌焉者，则见为寄生两间，去来无准，恶为赘疣，善亦弁髦；生无所从，而名义皆属沤瀑，两灭无余，以求异于逐而不反之顽鄙。乃其究也，不可以终日，则又必佚出猖狂，为无缚无碍之邪说，终归于无忌惮。 自非究吾之所始，与其所终，神之所化，鬼之所归，效地天之正，而不容不
惧以终始，恶能释其惑而使信于学。故《正蒙》特揭阴阳之固有，屈伸之必然，以立中道，而至当百顺之大经，皆率此以成。故曰：“率性之谓道，天之外无道，气之外无神，神之外无死，死不足忧，而生不可罔，一瞬一息，一宵一昼，一言一动，赫然在出王游衍之中，善吾伸者，以善吾屈，然后知圣人之存神，尽性，反经，精义，皆性所有之良能，而为职分之所当修，非可以闻见所及而限为有，不见不闻而疑其无，偷用其蕞然之聪明，或穷大而失居，或卑近而自蔽之可以希觊圣功也!”呜呼!张子载之学，上承孔孟之志，下救来兹之失，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圣人复起，未有能易者也。学之兴于宋也，周子得程子而道著，程子之道广，而一时之英才，辐辏于其门．张子敩学于关中，其门人殆未有庶者；而当时钜公耆儒，如富，文，司马诸公，张子皆以素位隐居，而末繇相为羽翼；是以其道之不行，曾不得与邵康节之数学相与颉颃，而世之信从者寡；故道之诚然者不著，贞邪相竞，而互为畸胜，是以不百年而陆子静之异说兴；又二百年而王伯安之邪说熔；其以朱子格物道问学之教争负胜者，犹水之胜火，一盈一虚，而莫适有定。使张子之学晓然大明，以正童蒙之志于始，则浮屠生死之狂惑，不折而自摧；陆子静、王伯安之蕞然者，亦恶能傲君子以所独知，而为浮屠作率兽食人之伥乎???张子之学无非《易》也，即无非《诗》之志，《书》之事，《礼》之节，《乐》之和，《春秋》之大也，《论孟》之要归也。??张子言无非易，立天，立地，立人，反经研几，精义存神，以纲维三才，贞生而安死，则往圣之传，非张子岂谁与归?呜呼!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张子之功，又岂非疏洚水之歧流，引万派而归虚，使斯人去昏垫，而履平康之坦道哉???《张子正蒙注序论》
其尊崇张载，排斥陆王，可谓至矣!清初学者大抵以程朱为归，夫之之盛推张载，亦其时稍异之点也。
三夫之关于《易经》之学说
夫之推尊张载，而谓“张子言无非《易》”，故亦特重《易经》；尝谓：“《周易》者，天道之显也，性之藏也；圣功之牖也；阴阳动静幽明屈伸诚有之，而神行焉；礼乐之精微存焉；鬼神之化裁出焉；仁义之大用兴焉；治乱吉凶生死之数准焉；故夫子曰：‘弥纶天下之道，以崇德而广业者也。，真?”自朱子虑学者之骛远而忘迩，测微而遗显，其教门人也，以《易》为占筮之书，而不使学，盖亦矫枉之过。??”《张子正蒙注序论》由此可见注意之切矣。夫之说《易》之书，有《内外传》及《周易稗疏》诸书，大旨不信陈抟之学，亦不信京房之术，于先天诸图，纬书杂说，皆推之甚力。其论先天之学曰：
《易》言：“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以圣人之德业而言，非谓天之有先后也。天纯一而无间，不因物之已生未生有殊，何先后之有哉?先天后天之说，始于玄家，以天地生物之气为先天，以水火土谷所生之滋生之气为后天，故有“后天气接先天气”之说，此区区养生之琐论尔。其说亦时窃《易》之卦象附会之，而邵子于《易》亦循之，而有先后天之辨，虽与魏，徐，吕，张诸黄冠之言气者不同，而以天地之自然为先天，事物之流行为后天，则抑暗用其说矣。《思问录外篇》
又论《河图洛书》曰：
《河图》明列八卦之象，而无当于《洪范》，《洛书》顺布九畴之叙，而无肖于《易》：刘牧托陈抟之说，而倒易之，其妄明甚。牧以《书》为《图》者，其意以谓《河图》先天之理，《洛书》后天之事，而玄家所云：“东三南二还咸五，北一西方四共之”，正用《洛书》之象，
而以后天为嫌，因易之为《河图》，以自旌其先天尔，狂愚可不谬哉!《思问录外篇》
先天，后天，《河图》，《洛书》之学，本道士养生家之所言，胡渭等已备论之矣，夫之生当渭前，窜身獞猺，学无师承，且以倾心宋学之人，而于此等伪托之说，竟能明辨其伪而辟之，诚不愧为具有卓见之学者矣。又其论京房、邵雍之学贻害后世曰：“京房背焦赣之师说，以崇纤纬，邵康节阴用陈抟之小道而仿丹经，遂使‘天一生水’云云之遁辞，横行天下，人皆蒙心掩目奉之为理数，??是释经之大蠹，言道之荆棘也。不容不详辩之。”《周易稗疏卷三》“不容不详辩之”一语，亦足见夫之精神之可敬矣。
四夫之论五行生克及其治学精神
五行阴阳之说，笼罩中国思想界凡数千年，聪明才智之士，每不加以考核，而辄附和其说；是以愈演愈奇，举凡天时人事，莫不可加以五行之说明，穿凿傅会，大为学术思想之障。夫之对于五行从来相沿之说，虽未完全攻击，而于世俗相传“生克”之论，则深不谓然：生克之说为后来言五行者之关键，一切惑世邪说皆从此衍出；生克之说不能成立，则世俗五行之论，亦不攻自破矣。其言曰：
证金克木，以刃之伐木；则水渍火焚不当坏木矣。证木克土，以草树之根蚀土；则凡孳息其中者皆伤彼者乎?土致养于草树犹乳子也，子乳于母岂刑母耶?证土克水，以土之堙水则不流，是鲧得顺五行之性，而何云“汨乱”；土壅水，水必决，土劣于水明矣。证水克火，以水之熄火；乃火亦熯水矣，非水之定胜也。且火入水中而成汤，彼此相涵而固不相害也。证火克金，以冶中之销铄；曾不知火炀金流，流已而固无损，固不似土蕴水渍之能蚀金也。凡为彼说，皆成戏论，非穷物理者之所当信。《思问录外篇》
夫之于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之说，论其证据之薄弱，不能成立；以见为是说之矫揉凑合，其不足信也明矣。又自来谈五行者，每喜以五行与各事各物比拟配合，而曰某也金，某也木，某也水，某也火，某也土，尤属玩戏之至，而世人竟有信之不疑者。夫之辟之曰：“天地非一印板，万化从此刷出，拘墟者自不知耳。”《思问录外篇》盖以五行岂尽足以解释宇宙，可见谈之者违背自然，为妄举矣。综观以上所举，可知夫之思想之伟大清澈，迥非常人所可几及也。至其治学方法，虽不如后来学者之精，然而言必征实，意必近理，求变以明用，其精神已开科学研究之端绪矣。尝曰：
谓天开于子，子之前无天；地辟于丑，丑之前无地；人生于寅，寅之前无人；吾无此邃古之传闻，不能征其然否也。谓酉而无人，戌而无地，亥而无天，吾无无穷之耳目，不能征其虚实也。吾无以征之，不知为此说者之何以征也，如是其确也?考古者以可闻之实而已，知来者以先见之几而已。《思问录外篇》
此可见夫之怀疑精神，与其征实态度矣。又尝谓：“天下之物理无穷，已精而又有其精者，随时以变而皆不失于正；但信诸己而即执之，云何得当?况其所为信诸己者，又或因习气，或守一先生之言，而渐渍以为己心乎?”《俟解》此其精神已渐近于科学研究之态度矣。夫子亦颇能实行其言而无愧，故《遗书》所载，皆不落习气，不守一先生之言也。
五张尔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