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至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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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甲胄如果可以不用来平息战争,那么是不是刑法就可以不用来定罪公输呢?

这里其实已经不是诡辩了,而是在讨价还讨。只不过顺着更前面的话看来,好象是在说理罢了。但晋王三伐广野都不成功,当然急需一个“不用甲胄”的法子。所以这里“王诺(晋王答应了)”,未见得是“诺”于端木长的诡辩,而更多的是从端木长的身上看到了消弥战端的希望。

接下来,端木长使邗(由于是“出使”,当然是要晋王授权的)、单,以及后面瓦解虞魏联盟等等,晋王适时地、正确的作出了决策。除此之外,晋王赐爵给端木长,不受;再赐、不受;最后端木长官至中军辅政(职官的最高阶)。晋王可以说是识人用人,因为爵虽有封地,但未必参政;职官则主理国事。所以当端木长献来金钱时,晋王赐爵;当端木长展现军事、政治才能时,晋王拜为高官。

“愚公移山记”中的晋王未必有才,也未必有智。但他总是很清醒,是典型用人冶世的君主。但是回过头来想想,我们的工程中,真正的决策者可能才智兼备,但未必清醒。大多数时候,“不清醒的决策者”或者是宥于枝节,或者是耽于已见。真正知人善用、用人不疑,以及知事之大体的“晋王”并没有几个。

六、愚公:矢志如一的执行者的悲哀 ======

我们的教育总是说:做事要有始有终、要有恒心有毅力。但是在“愚公移山记”的这个故事里,愚公一家怕是最矢志如一的了。我们也在总

是讲执行力,说凡事要做实,要先做后说,落到实处。同样是在“愚公移山记”里,我想愚公一家也是执行力最强的了。

然而愚公公输氏一家,尽二百余年而不成其事,到后来却要端木、京城去救他出狱才成。

这是为什么呢?

说到底还是鲁班的那种“工匠思想”的问题。在EHM图中,最左侧是以“程序=算法+结构+方法”为核心的角色,他们的共同的目标都是“实现”。在“愚公移山记”中,公输氏世代的目标也只有一个“实现”:就是要把山挖开,挖条路。以至于到了后来,他们都忘掉了目的,忘掉了需求,他们只剩下了“实现的欲望”。——当太行山被挖开时,他们的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但是他们忘掉了两百年前定下目标时的需求:出入之迂。

目夷氏在向列子问“愚”时,列子说:“移山取道,筑关自守。不知其始,非知所终,是为愚也。”意思就是说:原本是想要道路通畅的,最后却筑了座关隘自已来守,道路仍然是没有通畅的。做事情不知道它的起始,也不能预料它的结果,这就是“愚”者的表现了。

愚公的原型鲁班,与此是堪可类比的。

不过,既然在《大道至简》中已经分析过鲁班的工匠思想的问题,在这里我就不再细述了。但是,从另一角度来看,在传统的教育里,“埋头做事”的愚公是受赞扬的;在传统的公司里,“勤奋敬业”的员工是受嘉奖的。我虽然不会去否定这种良好的品质,但如果只剩下“埋头做事”与“勤奋敬业”,而忘却了做事的目的、敬业的目标,那一样也是愚者。

不要在意于“愚者”这样一个不太中听的名字。在《大道至简》第六章中,我写过自己在Y公司七年,最终、也是最失望地离开这家公司的原因,就是“不是知道工作的目标”。所以,事实上谁都可能这样一路行来。真正的问题是,作为公司的管理者,或者项目的管理者,是否能够让给“愚者”们一个清醒的方向与目标。

在这一点上,我常常觉得晋王是对的。但那是“决策者”的问题。在《大道至简》中,应对这种无视目标、埋头实现的开发人员的法子是:做为开发人员,我们不应当妄自菲薄;作为管理人员,我们更应该善而用之。

——但这样,就真的不悲哀了吗?

七、PK:京城氏vs端木氏 ======

历史中墨子跟鲁班PK过一次,结果是鲁班输了。《大道至简》中用这个故事来论述鲁班的“工匠思想”。另一个方面,这个故事也说明京城氏(以墨子为原型)如果跟公输氏(以鲁班为原型)PK的话,毫无悬念:公输氏一定是要败的。

但如果拿京城氏与端木氏PK呢?也就是说,墨子要跟子贡PK一下,会是如何呢?

这个对局就有点意思了。

(不过这里的京城氏大概还没有墨家的“非攻”思想,这里也不打算谈攻与非攻。我只是打算将京城氏人物身上表现出来的性格特征,与端木氏做个比较而已。)

“愚公移山记”这个故事的前期,京城氏游学鲁国,回来之后成为了一个手工业者,掌握的冶铁、制车之技可以说是当时先进技术的代表。后来,由京城初在晚年完成了一本书,名为《论事》,讲技艺和组织等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京城氏快速地完成了一个转变:从手工业者变成理论家。如果换个说法,就是从工匠变成了工艺,由小工变成了大师。而由京城初“晚隐于鲁”开始,也形成了京城家族的隐士文化传统。

在这一时期,端木氏在营商积富,因此与京城氏没有可对比性。但是,端木氏也表现出了对趋利避害的人性、对好大喜功的官性的基本把握,他告诉晋国的大夫说:大王轻视这件事,大家会不服;重视这件事,大家都会称颂。又说:把太行挖开,好处多多。于是搞定了晋国大夫,随后把公输氏移山之私事,变成了筑路的国事。

第二次交锋中,京城晰游学回来发现工程风险。公输召“不知道应该如何回答他(亡以应)”,这时就让他去找端木远(使告端木远),这个细节说明端木在当地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不单单是经济实力上的,可能也包括一些智谋策略方面。后来又说端木远去向“司空”建议,司空也采纳了他的建议,这说明端木远在政治上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这两处细节表明京城晰游学增长了见闻,对工程中隐存的风险有了一定的预见性,但是他未必有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和实力。但这时的端木远,不但有谋略,而且也已经有相当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基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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