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中悍妇心理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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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或伤害。手段性攻击中存在着伤害他人的动机,但伤害是为了达到其他目的,而不是给他人造成痛苦。《聊斋志异》中的悍妇的攻击性行为主要采用的是敌意性攻击,但也有不少是采用手段性攻击。《聊斋志异》中的悍妇不管是对丈夫还是对小妾再或是公婆主要采用的是敌意性攻击。其中的例子几乎在每一篇有关悍妇描写的小说中都有涉及。《马介甫》中叙述杨万石之妻挞妾殴夫时这样写到:“妾王氏,体妊五月,妇始知,夺衣惨掠。已,唤万石跪受巾幅,操鞭逐出。”又有在《江城》中“女摘耳提归,以针刺两股殆遍,乃卧以下床,醒则骂之。” 这种通过直接的手段来打击、惩罚受害者的敌意性攻击,是在一时性起之间,毫无顾及地释放自己的情绪,更使受害者对其产生敬畏的心理,达到自己释放愤怒的目的,以显示自己在男权社会的家庭生活占有主导地位。而在《马介甫》中杨万石之妻对马介甫的责难和非议只是通过在窗外对杨万石的辱骂中体现出来,这主要是顾忌到马介甫受到了狐仙的指导而具有的神力,而不敢过分的造肆。造成这种攻击的原因还有很多,并不能就此一论加以表述,在不同的文本中包含着不同的内涵。如在《江城》一文中江城由于恨父亲的劝谏而父死不悼,但她的这种行为因为是心理的不平衡,为了寻找发泄的途径,她采取了垢骂其夫的手段,这是一种追求心理平衡的手段性攻击。而江城又将这种手段性攻击的作用扩大到了打击公婆的地步,以表达她对分居后的公婆仍抱有的不满情绪,在责骂丈夫的过程中刺痛两老的心,进一步的发泄自己的情绪,使得自己在家庭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膨胀。小说对这一心理的是这样描写的:“女恨之,亦不临吊,唯日隔壁噪骂,故使翁姑闻。”个人收集整理 勿做商业用途 和敌意性攻击相比,手段性攻击相对而言包含更多的心理暗示,它的隐蔽性使它具有更大的伤害性,是一把暗藏的尖刀。在实施这种攻击行为的时候,悍妇表现出一定的顾忌,不敢直接的对所要攻击的对象实施打击,只能采用相对曲折的手段来发泄自己的不满情绪。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是悍妇想维持自己家庭主导地位的一种手段。每位悍妇,都想成为自己生活圈的主宰,而且是唯一当然的主宰。她甚至将自己视为最高意志的代表,只有她是必须得到重视的,她的要求就是一切,她的需要就是全部,她的意志就是命令。以统治者自居的悍妇,当然有极强的变态尊严。当悍妇觉得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要求不被允许、命令不被接受,或是自己地位受到挑战的时候,最容易引发悍妇的挫折感,进而引起攻击性行为,从而导致《聊斋志异》中种种家庭暴力惨剧的越演越烈。这主要的原因还是这种挫折感使悍妇觉得自己建立的秩序不被重视,甚至有被破坏的危机。她当然是不允许这种现象发生的。因此,一旦当其建立的秩序受到威胁时,挫折感就相当强烈。她就必然要采取一种强制惩罚的手段来重新维持原有的秩序。她的先有经验告诉她攻击性是最好的解决方法,不仅解决她心理的冲动反应,而且也是为现实所许可的。《聊斋志异》中也不乏对这一心理的把握,即引发攻击性的主要因素是挫折感。个人收集整理 勿做商业用途 综观整个《聊斋志异》,很多被蒲松龄美好歌颂的女性形象都被赋予了维护家庭男权,维护妻妾制度的责任,这些女性对自己所处的或妻或妾的位置不争不抢,安然处之使家庭和睦,而所有的被丑化的妇女形象中则大都反对其妻妾制度。像《阎王》中的李常久之嫂,她之所以悍之所以妒无非是为了维护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作者却让其用针刺妾的肠子,这是因为其妾的缘故。《马介甫》的尹氏对妾也是恨之如骨,分析其心理,有一点是必然的,那就是怕妾生子影响到主妇的地位,因为在封建社会里生儿子的女人自然会得到男人的宠爱,地位也会上升。所以她会又对妾做出“褫衣惨掠”,“就榻榜之,崩注胎堕”等等残忍行为。《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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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娘》中的金氏,则把妾一个一个的折磨死,而邵九娘作为妾逆来顺受,把自己降到丫鬟婢女的身份去亲自侍候她才免于一死,也同时感化了金氏。达到作者所希望的妻妾合睦的理想境界,虽然这在封建社会是难以达到的状况。在这篇小说里作者显然还寄寓了另一种心理,就是他认为作为妾的女人,不要炫耀自己的美丽去争宠,而应该“以命自安,以分自守,百折不移其志”才能合家欢乐,不要去争取家庭主妇的地位,是妾的本份,也是作者所歌颂的在封建社会里所谓的“贤妻良母”所应具有的品德。当然在我看来,其实蒲松龄这一看法无非是有意掩盖封建社会男子思想“三妻四妾”的观念,而这一思想在今天看来,是那么的可笑。而《段氏》中的两篇小文章,作者设计地很有特色,令人忍俊不禁,连氏不让丈夫娶妾,却受尽欺辱,方才悟出不让娶妾的害处,而毛氏则干脆是害怕家财被继承而赌气让丈夫娶的妾。这些妇女在这一争夺丈夫的战场上,有的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有的却主动败下阵来。个人收集整理 勿做商业用途 这一系列可以看出这些悍妇的攻击性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与众多因素和她所处的社会地位、社会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因此我们要进一步分析悍妇之所以“悍”的心理来源。个人收集整理 勿做商业用途 四.悍妇心理来源

《聊斋志异》中,所涉及到悍妇心理的描写可以看出:悍妇心理形成并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这其中包含许多的因素,既有自身的因素也有外部条件的促成。个人收集整理 勿做商业用途 首先我们来看形成“悍妇”自身的的性格因素的影响:

悍妇往往是在偏见的意识认知下,往往是自己的某种权威受到了挑战。对无辜的受害者采取攻击性的行为的或是把受害者看成行为等级上低于自己的另一生物体,攻击性行为和偏见之间是存在互为因果的联系的,(3)(杨万石之妻以奴视翁“杨父年六十余而鳏,伊以齿奴隶数”);或是将她们所受的种种不公正待遇看成是“罪有应得”,即他们本身性格和能力上的不足使他们处于了不利的地位。(“龌龊贼,……此等男子不宜打煞耶”)悍妇的偏见不仅产生在对他人的人格和行为的认知上,同时也产生在对自我人格和行为的认知上。总是将自己的行为介定为绝对正确和不容置疑的。个人收集整理 勿做商业用途 因为有了上述的偏见,不管受害者是如何的息事宁人,谨言慎行,都不能称其心意。(“妇虽奉事唯谨,终不与一语……母终不快,触物类而骂之,意在珊瑚”)由于种种偏见之所造成的触物不满,导致了攻击性的产生。然而,攻击性一旦发生,它将引起更大的偏见。因为人都有为自己行为辩护的天性。悍妇也是如此,她为了将攻击性行为的不合理性内化为合理性,必然要产生更大的偏见,以此来得到自我的认同。逐渐的,到最后,在悍妇群体的意识观念里,她的任何攻击性行为都得到了正面的合理解释,也就是完全公正的。“生素孝,鞭妇,母始少解。自此益憎妇。”这就进一步加深了悍妇的偏见,如此循环往复,在《聊斋志异》中,家庭悲剧就愈演愈烈。以最终认同的形式达到了悍妇性格塑造的完全定性。由此可见,攻击性行为和偏见行为的互动联系是在讨论和认知悍妇心理形成中必须引起重视的方面,如果不对悍妇行为进行定性的话,必然使众多读者无法正确合理的理解悍妇的过激行为。这就是所说的悍妇心理来源于自身的性格因素的影响。个人收集整理 勿做商业用途 我们再来看形成“悍妇”心理的外部因素:

外部的诸多因素也能引起悍妇的心理变换:比如人物活动的社会环境、家庭生活状态、家庭人员关系、家庭经济条件。每一个悍妇都是生活在一个特定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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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环境中的,而环境对人的性格形成的影响又是绝不容忽视的。因此,在分析悍妇心理的形成过程中不能不把环境因素考虑在内。如果脱离了对其环境因素的考虑,经容易出现偏差。个人收集整理 勿做商业用途 我们在分析《聊斋志异》中悍妇所在的家庭情况的时候,应当将其切入点集中定位在这些家庭的经济条件状况上。比方说,江城的丈夫只是入佯。伊氏的丈夫杨万石是位诸生,其父六十余而鳏,伊以其父数在齿奴之列,家庭财产的状况估计不容乐观。而《珊瑚》中成母的家境,通过对文本有关语句的分析,得出相应的认知。虽其夫是孝廉,然早卒,想必产业未置就已不在人世,家有二子,经营也属不易。从以上的对各个产生悍妇的家庭分析来看,以及文本中不时提及的种种变故,显而易见,这些家庭都不是富裕户,不具有承袭祖先富产的迹象,又都非商贾人家,而家中男子在功名上也都未进中品。这样的男人势必在经济条件上很不占优势。大家都清楚,在封建社会里经济地位决定政治地位,具体到一个家庭里,当然就是家庭地位了。(4)这样的男人,并不能算是有才又能的,加上大多自身性格比较软弱,势必让他们在家庭地位中受到自己女人的压迫。反过来看,虽然他们的家庭算不上富足,但是并不需要为了生计而苦苦的奔波,所以他们的妻子,有了很多的闲暇时间,具有较多的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可以说在这些时间里是允许有较多的心理活动和无效行为的。再加上可能他们的丈夫在某些作为上又不顺应她们的要求、意愿,容易使她们的心理产生“变态倾向”,这就为悍妇的种种行为的产生和实施提供了某种程度上的许可。设想一下:如果家中的一日三餐都要靠丈夫的劳动所得,那么这一个个的悍妇还会毒打自己的丈夫,而使他们暂时失去工作的能力,进而来威胁自己的生活吗?答案是否定的。如果她们的经济条件不容许她们养婢或纳妾,那悍妇的种种对婢妾的残忍手段又何来实施的对象呢?虽然这种排斥对象的心理分析的假设,看起来似乎显得较为消极,然而又确实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个人收集整理 勿做商业用途 除此之外丈夫的软弱心理,面对悍妇的“过激”行为,往往听之任之,或是没有能力干涉。对悍妇心理的进一步膨胀有着不容推卸的责任。个人收集整理 勿做商业用途 如在《马介甫》中杨万石兄弟馈食父亲尚不敢令妇之,又岂敢逆其心。《吕无病》中孙公子应对王天官女的悍行最初只是“孙患苦之,以故多独宿。”大多都是采取的一种消极退让的方式。《珊瑚》中大成出于孝道以及长期只闻母教的顺应心理,亦不敢逆母意。他们要么是因为溺爱自己的妻子而对妻子的悍行采取放任的态度,“生以爱故,悉含忍之。”要么是因为丈夫过于软弱,从一开始就无力制止妻子的悍行。丈夫的这两种行为表现产生的直接不良后果即是使悍妇的心理逐渐形成,又使这种行为逐渐的被悍妇自我认为是可以接受为合理化的行为。有了悍妇第一次的行为,当她的行为没有受到任何外力的干涉时,就会习惯成自然。这样导致的是悍妇的每一次不同指向的发泄都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认可,结果就是悍妇越来越“悍”。又因为《聊斋志异》中那些丈夫的求安和逆来顺受的心理加剧了悍妇发泄性攻击心理、行为的产生,而发泄性攻击又进一步推动攻击倾向的产生。(5)个人收集整理 勿做商业用途 我们不妨这样设想:如果这些悍妇的家庭境况提升到一个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之中,情况又会是怎样的呢?家庭主人因其社会经济地位较高决定了她们的政治地位,因而不容置疑,男子在家庭中的地位也就很自然的提高了——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夫贵妻荣。这样的生活环境,就很容易使她们产生一种物质和精神上的优越感,一种不需要通过压迫更低层的阶级来刻意释放自己的心理上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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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情绪,使她们的情感体验得到某种其实不实在的虚伪的心理满足。并且,处于政治地位较高的家庭所受的舆论压力更大,对她们的行为和言论有着一些明确而严格的规范,对这种规范又有着有形的或无形的监督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其不仁道行为的发生。在封建社会中,较高的社会政治地位一般和丈夫有着直接而紧密的联系。因而,丈夫的地位也就更得到尊重。在这样的家庭中。严父慈母形象是十分突出的,公婆的威信也是对媳妇具有相当的约束力。上述种种,都是悍妇心理产生的限制条件。个人收集整理 勿做商业用途 五.悍妇描写的社会意义

在《聊斋志异》中对悍妇的描写,虽然作者蒲松龄不惜笔墨渲染其凶残恶毒嫉妒,丑化“悍妇”们的形象,但是我们不用同样险隘的眼光看待这些“悍妇”的行为。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悍妇”在维护自己的家庭地位中所做出的努力,感受到她们其实是为了维护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这在男权社会中是很稀少的,我们也要仔细的考虑“悍妇”现象的背景。(6)为了维护自己的至高无上的家庭地位,因此才有了因妒忌而往妾肠上插针的行为,才有了丈夫娶一妾便折磨死一个的金氏,才有了申氏不给何昭容和大男供给的现象……。我们姑且不论她们的手段的残忍和心底的狠毒与否,单就从对妾的排斥就可以看出她们追求婚姻平等的一点点痕迹来,放在今天,我们哪一位妇女也不能忍受自己的丈夫再找一个妾来,瓜分自己的丈夫,分享自己和丈夫之间的情感,蚕食自己宝贵的爱情?即使这个妾可供她役使,虽然家里仍有她来发号施令,因为作为一个个体, 我们每个人都是平等,那么我们有理由说她们的身上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来的是一个自由婚姻的萌芽,那么她们的“悍”“泼”“狠”虽然不人道,但也有值得同情的一面,试想在那样崇尚夫权,提倡妻妾制度的社会里,迈出这一步要付出多大的代价,面临多少指责啊!因为那是与时代精神相悖的!(7) 读完《聊斋志异》我们还会产生那个这样的一个疑问:为什么在礼法森严,妇女倍受压迫的封建社会,还会出现这么多的“悍妇”呢?个人收集整理 勿做商业用途 我们在苦苦的思索着,连蒲松龄也被深深的困扰,他想做出合理的解释。所以他才会在自己的《聊斋志异》妖狐鬼怪,用“因果报应”来解释这种在他看来是“异常”的“悍妇”现象。其实他也只是做出的一种无力的内心挣扎,更加显示出他的内心的恐慌,因为蒲松龄自己就是男权主义者,在他看来男人才是天下的“主导”,才是世界的中心,女人应该在男人的“羽翼”下生活,做到“三从四德”便是“贤妻良母”。其实,我们应该看到“悍妇”问题是反映在封建家中中的社会问题。从社会的角度看,封建社会中妇女都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封建社会的法制制度,礼教纲常及其道德规范都眼中压制封建女性,使得封建社会的女性自然而然的性格里带有看起来“先天”的自卑和软弱、冷漠。而在封建社会,女子出嫁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毫无爱情可言的婚姻会使得她们的性格冷漠和自卑更加明显,为日后的家庭生活悲剧埋下伏笔。而封建社会的一夫多妻的不合理制度,进一步激活了这些女子性格中的冷漠因素,使之随时都爆发出一种摧毁性力量。所以才会有《马介甫》中杨万石之妾王氏“体妊五月”仍被泼妇“褫衣惨掠”,“就榻榜之,崩注胎堕”而无人问津,而邵九娘父母为贪财把她买了,也不管夫家有母老虎金氏,曾连杀两妾,女儿去到底是生是死,而被杀的妾也没有人为其伸冤,连作者也仅表同情而已,而大家只希望的是妾能“安份”,不要“炫美弄机”,而希望妾能像邵九娘那样逆来顺受不改其色,用诚心去感化别人。种种这样的悲剧。试想在这样低下的封建社会生活环境中,连起码的生存都没法保障还谈什么自由呢?另外从文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当时的妻妾制度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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