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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2000年中国经济史研究述评·先秦、秦汉
形态及其变革，土地赋税制度
殷周社会性质：在1999年底天津举行的“社会形态及相关学术研讨会”上，中国早期社会性质是讨论的焦点之一，会后也陆续有争鸣文章刊发。朱凤翰《从生产方式看商周社会形态》（00/2）提出，如果保留“封建社会”的提法，则中国古代典型的封建社会应是西周，商后期社会不宜称奴隶社会，但是否封建制度，仍不明朗。战国以后社会应从“封建社会”这一名词脱离开。晁福林也主张中国没有经历奴隶社会，但他认为商代是氏族封建制的典型阶段（商代社会性质研究/史学理论研究99/1）。王和提出《从突破部族社会桎梏的意义认识周初变革》（史学月刊/00/3）。董立章认为《西周并非实行种族奴隶制》（华南师大学报00/2），因为殷周同祖，三代实行的是战俘奴隶制。李根蟠从《齐语》和《小匡》的有关记载比较切入，论证了西周的士农区别，指出当时的“士”是封建等级制下的下层贵族。（从《齐语》和《小匡》看周代的士农关系——“西周士为自由民”说质疑/中国经济史研究99/4）。
战国秦汉的社会变革：李根蟠系统地论述了《春秋战国农民份地的私有化和地主制经济的形成》（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增刊）。黄今言比较深入地了《汉代庶民地主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同前）。此外还有傅兆君的《论春秋战国时期城乡对立运动的发展与经济制度的创新》（中国史研究99/4）和叶行昆的《论商鞅变法与制度创新》（财经研究99/2）。
社会组织：林甘泉论述了《秦汉帝国的民间社区和民间组织》（新燕京学报00/5），指出乡里具有基层行政组织与民间社区的双重角色，分析了民间社区的公共生活、自治功能及其与封建国家的关系。王彦辉探讨了《汉代豪民与乡里政权》（史学月刊00/2）的关系。马新《记两汉乡村社会中的宗族》（文史哲00/4）认为，两汉宗族是以父权血缘为纽带而形成的宗法共同体，把持乡里，州县行政，成为相对独立的、集政治、经济、武装于一体的社会单位。它是一把双刃剑，它的势力的发展是导致了东汉王朝瓦解的重要原因。仝晰纲也探讨了《春秋战国时期乡村社区的变异及其社会职能》（文史哲99/4）。
土地制度
：袁林推出了《两周土地制度新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00/1)，该书涉及广泛的方面，力图从新的角度提出和论述新的问题，除绪言外，全书29?3万字，分六章，依次为：所有制理论问题(包括所有制问题、社会形态问题、前资本主义公社问题)、西周土地制度研究、春秋战国时期土地制度的变革、战国土地制度研究、“井田”论研究、国家授田制的演化和最后消亡。
李学功的《世纪回眸：井田制问题的再认识》（青海师范大学学报/99/1），肯定了井田制的存在。赵云旗进行了《中国土地买卖起源再探讨》（学术月刊99/1），根据陕西岐山出土的铜器铭文，认为中国土地买卖起源于西周中叶恭王时期，发展于商鞅变法之后。
赋税财政制度：
“初税亩”这个老话题又有新争议。晁福林《论“初税亩”》（ 文史哲99/6）认为，春秋时期鲁国的“初税亩”与当时该国的政治发展密切相关，它只是谋划中的事，并未付诸实施。鲁国土地赋税制度的真正变革，是春秋晚期的“用田赋”。 尚友萍主张“初税亩”是对私田中的休闲田和非休闲田一律收税，从而改变了以前只征收一夫百亩的税制。（论“初税亩”/河北大学学报00/6）。刘雪河则认为《先秦实物地租并不起源于“初税亩”》（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99/1）。李根蟠《周人“百亩而彻”解》（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99/4），指出“彻”法是周代实行的与土地规划分配相联系的、有固定税率的一种租税制度。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它是与公田私田划分相联系的限额劳役地租制，这时候的“彻”法也就是“藉”法或“助”法。春秋中期以后，税亩制代替了藉田制，地租形态变了，但“彻”法的一些基本特点仍然保留，“彻”的名称也延续了下来。黄天华《论秦代赋税结构及其变革》（广东社会00/6）认为秦代首创赋税与徭役并行制，田租、口赋和徭役是其三大支柱。这方面的文章还有：刘源/商代祭祀所用牺牲的纳贡与征收/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一辑1999；黄天华/论秦代赋税结构及其沿革/广东社会科学00/6；沈颂金/秦代漕运初探/中国经济史研究00/4；李桓全/也谈两汉田税的征收方式——与臧知非先生商榷/江西师范大学学报00/1（文章批评了两汉“亩收三升，按百亩征收”的说法）等。
商品与市场
涉及先秦的文章有：李晋凤/尧文化与平阳商人/运城高等专校学报00/4；杨升南/徐祗朋/邢台地区商文化中的商品经济/史学月刊99/1；李雪山、黄延延/商代商品贸易探微/殷都学刊99/2；周代借贷性质的转变/松辽学刊00/2等。
涉及秦汉时代的文章有：李埏/论古代商人阶级的兴起——读《史记?货殖列传》札记/中国经济史00/1；缪坤和/《史记?货殖列传》所展示的分工与商品经济析论/思想战线00/6；黄今言/论两汉时期的集市贸易——以乡市、里市研究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99/4；朱德贵/秦汉时期市场的多层级性/安庆师范学院学报00/6；陆建伟/秦汉时期市籍制度初探/中国经济史研究99/4；王刚/汉代“市租”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00/4等。
农业与环境
农业起源与原始农业：
专著有严文明的《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科学出版社，2000年8月)，收集作者有关文章47篇。关于这方面的论文以《农业考古》最为集中。该刊每期都有“农业考古发现与研究”、“稻作起源研究”等专栏，有时还有特辟的专辑，如1999年第3期有“纪念马家浜文化遗址发现40周年专辑”，2000年第1期“中石期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选辑”也牵涉早期农业，等等。限于篇幅，这里只介绍该刊以外的有关文章。安志敏的《中国稻作文化的起源和东传》（文物99/2）列举了稻作起源说种种，指出不论“阿萨姆—云南”说或“东亚半月弧”说，都不象长江中下游说那样富有考古学物证的支持。文中有中国史前栽培稻出土统计表，计有137项。朱乃诚的《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的新发现和新思考》（东南文化/99/3），依据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的新发现，提出稻作农业的起源和早诜⒄剐问绞侵行钠鹪础⒈咴捣⒄沟目捶ǎ?吹咀髋┮荡笤荚诠???0000年起源于食物来源充足的中国南方腹心地带，于公元前
7000年后发展于“富裕的食物采集文化”区边缘的两湖平原西部地区和钱塘江地区，并逐步向淮河流域推进。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文还有：郭雁冰/江淮东部地区新石器时代农业经济浅析/中国农史00/1；沈志忠/我国原始农业的发展阶段/中国农史00/2；向安强/原始稻作农业形态探研/中国农史99/2；张锴生/中国最早的稻作与稻作农业中心/中原文物00/2；程世华/试析良渚文化农具“千篰”的用途/古今农业00/4等。
先秦农业：
高光晶的《释“[上“劦”下“口”]田”》（ 文史99/4）认为“[上“劦”下“口”]田田”是祭神与农耕的结合词。李根蟠《从银雀山竹书看战国亩产和生产率》（中国史研究99/4），考证战国粮食亩产量可达每周亩二大石，劳动生产率已能做到“民食十五之谷”的水平，比西周有大幅度提高；又指出中国上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业生产力提高，并不伴随着每个农户所能负担耕地的增加，而是主要表现在粮食亩产量的增加。此外还有杨钊的《先秦时期的渔捞业》（农业考古99/1）、《先秦时期的园艺、林业、蚕桑生产技术》和《商周时期的林业》（农业考古/00/3），倪根金的《由<诗经>探索周代森林和林业的发展》（农业考古99/1），凤良的《<诗经>所见的麦子种植》（历史地丛99/2），郭睿姬的《<诗经>中周代水资源和水生动植物资源及开发利用》（农业考古/00/3）。
秦汉农业：
张齐政《从古代农书看公元前一世纪西汉与罗马的农业生产水平》（中国农史99/2），指出汉代中国与罗马，都是以农为本、以农立国，农业生产水平有着明显的提高，西汉农业生产水平超过了罗马，在农业思想上双方都有自己独特的方面；但中国长时期实行的是主谷制农业，而罗马却无意识地做到了植物生产与动物生产之间的基本平衡，奠定了以后的不同发展方向。杨生民根据大量考古资料，翔实地论证了《东周秦汉时期犁与耕作方式的变化》（首都师范大学史学研究1辑）。陈国灿的《“火耕水耨”新探——兼论六朝以前江南地区的水稻耕作技术》（中国农史99/1），认为“火耕水耨”源于“水耕水耨”。此外还有：朱宏斌、樊志民/秦农业地域与生产结构之演替/古今农业/00/1；赵淑玲、昌森/论两汉时代冬小麦在我国北方的推广普及/历史地理论丛99/2；杨际平/再谈汉代的亩制与亩产——与吴慧先生商榷/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00/2；禹平/论秦汉时期的养马技术/史学集刊/99/2）。
作物名实考辨：
先秦秦汉古籍中的“稷”是什么作物，唐宋以来争讼不息。李根蟠、吴舒致回顾了争论的缘起和演变，从穗形、播种期、生育期，读音，字源，作为“五谷之长”的地位等方面提供了《古籍中稷是粟非穄的确证》（农业00/5；李根蟠/稷粟同物，确凿无疑——千年悬案“稷穄之辨”述论/古今农业/00/2）。但马瑞江的《稷名实考》（中国农史00/4）认为“稷”是高粱。沈志忠的《先秦两汉粱秫考》（中国农史99/2）则认为粱秫即高粱。
环境变迁与资源保护：
气候史方面，李春海了《西周末期的干湿状况》（中国农史00/3），根据敦德冰心记录和金田泥炭记录推断西周末期为暖期，并进一步结合和考古学资料佐证，确定西周为暖湿期或非连续干旱期。徐云峰根据甲骨文的资料《再论“雪”字的由来及商末气候的变迁》（古今农业/99/2）。周伟作了《商代后期殷墟气候探索》（地丛99/1）。生态思想史方面，李根蟠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先秦保护和合理利用资源的理论》（古今农业99/1），并对其理论基础和意义作了探讨。另有郭文韬/《月令》中的生态学思想初探/古今农业00/1；胡远鹏、宫玉海/从《诗经》《山海经》看中国古代的环境保护/文史杂志99/5。灾害史方面，杨振红作了《汉代自然
灾害初探》（中国史研究99/4），黄今言等作了《汉代自然灾害与政府赈灾形迹年表》（农业考古/00/3），朱晓红论述了《先秦诸子的抗灾赈灾措施》（史学月刊/00/3）。此外还有：黄渭金/试论河姆渡先民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农业考古/99/1。
民族与地区经济
农牧界线与民族经济：
白音查干阐述了《最初人为农牧分界线的确立》（历史地理论丛00/1）。他通过对赵长城和秦长城的实地考察和对比研究，发现赵长城是中原农耕势力向北拓展时修筑的，更多考虑了可耕地的括入，从而有天然农牧分界上建立了人为的农牧分界线。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唐晓峰根据山陕北部发现的鬼族考古遗存提出《鬼方：殷周时代北方的农牧混合族群》（历史地理论丛00/2），指出鬼族之后，战国匈奴出现之前，在山陕北部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骑马游牧民族。自新石器时代始，今山陕北部长期以来是原始农业的分布地区，后因气候变化，逐渐演变为半农半牧区，遂以这种形式长期与晋南的农业区相对峙，其间出现比较稳定的半农半牧地区与纯农区的分界线，即后来司马迁所说的龙门—碣石线。张元诚分析了《西汉时期汉人流落匈奴及其影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00/2）。还有人进行了《两汉楼兰道研究》（西域研究99/3）。
地区经济：
主要成果有黄今言主编的《汉代江南经济述略》（江西人民出版社99/5），全书分概说，人口、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农业经济的开发及其区域特征，手成就及其与中原的关系，运输业的开拓和管理，城市兴起与商业的演进，赋役征课与人民的反抗斗争等7章，计23.5万字。这是该论题的第一部专著。论文中亦不乏颇有新意者。如李小波的《盐铁经济与汉末巴郡分化》（中国经济史研究00/1），把行政区划史与社会经济史联系起来考察。朱世陆的《汉武帝时期江南、岭南经济地位的变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00/1），从与经济的作用与反作用的角度，探讨汉武帝加强对江南与岭南控制前后，江南与岭南经济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地位的变迁。周万利据考古发掘资料，阐述了《战国秦汉时期西南铁农具的传播与分布》（西南师范大学学报00/1）。淮河流域经济的研究颇受重视，有关论文有任重的《两汉时期淮河流域农业经济在全国国民经济中地位的探讨》（农业考古/99/1），李修松的《两汉时期淮河流域农业生产述论》（同前）和《西周时期淮河流域工商业及交通简论》（安徽史学99/3）。《农业考古》00/3刊登了向安强的长篇论文《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农业探析》的第二部分。有关论文还有：岳庆平/汉代岭南农业的地域差异/史学月刊/00/4；王社教/论西汉定都长安与关中经济发展的新格局/历史地理论丛99/3；刘玉堂、边湘义/夏商时期湖北地区的农业经济与文化/社会科学动态00/12等。
思想及其他
先秦经济思想以《管子》为多。陈永汉的《管子——杰出的经济管家》（经济管理出版社99/11）包括四部分：一、绪言；二、管子与《管子》；三、杰出的经济管理学家；四、《管子》简注及大意解说。全书计72.6万字。曹俊杰作了《管仲与色诺芬经济思想之比较》，包括两人对财富、劳动分工、货币、价格等方面认识的异同。于清华论述了《<管子>的市场和市场调节思想》（河北经贸大学学报99/1）。杨善群考证了《<管子?轻重>的写作与源流》（管子学刊/00/2）。《管子学刊》还有多篇研究《管子》经济思想的文章。浙江财经学院财政系课题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