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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了一个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观念的世界秩序。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五书》中说：“夫自东师辱后，泰西蔑视，以野蛮待我，以愚顽鄙我。昔视我为半教之国者，今等我于非洲黑奴矣。昔憎我为倨傲自尊者，今则侮我为聋瞽蠢冥矣。按其公法均势保护诸例，只为文明之国，不为野蛮，且谓剪灭无政教之野蛮，为救民水火??”⑨ 失败与耻辱动摇了中国传统以天朝为核心的华夏天下秩序，被迫接受了世界各民族激烈的生存竞争的进化秩序。严复认为中西文明的根本区别即在进化观。“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⑩ 严复将一部批判斯宾塞的著作“译成”一部宣扬斯宾塞进化论的著作，发现进化论不仅是一种认识世界的知识，还是一种可以指导中国自强保种的价值观和行动纲领。其中既有严酷得让中国人惊醒的宿命论，又有高昂的让中国人奋斗的革命精神。
亚洲国家在现代化运动的起点上不仅认同了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念秩序，也认同了这一秩序中自身的他者化地位。东方是停滞落后的、专制愚昧、半开化或野蛮的。这是一个自我东方化的起点，这个痛苦而尴尬的起点，注定亚洲国家要从自我否定点上加入世界文明史的进程。亚洲国家往往现代化决心越彻底，这个东方化的自我否定性起点就越深刻，现代化文化自我的危机就越紧迫。日本的“脱亚入欧”，选择了一种彻底的“去东方化”道路，这条道路在起点上否定东方认同西方，但在终点上是以西方的方式，既否定东方又否定西方。二战间日本的大东亚共荣意识形态与太平洋战争意识形态的扭结与战后关于“近代的超克”的反思，就表现出这种相互矛盾的双向性。亚洲国家的“去东方化”，还有另一种选择，就是在与西方对立的前提下充分肯定东方价值，似乎东方传统精神具有某种道德的优越性，可以拯救西方于现代工业文明于水火之中。这样就可以摆脱
东方在自我东方化过程中认同的低劣的他者地位。这场所谓“东方文艺复兴”的思潮，主要流行在印度与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之间。1924年，泰戈尔访问中国，他说他到中国就像回到故乡，中国与印度具有深远的文化因缘，是一对至老至亲的兄弟。中国与印度应该担负起振兴东方文明的大业，让东方文明战胜西方文明如同让精神战胜物质，这是拯救世界的唯一人道的途径。(11)
这场所谓“东方文艺复兴”的思潮，表面上看是一种超越西方中心主义世界观念秩序的冲动，实际上也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产物。该思潮仍是在东西方二元对立的世界格局观念中构建的，而且，东方人关于东方的热情，最终也是西方的东方主义想象的折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伴随着“西方的衰落”思潮出现了一种东方热情。(12) 首先是西方人的东方情调幻想发现所谓东方精神。比较泰戈尔赞美杭州西湖的语句与罗素赞美西湖的语句，竟是如此相似，4年以前，罗素带着对两方工业文明与苏俄革命的双重失望，来中国“探寻一种新的希望”。泰戈尔曾深情地说：“我前世是一个中国人！”这句话被广为传诵，可这句话的出处却在剑桥大学的教授高尔斯华绥?洛斯?狄更森。后者曾以一个中国人的口吻写了一本小册子《中国人信札》，把中国描绘成“由美丽的山脉、鲜花、或耕耘着自己土地的一群既是学者也是绅士的农民组成的奇妙乐土”。读者问他为什么赞美中国，他说：“我与大家谈论中国，并不是因为我对这个话题有任何了解，也不是因为我曾去过这个国家，而是因为我前世是一个中国人。”(13) 四
亚洲国家的“自我东方化”同时包含着一个“去东方化”的过程与一个“彼此东方化”的过程。“彼此东方化”是“去东方化”的一个重要方式。日本要“去东方化”，在“一切以西方文明为目标”的同时要与中国这类“亚细亚东方的坏
朋友”划清界限，印度要换一种途径“去东方化”，在东方发现东方文明的优越性，印度与中国成了东方千年的兄弟朋友。20世纪初中国对日本“脱华”的恶意没有激烈的反应，反而是对来自印度的友情反应过激。泰戈尔演讲场上，有自称“驱象党”者散发传单反对泰戈尔，陈独秀著文批判泰戈尔“放莠言乱我思想界”，既误解了西方现代文明，又误导了东方文明的现代化。(14)
中国知识界这种敌我不分的反应，说明中国自身的“去东方化”焦虑。中国现代思想也在以日本、印度为“彼此东方化”的对象。日本是“去东方化”的楷模，印度则是失败的教训，梁启超《论不变法之害》将印度作为中国的警示，自身不求变法，亡国后由西人代为变法，可悲可戒。西方现代性将世界各国纳入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秩序中，在东方与西方、古代于现代的二元对立框架中判定不同国家民族文明的意义和价值。所有的国家民族都必须先在世界历史中确认自己的位置，停滞的或进步的，在历史之外或在历史之中，然后才在世界的共时格局——即文明、野蛮的等级秩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非西方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接受了西方中心主义话语霸权，也开始为在该秩序中为自身与相关国家民族确定相应的身份与位置。似乎所有国家都是在西方设定的现代化道路上“发展”，有先进有落后，而西方永远是这条道路的终点，先进与落后、成功与失败，都取决于这些国家与前面西方的距离。
现代“东方”国家“彼此东方化”的典型方式是，以西方为尺度为各自排座次。2006年4月，印度著名作家潘凯?米施拉（Pankaj Mishra）在北京对德国《时代周报》记者发表谈话，比较中国与印度的现代化，他说印度人看中国时，总是同时“用另一只眼睛看着西方。”“我们说：中国人在物质上强于我们，但我们有民主。而西方愿意听这种话。”(15) 在现代印度、日本的中国形象中，我们发现一种固定的类型化二元对立的选择性叙事，发展进步或停滞落后、自由
民主或专制封闭、理性文明或愚昧野蛮。印度可能将信将疑地表述中国的经济发展，但总无法相信真正的进步属于中国，这种不信任来自何处？印度始终相信印度政治制度的优越性，想象中国社会的封闭专制，这种自信的根据是什么？日本接受中国文化影响千年之久，进入近代后却将中国当作野蛮国家，轻蔑甚至仇恨，这种转变的原因何在？日本在19、20世纪末两次掀起脱亚思潮，这种“文化势利”态度的源于何处？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们在现代化过程中自我东方化，接受了西方中心主义的中国形象，东方主义那种“令人生畏的结构”主宰着他们的中国叙事，不论日本还是印度，都没有自己的中国形象，只是复制西方的中国形象。
在西方中心主义世界观念秩序中“彼此东方化”，是亚洲国家想象中国的方式。不独印度、日本如此。马来西亚独立建国初期一度将中国当作马来西亚在亚洲的敌对他者。马来西亚官方媒体宣传的现代中国形象，政治独裁、经济贫困、道德沦丧，完全重复西方冷战意识形态建构的红色中国的否定性形象，就连中国宗教限制与迫害的说法，也来自西方冷战宣传。(16) 奇怪的是，马来西亚有几百万华人，马来西亚的中国形象不受他们身边的华人的影响，反倒受遥远的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还跨越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文明的冲突”，这更能说明东方主义那种“令人生畏的结构”。“彼此东方化”的真正问题是失去了所谓亚洲立场或亚洲主体。印度或日本、马来西亚或印度尼西亚，在东方的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内将中国他者化的同时，也将自身变成西方的他者。
“彼此东方化”说明现代东方主义的复杂结构及其危险性，在“彼此东方化”话语中生成的中国形象，本身成为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折射。亚洲不同国家的中国形象，不仅意味着该国与中国的双向文化想象（构筑他者认同自我）关系，更重要的是意味着不同东方国家面对西方现代性进行彼此参照自我确证的三角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