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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
屈原中的屈原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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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中的屈原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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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郭沫若先生不但是中国现代文坛中的伟大诗人，也是一位优秀的历史剧创作家。在郭沫若的笔下，《虎符》、《屈原》、《高渐离》、《南冠草》以及《蔡文姬》等都是不朽的佳作。在抗日战争期间，郭沫若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中的文学厅长，并运用自己对传统文化的驾驭力量，创造出六部抗战历史话剧，表现出高度的爱国情怀和浪漫理想，具有一种浓重的革命浪漫主义气质。在六部话剧中，以《屈原》最为著名。通过对屈原这一历史形象的文艺化改造，使得屈原的文化符号意义更加鲜明，屈原这一形象也随之变得更加丰满。
关键词：郭沫若；历史剧；《屈原》；屈原；人物形象
历史剧《屈原》通过对战国时期一位楚国人士血泪史的描写，抒发出话剧作者在审美理想上寄予的伟大革命情结，并孕育着内心深处强悍不屈的战斗精神。屈原在郭沫若这部话剧中的形象，也显得更加高大，也更富于罗曼情结和艺术气息，体现出作者深邃的文化批判能力和艺术重构技巧，不但对后来的《虎符》、《蔡文姬》等剧作艺术的飞跃产生过直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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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坛中的所有戏剧创作而言，都存在着非比寻常的贡献。郭沫若以一个“屈原”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使自己成为了和曹禺齐名的话剧大家。
一、屈原在传统时代的形象分析 （一）历史形象的二重性
屈原在历史上本来是一个比较具有争议的形象，在众多的史料记载中，屈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他不但运用楚国的方言，改编成新的诗歌体例——楚辞，而且素有一定的政治抱负，一度得到楚怀王的信任和重用。但是由于楚怀王的能力与智慧不能与起初的雄心壮志达成一致，导致了屈原遭到了君上和周边奸佞的排挤，成为怀才不遇的悲剧英雄。屈原在汉代隋唐的民众视野中，具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然而及至文化高度发达的两宋时期，屈原的争议便不请自来，由于对传统的质疑风气很是浓厚，以苏轼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对历史上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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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是否出现过屈原这个人，提出了很多否定倾向的假设。到了文化研究万马齐喑的明清时代，统治者一味灌输君权至上的奴化教育，对传统时期的“负能量”人物及其创作索性只字不提，以至于纪晓岚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对于屈原的评价，也只有轻描淡写而已。因此，历史上的屈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形象。
（二）文学形象的完美性
但是根据易中天先生的总结，一个人物终究存在着至少三种形象，即历史形象、文学形象以及民间形象。历史形象在于客观性和冷峻性，民间形象则重在民众的喜好，具有喜剧性和直观性的感性特征，而只有文学形象，属于对历史典故和民间喜好的升华，因此具备着形象层面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如著名的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岳全传》、《隋唐演义》等等，大抵如此。屈原的文学形象无疑也不例外，堪称历史形象和民间形象的塑造，进而构成了文学形象。而与历史不同的是，文学作为满足人类情感体验的需求，在对历史的改造中，总要进行一番主观化的“去粗取精”的艺术加工，使得文学形象本身具有更具典型化的意义和功能，因此“三教归一”、“拥刘反曹”等艺术倾向随之不请自来。郭沫若作为一个富于浪漫气息的剧作家，为了更好地实现“通过屈原的时代来反映我们的时代”，便剔除了苏东坡、纪晓岚等人对屈原的质疑因素，而是全部吸纳了对屈原的肯定和歌颂的一面，于是在舞台上，一个兼具爱国主义和政治智慧、文学才华的“高大全”的儒雅英雄，便很快应运而生。郭沫若《屈原》中的屈原形象，正具有着一种近乎完美主义的理想化改造。
二、郭沫若《屈原》中的屈原形象
（一）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者 在郭沫若的这部话剧中，屈原这一形象的伟大，首先在于他是一位矢志不渝的爱国主义者。尽管郭沫若在历史剧的创作中，更强调重视“失事求似”的创作原则，但在这一正能量的讴歌上，却没有对屈原进行半点的修改。听到楚怀王的召见和聘请后，屈原毫不犹豫地出任宰相之职，并积极辅佐楚怀王出台各种改革政策。而与历史上真正屈原有所不同的是，郭沫若先生作为新时代的达者，在屈原爱国描写的过程中，少却了一些愚忠于国君的笔法，使得屈原的这种爱国主义添加了一些现代主义的气息。例如他批评南后郑袖的闲散任性，鄙视流氓成性的公子子兰，并通过科学的教导，教会婵娟和宋玉奋发有为等情节的描述，都在不同侧面中突出了屈原的伟岸形象。
（二）畅想未来的理想主义者
屈原的诗歌本身等于开创了中国诗史上浪漫主义的先河，后人也通常以“屈骚精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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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作艺术作品中的革命浪漫主义。加上郭沫若潜意识里也存在着诗人般的理想主义的倾向，因此在屈原形象的塑造中，也极力对于屈原进行浓墨重彩地美化。屈原的直言敢谏、含蓄不露以及视死如归的伟大品质，在话剧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面对楚怀王对郑袖的特殊宠爱，他能够直言提出批评建议，鼓励大王应当勤政爱民，多多关注文治武功，向秦国的君王学习。面对着当面欺骗楚怀王的秦国使臣张仪，屈原在朝堂之上运用诗歌一样的驳斥语言，对张仪的种种假象进行无情的披露，若不是楚怀王昏庸，张仪早已灰头土脸。然而在驳斥张仪的过程中，屈原并无任何乖戾的姿态，而是通过张仪所为何言辞中的种种破绽的揭穿，使得在和张仪的博弈中，稳稳地占据了上风。即便是身陷囹圄，屈原仍旧在作者浪漫主义的点染下，对于宇宙发起了诗一样的狂风怒吼，在风儿“猛烈地咆哮”中，让奸诈的郑袖都感觉到有一种天崩地裂的惊悚之感。
（三）誓死不屈的斗士形象
视死如归是屈原在郭沫若话剧中最具亮点的形象光辉，也是郭沫若话剧的审美共性中，最为常态的一种表现。与曹禺笔下受困于命运桎梏与灵魂谴责的年轻人和复仇者截然不同，郭沫若话剧中的人物形象，不论是追求光明和希望的青年斗士，还是为家为国的复仇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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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以杀身成仁的光荣举措为人生的终极荣耀。前者如文成公主、蔡文姬、信陵君，后者则如夏完淳、如姬、高渐离，无不借助肉体的代价，来换取灵魂的永恒不灭。而屈原形象的高尚之处在于，兼具两大形象系列的精华。虽然在话剧中，作者对屈原的假定年龄定位不可能太低，但在开幕中，确实凸显出一颗年轻人的不屈意志和上进之心。他鼓励宋玉要像橘子一样玉树临风、与众不同，也常常激励婵娟鼓吹意志上的自由和高洁，也体现出一定的女性意识和女权主义的风格。
（四）不断进取的学者形象
郭沫若对于屈原形象的定位，也一直没能够脱离不断进取的学者形象上。屈原在历史上爱国诗人的定位，转移到了话剧中，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在郭沫若的话剧中，英雄与学者，很少呈现出脱离的迹象，这与作者自身作为现代儒者的优越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话剧《屈原》中，屈原的诗歌被改编成了白话体，以实现与读者拉近距离的需要。但是在清洁搭配的过程中，这种诗歌气势却丝毫没能够得到减退，教导宋玉时候的《橘树》、对峙招魂老翁时候的《离骚》以及受困于郑袖之后那一番惊天动地泣鬼神的吟唱，都为话剧的内容填充了无穷的唯美色彩和浪漫情调，实现了形式与内容的统一结合。
三、屈原形象在话剧中的塑造方式 （一）对屈原自身人物形象的正面讴歌 屈原形象在历史剧中的塑造，主要体现多方面，但核心仍旧在于对主人公屈原自身人物形象的正面讴歌上。作为唯美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剧作，区别于现实主义精神浓烈的曹禺、白
薇等人，郭沫若在正面人物的塑造上，向来不缺乏“高大全”的底色，在屈原形象的塑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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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丝毫不例外。郭沫若在历史学的研究中，也通常以“屈骚精神”的代言者自居，并对屈原展现出极端的热爱与崇仰，以至于诗歌集《女神》中，一曲感人肺腑的《湘累》，也以屈原为主人公。而在《屈原》话剧中，屈原形象的完美特征，和话剧体制的很多侧面，也体现出和《湘累》重合或者相似的趋向，知书达理、敢爱敢恨、学以致用、老成持重却又充满幻想等诸多优点集于一身，成就了屈原精神在历史阶段的弘扬巅峰。而且在话剧中，作者也少却了很多屈原本身性格中固执、迂腐的短板，形象越是完美，就越是映衬出话剧中社会环境的昏暗，反映现实的程度，也就越发强烈。
（二）对屈原身边诸多形象的反面衬托
对于屈原形象的完美衬托的，便是很多宵小之辈，如昏庸无能、志大才疏的楚怀王，奸诈阴险、自取灭亡的南后郑袖，身残面丑、心地龌龊的公子子兰以及欺世盗名的外交骗子张仪等等，在屈原的伟岸身姿面前，都凸显出无尽的丑陋和龌龊。郭沫若的浪漫主义笔法遵循了雨果的美丑对照原则，通过针对“丑陋就在美丽的身边，黑暗与光明与共”的艺术处理，将屈原这个美的形象与无数丑的结合对立于话剧之内，更是显露出其伟岸不屈、绝世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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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佩。
（三）婵娟：屈原形象侧面的精心塑造 在屈原形象的陪衬中，婵娟堪称是屈原形象侧面的精心塑造的产儿，也符合郭沫若历史剧创作中的“失事求似”的笔法，即通过人物或者事件信息的虚构，呈现出美感层面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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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情节处理的便利得体。“婵娟”本身代表着皎洁的月光，而在屈原本人诗歌中也常常出现，其意象的审美地位，可以说仅次于惯常使用的香草、美人等等。作者通过对婵娟这一形象的虚构，通过女性化的阴柔处理，更有效地塑造了屈原灵魂中阳刚与不屈的顽强，更突出的则是，作为阴性的婵娟，反而更加刚烈果敢，作为阳性的屈原，则略带阴柔和含蓄，但在二人共存的爱国忠义、辩问识理等优点的联结上，这种性别与性格之间的交织和穿插，更凸显出任性的光辉。婵娟的形象魅力，可以说正是屈原形象的有力补充，二者之间的组合，丝毫不亚于民间传说中的苏东坡与苏小妹。
（四）宋玉：屈原形象前的对立统一者
如果说婵娟是屈原形象中的正面补充，他的学生宋玉则是屈原精神中被分离出的一部分。在屈原形象面前，宋玉具备着对立和统一的价值色彩。早期他崇拜师父屈原，与他一起学习诗书，并在政治生活的起起落落中，甘愿与其同甘共苦。然而随着屈原的一再贬谪，从宰相到三闾大夫，再到隐居深林中的“山鬼”，宋玉对屈原逐渐失去了信心，以至于成为背叛师父的“没有骨气的文人”，也遭到了婵娟的鄙视和责骂。宋玉与屈原这场师徒关系的始乱终弃，同样在两方面映衬出屈原的执着，并在话剧中意义较之婵娟来，显得更为复杂。
四、屈原形象的民族符号意义 （一）革命浪漫主义的代言
总之，屈原形象成为郭沫若话剧成就的主要标志，屈原形象在艺术的驱动下，也存在了民族文化的符号意义。这种意义的表现首先在于，屈原成为革命浪漫主义的艺术代言，通过对大同世界的诗化畅想和革命精神的罗曼张扬，郭沫若在话剧中再度张扬了鲁迅式的摩罗诗力，屈原在革命精神和浪漫主义的推动下，人物形象在民族文化载体中的高度，便更加不可撼动。
（二）个人英雄主义的写照
不论是历史上，还是在话剧中，屈原的失败，都要归因于因其高洁傲岸和怀瑾握瑜而形成的孤立。但正是这种“光荣的孤立”，才符合郭沫若为代表的一大批革命主义意识浓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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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墨客，他们渴望着以笔为戎，在现实的昏暗中渴望打出一片光明的宇宙。郭沫若、郁达夫、田汉等一大批创造社的文人大抵如此，除了在创作上高唱个人英雄主义的论调外，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