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唐以后“以笔法为中心”的书法技法体系的构建(作者:赵熙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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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可以明确看出这里的“藏锋”也是指用笔“沉、涩”的状态。而文中还说:“不涩则险劲之状无由而生也,太流则便成浮滑,浮滑则是为俗也。”这一句更加明确了用笔“沉、涩”的审美要求。 14

除了上文所引的几篇书论外,描述“藏锋”一词含义最为明确的要数成文于晚唐时期托名颜真卿的书论《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了。 15这篇书论这样描述:

敢问长史神用执笔之理,可得闻乎?”长史曰:“予传授笔法,得之于老舅彦远曰:‘吾昔日学书,虽功深,奈何迹不至殊妙。后问于褚河南,曰:“用笔当须如印印泥。”思而不悟。后于江岛,遇见沙平地静,令人意悦欲书。乃偶以利锋画而书之,其劲险之状,明利媚好。自兹乃悟用笔如锥画沙,使其藏锋,画乃沉着。当其用笔,常欲使其透过纸背,此功成之极矣。”真草用笔,悉如画沙,点画净媚,则其道至矣。如此则其迹可久,自然齐于古人。但思此理,以专想功用,故其点画不得妄动。子其书绅。’ 16先抛开这段话中的人物角色,我们可以得出这样几个信息:(1)据描述,陆彦远一开始不理解褚遂良所说“印印泥”的意思,直到后来偶见沙平地净,以利锋画而书之才明白,因此“印印泥”与“锥画沙”是对同一用笔的比喻。(2)锥画沙因为“藏锋”写出的笔画才显得沉着,沉着是作者达到的效果,而“藏锋”是笔画沉着的原因。(3)从“当其用笔”一句可以看到,作

者把因“锥画沙”悟到的笔法用到书法上,使力透纸背才算“功成之极矣”。(4)此处“藏锋”必不指“锋藏不露、灭迹隐端”的意思。在这个比喻中,“藏锋”指以锥锋“深入”沙中,平移到书法用笔上便是以笔锋入纸,接近我们现在所讲的“笔锋杀纸”或者“用锋”。这点从这篇文章本身看定无异议。

而到了宋代,“藏锋”一词的原义逐渐蒙昧,开始被用作描述笔锋“藏而不露”的意思,此时,“出(露)锋”一词紧跟着出现了。

以书学精审著称的姜夔在《绛帖评》中评张芝《冠军》等四帖时就说:“以上四帖皆经长史或藏真手临。藏锋圆劲如篆笔,所谓‘锥画沙’者也。长史尝以此法授颜平原,平原授藏真,柳公权、杨凝式皆得之,近时惟思陵独擅其妙。” 17从这一段话,我们可以明确地知道两点:(1)“藏锋”此时的含义与“出锋”相对,以此笔法写出的点画如篆书。(2)“锥画沙”的比喻就是笔锋“藏而不露”。至此,“藏锋”以及“锥画沙”的比喻便有了我们现在通常所理解的含义:笔锋藏而不露。所以他在《续书谱》中说:“锥画沙欲其无起止之迹。”

在这个时候,每当书家论述“藏锋”多与“出锋”并称时,它们成了一对完全相对的技法术语。而这种“藏锋”做“锋藏不露”的含义在宋以后逐渐被人们当作了常识。

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藏锋”从描述人的性格到中唐后用来描述“以锋杀纸”的动作及“沉涩”的用笔感觉,再到宋代成为了具体的形容锋“藏而不露”的用笔概念且生出了与其相关的用笔概念的过程。

其实,当“藏锋”用来描述用笔“以锋杀纸”的动作及“沉涩”感觉的时候尚且科学、准确,对我们理解用笔也有很大帮助。 18但到用来描述笔锋“藏而不露”的时候已经太过肤浅了。并且一旦这种描述开始具体,各种相应的概念也被“发明”出来,反而增加了后人理解用笔之理的难度。到了明清,更有中锋、侧锋、蹲锋、实锋、虚锋、全锋、半锋等种种概念的发生,概念越多就越僵化,离真正明晰的用笔法则也越远,更占据了我们越来越多的注意力。 二、中唐后对书法名家“笔法传授谱系”的建构 沙孟海先生在《我的学书经历和体会》中说:“郑杓《书法流传之图》把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诸家统统系属于王羲之、王献之之下面,一脉相传,这是不妥当的。欧阳询书体,远绍北魏,近接隋代《苏慈》、《董美人》方笔紧结一脉。宋元人不重视南北朝隋代碑版,或者未见前代碑版,妄指欧阳询真、行各体全出二王,太不切实际。又如:苏轼曾称赞颜真卿书法‘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宋人看到前代碑版不多,只见其雄浑刚健,大气磅礴,非初唐诸家所有,所以这样说。事实上各种文艺风格的形成,各有所因。唐人讲究‘字

样学’。颜氏是齐鲁旧族,接连几代钻研古文字学与书法,看颜真卿晚年书势,很明显出自汉隶,在北齐碑、隋碑中间一直有这一体系,如《泰山金刚经》、《文殊般若碑》、《曹植庙碑》……”在这里,沙先生以其深刻的书法实践体会、精细地书史研究以及独到的眼光看到宋、元之人论述古代书学“一线单传”的不合理之处。其实这种“一线单传”的观念并非古而有之,其大约出现于中唐之后,形成过程大致如下:随着人们对书法的关注点向用笔倾斜,以笔法为中心的授受谱系被建立起来,并逐步把历史上有名的书家都纳入其中,手段即是编造各种生硬的笔法传授故事、扩大夸张个别历史记载以及创造核心传授人物。其次,把笔法传授谱系进一步扩大到整个书学传授的范围。大概在宋代又经过一系列的附会, 19在明代又进行了进一步的扩充,此谱系由线状也发展为网状结构,几乎涵盖了整部书法史,也形成了我们现在所普遍认知的版本,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垒层型”构造。由于古人宗法观念的强烈,所以这个体系在初步形成之后就未从根本上动摇过,哪怕其中有极其荒诞之处。而书学传授以笔法为中心的观念从形成之后也未曾动摇。 据学者们的研究, 20流传至今的先唐、唐代文献大约百余篇,其中可靠或基本可靠的约有四十余篇,其余多为伪托,或经后人篡改。在伪托文献中以托名王羲之的为最多,约十篇;此外,蔡邕三篇,羊欣三篇,王僧虔三篇。还有伪托智果、欧阳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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