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六 文章东欧剧变更新完毕开始阅读
和匈牙利国有企业的改造和私有化导致了相对有效的产权制度的形成。产权制度的变革与转轨的绩效存在着因果联系，欧洲经济委员会1999年对于一些转轨国家劳动生产率变化的统计数字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一点。欧洲经济委员会认为，1998年匈牙利的劳动生产率比1989年高36%，波兰的劳动生产率比1989年高29%，而捷克的劳动生产率仅比1989年高6%。 3) 通货膨胀与失业仍困扰宏观经济的稳定仍很脆弱。
一些东欧国家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对于转轨经济而言仍然过高。通货膨胀不仅会危及宏观经济的稳定，而且对于经济增长也有不利的影响。只有在通货膨胀率低于经济增长率时，社会条件才会有决定性的改变。2000年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通货膨胀率依然很高。目前大多数东欧国家的失业率为两位数，失业率的居高不下不仅造成了人力资源的浪费，而且加重了脆弱的社会保障体系的负担。到2000年，整个东欧地区的失业率的平均水平为15%，个别国家如马其顿高达近45%。 4) 金融改革滞后是转轨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
银行在转轨经济中并未在企业融资中起到很大的作用，斯坦利·费舍尔认为转轨经济面临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如果银行向不健全的企业贷款，银行是不健全的，而没有外部的融资，企业就不能获得发展。转轨经济中贷款仍然很稀缺，而且主要是短期贷款，商业银行尚未有效运作。国有商业银行继承了大量的呆帐，大量呆帐的存在影响了国有银行的经营。尽管一些东欧国家尝试了一些不同的方式来解决呆帐问题，但都未能最终解决这一问题，而且这些方式都不能保证新的呆帐不会产生。商业银行与中央银行分离后还是发放了许多错误的信贷。捷克过去10年积累的不良资产相当于其1999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3。商业银行在转轨时期不愿意进行贷款，而愿意购买无风险、高利率的政府债券。金融媒介的无效率仍是东欧的突出问题。在经济转轨时期，东欧出现过程度不同的金融危机，如1996年4月保加利亚的货币危机、1997年捷克的货币危机以及阿尔巴尼亚金字塔式投资计划的破产。
5) 社会保障体系不足以应付日益增加的失业和逐渐扩大的贫富差距。 重建社会保障体系是经济转轨的一项重要任务，因为原有的社会保障体系不能对付新出现的问题。尽管东欧国家在建立适合市场经济的社会保障体系上做了不少工作，但目前的社会保障不足以应付失业及贫困问题。东欧国家的失业率除捷克外，都达到了两位数。政府不得不向这些失业者提供失业津贴。失业以及收入差距的扩大使一些人陷入了贫困，贫困人口迅速扩大。人口日益老龄化，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剧增。以波兰为例，领取养老金的人占成年人口的比例为32％，占劳动力的比例为48％。匈牙利1000多万人口中领取养老金的人为300万。目前东欧的社会福利体制尚不能有效地向那些处在社会边缘的弱势阶层提供帮助，部分社会福利支出过于慷慨，给予了那些并不需要帮助的人。东欧面临着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现有的社会保障的支出不能得到公平、有效的使用，另一方面政府财政困难使得政府不能向社会保障网提供足够的资金。 6) 税收难以满足政府的财政需要
尽管实行了新的税制，但税收仍不能满足政府的财政需要。东欧私人经济发展迅速，但私人部门的纳税与其实际地位并不相称。波兰私人部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0%，但其税收只占财政收入的不足10%。税率高迫使私人企业千方百计把各种费用打入成本，以减少交税。黑市经济也屡禁不止，偷税漏税现象严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人员认为，大多数东欧国家地下经济的产出占GDP的20%以下。而罗马尼亚地下经济的产出在1998年GDP的49%。部分失业者在领取失业津贴的同时打黑工。税收申报尚存在许多漏洞，加上税收稽查不利，国家税收大量流失。
3. 东欧经济转轨的经验
东欧正致力于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而我国正在致力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两者在目标模式上不尽相同，但仍可以互相借
鉴对方的改革经验，因为经济改革旨在解决传统的中央计划经济存在的积弊，对于问题的不同解决方式对于双方都有启迪意义。
经济转轨的目标模式不是自由市场经济，而是具有一定程度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自由市场经济只是某些政治家的梦呓，而不是当今的现实。世界上并不存在完全放任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国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国家干预。虽然国家在转轨经济中的作用已大为降低，那种计划经济事无巨细的全能干预不复存在，但国家仍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经济转轨中，国家是经济改革的推动者、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者及基础设施的主要提供者。国家在经济转轨中的作用必须有利于经济的市场化，而不是相反。在经济转轨中必须警觉借干预之名行反对市场化之事的倾向。 东欧经济转轨战略的选择给我们以下启示：
经济转轨战略的选择必须从国情出发。激进改革（休克疗法）与渐进改革时的选择与改革时的国情很有关系。一般而言，改革之初发生了剧烈的政治变动、社会上改革的阻力很大、宏观经济状况严重恶化（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等）的国家可以选择休克疗法，以激进方式进行经济转轨，而改革之初政治变动相对和缓、社会上改革阻力不大、宏观经济状况相对稳定的国家可以选择渐进改革的战略。
无论实行激进改革还是进行渐进改革，经济改革都是全面的、配套的。经济转轨的四个要素：稳定化、自由化、私有化与制度化对于实行激进改革与渐进改革的国家没有什么不同。经济体制是一个相互关联的系统，牵一发而动全身，经济改革需要经济体制各部分的相互协调互相配合。 渐进改革付出的社会代价不一定比激进改革的代价小。匈牙利实行了渐进改革，经济增长姗姗来迟，转轨几年来国内生产总值下降的程度与波兰不相上下。匈牙利1990－1993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20%，而波兰1990－1991年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近20%，1992年便开始经济增长。罗马尼亚实行渐进式改革，渐进式地放开价格导致了持续的通货膨胀预期。国有企业通过企业间债务、补贴及汇率、利率的扭曲免受市场价格的冲击，同
时当局也不能保持紧缩的货币与财政政策的连续性，到了1993年中期，经济出现了滑向恶性通货膨胀的可能。罗马尼亚的例子表明渐进改革存在着潜在的风险。
东欧宏观经济稳定化的尝试给我们以下启示：
宏观经济的稳定化是有助于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东欧的经验表明，稳定化有助于增长。在一个高通货膨胀的宏观经济环境下不可能有高质量的经济增长。
传统的经济稳定化手段即减少预算赤字、控制货币供应，以汇率作为名义稳定器在转轨经济中会发挥作用，但是必须以其他的手段作为补充如工资控制等，因为工资增长过快是计划经济国家宏观经济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人们一般认为这些稳定化措施只有在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改革中才会见效，波兰等国的实践表明这些措施在遏制恶性通货膨胀，实现宏观经济稳定中非常有效。
紧缩的财政与货币政策是经济转轨初期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如果在微观经济基础的改造未取得实质进展的情况下放松紧缩政策，那将会威胁到宏观经济的稳定。
经济的自由化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有利于市场主导的竞争经济秩序的形成。经济自由化能够迅速地消除短缺，增加商品供应。科尔内将短缺视为软预算约束的结果，而经济转轨之后软预算约束并未根本改变，放开价格及外贸便带来了短缺的消除。看来短缺除与软预算约束有关外，还与价格管制、缺乏自由的经济环境有关系。开放的国际贸易无疑是促进竞争的手段，但在实行贸易自由化时应制定有关的国内幼稚产业的保护政策，适当的产业政策对于促进本国竞争力的提高是非常重要的。 东欧国有企业改造给我们以下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