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四 文章中国集体主义与西方个人主义价值取向的根源更新完毕开始阅读
东西方价值取向为何大异其趣？
——解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二元对立
耿嘉伟，蔡恒进，余雪松，曾一昕
武汉大学国际软件学院，湖北省武汉市，43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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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东西方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孰轻孰重的解读，是民族精神解读中的热点话题。本文以自我肯定需求为解读方法，另辟蹊径给出了应当重视为何存在这一问题的思考结果。本文认为，东西方不同的价值取向，其实反映了自我肯定需求在历史中对于民族精神的决定性作用。而对于处于上升阶段的国家来说，适当的个人主义往往可以在满足个人自我肯定需求的同时带动整个民族的进步。 关键词：自我肯定需求 集体主义 个人主义
一、 引言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解读历来是思想史界的热点问题。其实，中国历史长期的连续性对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有时候可能会带来消极的影响。毕竟，虽然文化的传承脉络相对比较清楚，但是长期以来的各种纠缠却因此更难以厘清。我们以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解读，采用比较史学的方法，通过与西方传统文化进行横向比较可能能够给予更多的启发。
其实，对于东西方文化的判断与辨析已经讨论了很久，最早甚至能上溯到航海大发现时代之前。但是我们认为，东西方文化，作为人类精神世界的共同财富，其实在本质上，是共同性大于差异性的。按照蔡恒进、田雪i提出的“认知膜”概念，东西方文化更像是因为某些客观因素和不可变因素，而导致的在人类共同文明的认知膜上不同的斑点，并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不断扩大着自己的影响。但无论如何，这个大认知膜的整体，或者说核心，是人类文明，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不过，并不能因此，就认为讨论东西方文明的差异并不必要，这也是极其错误的。
二、 西方个人主义价值取向
在人类历史的初期，原生态的大自然拥有着对于人类压倒性的力量优势，自身的渺小更是让人类充满了恐惧。在这种恐惧的作用下，人类选择集体主义的行为方式就变得自然而然。就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在原始社会时代，无论是山顶洞文化还是阿舍利文化，无论是亚洲还是欧洲，都经历过长期的集体主义的时代，中国一般称之为“原始共产主义”时期。
中世纪，以罗马教皇为首的天主教会充当了集体的立法者和执法者，通过传授天主教义、举办宗教仪式活动、洗礼加冕、惩罚“异端”等行为来维持集体的团结和秩序。可以说，中世纪西方社会的集体主义精神是十分强烈的。
那么，既然中国和西方都曾经有过集体主义的文化传统，为什么长期以来在公众的印象里，西方传统文化只强调个人主义，而东方传统文化只强调集体主义呢？这是因为西方民众根据自身需要，有选择性地记忆其历史的结果。
中世纪的西方四分五裂，混战不休。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天主教会的领导
地位，有利于个人主义的施展。连年战争、土地狭小、财富匮乏，使得西方人积极谋求发展工商业并向外扩张，并最终开展了海外殖民扩张，开启了大航海时代。由于西方对外扩张时财富起点比较低，人口较少，具有“船小好调头”的优势，殖民扩张使得西方人获取了巨大的财富，进而产生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使西方迅速强大起来，率先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并完成工业化，成为整个世界的领导者。与此同时，西方进行了宗教改革，维系西方集体主义价值观的传统天主教会的权威被打破。个人主义得以突破天主教集体主义的束缚并壮大起来，现代民主制度逐步建立，自由、人权、科学思潮逐步形成，最终形成强大的西方现代文明。西方的强大让西方民众逐步消除了自身的集体主义历史记忆，转而加深了自身的个人主义历史记忆。这主要是处于以下原因：
1．出于对自身文明的自豪而进行的选择。现代西方文明领导世界文明的事实使得西方人相信他们的个人主义传统是优越的、领先世界的，是全世界都应当仿效学习的，而中世纪天主教集体主义传统则是野蛮愚昧的，是应当摒弃的。出于对西方自身文明的自豪与自尊，西方人有意识地拔高了自己的个人主义历史传统，而消除了对集体主义历史传统的记忆；
2．在同相对落后的近现代东方的比较后进行的选择。近现代西方蒸蒸日上的时候，包括中东、印度、中国在内的大多数东方国家却相对衰落。中东国家和印度的浓厚的宗教传统和中国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传统使得东方的集体主义传统对外表现的更加明显。近现代东西方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和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事实使得西方人相信，东方的落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集体主义传统的拖累和个人主义精神的缺失。处于对东方的文明优越感，西方人更加强调自身的个人主义历史传统而忽略集体主义历史传统，以同落后的东方划清界限。
三、 中国集体主义价值取向
但即使是这样，其实东西方的集体主义的表现是不同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一直存在的集体主义，其实是一种“宗派主义”。在古代中国，不同于土地由国王分赐给领主，土地流转交易受到限制的中世纪西方，古代中国的土地交易相对自由，平民只要有财力也可以相对自由地购买土地。科举制兴起之后，贵族高门垄断仕途的特权被打破，平民可以通过参加科举考试凭借优秀的考试成绩获取官职、出将入相、猎取功名。这使得当时的社会风气鼓励民众去占有土地，追求功名利禄，以满足个人需求、实现个人价值，最终光宗耀祖。因此，很多中国人一辈子都致力于积累财物购买田地，寒窗苦读参加科举考试，猎取高官厚禄，然后继续买田置地，享受优越的生活条件和\人上人\的成就感。可见古代中国人的个人主义精神也是十分强烈的。而这种个人主义，随着家族的扩大，逐渐变成了一种“宗派主义”，甚至在政治上的“党派之争”，这方面已经有很多学者进行过论述。
但是，在另一方面，中国的知识界，或者说中国人的世界观中，却存在一个实实在在的集体主义，那就是对于“天下”的追求。中国人对于“天下”的追求是热烈的，甚至可以说是无以伦比的。“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仅仅是这样一句没有逻辑而仅仅是论述的话，在共和时代就成为令无数人热血沸腾的口号，这种情况在西方是很难出现的。而“天下大同”的追求，则是上至孔子下至庶民，一直都可以公开讨论的事情，丝毫不用顾忌当时社会中存在的严格的等级区分，这也是中国人独特的集体主义的集中体现了。
那么，中国人的集体主义思想，到底来源于哪里呢？ 我们认为，中国人的集体主义思想，来源于长期以来在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下财富涌现与流转的过程对于满足中国社会各阶层 “自我肯定需求”ii的历史路径。
首先我们要认识到，中国社会一直以来，其实体现为一个极强的封闭性的生态圈。观察历史上的版图可以发现，中国历史上的中华文化的核心圈，上至蒙古高原，下至印支半岛，东至朝鲜，西至西域和西藏。这是地理决定的过程，也是自我肯定需求理论中，所谓能够满足中国人自我肯定需求的土地的最大范围。在此范围之外，基本都是北狄南蛮，无甚趣味。早早地建立起领土广袤、人口众多、物产丰饶、自给自足的大一统帝国，使得中国人缺乏向外扩张的动力。加之中国所处地理环境比较封闭，人口众多，财富起点较高，使得对外扩张短期内难以取得可观的收益。因此历代中国统治者在统一中国本土之后，就集中精力巩固对内统治，注重内政，集体主义精神就成了维持大一统皇权之必需而得到官方的大力提倡而深入人心
这种极强的封闭性的生态圈，造成中国人一种很强的自我为中心的意识，中国人会认为，自己看到的天下，就是天下。或者说，天下虽大，但是自己的故土才是最好。而中国的土地的确也一直足够富饶，再加上自我肯定需求影响下的社会经济变动的规律ii，中国社会的变动，其实一直都是在这样一块土地上进行。从汉朝到明朝，除了加上东北、台湾、西藏等处边远之地之外，基本没有区别。
其次我们应该发现，中国社会的自我肯定需求的容易满足，其实导致了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就是中国文化中轻逻辑而重描述的特征。在西方，言必称希腊，而希腊各大家的各种论述，其实都反复强调要从逻辑中获得力量。这是因为西方社会的生存相对艰难，任何一个选择都需要强大的力量来加以影响。在中国很难有这种体会，往往反而是因为选择过多而导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也就造成了宿命感极强的奥德赛在西方很早就能出线，中国却一直要等到清朝才有红楼梦开始探讨同一话题一样。
然后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中国社会的宗派主义，从来就没有影响中国人的天下观。因为在中国人的体系中，这是同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而已。
四、 自我肯定需求对于东西方价值取向的决定性作用
其实，在西方世界中，自我肯定需求的力量不是更小，而是更大。因为西方某种程度上的资源相对匮乏，导致西方文化从一开始就具备了强烈的侵略性，这一点早已是学术共识，在此不再赘述。而更深层次的，因为这种侵略性，西方哲学体现出极强的排他性。宗派就是宗派，政党就是政党，个人就是个人，集体就是集体。因为自我肯定不允许大家彼此间维持一个相对平和的局面，所以就要不断的竞争，不断的扩张。要么就是互相竞争，要么就去开拓海外，和别人竞争，直到决出胜利者为止。
在同时，西方的哲学体系中，也因此存在了比较严重的对于人类社会本身的不信任以及对于自我意识的强化。比如希腊神话和圣经中隐含的性恶论，本质上反映了西方社会对于集体中不断出现的挑战者的无可奈何乃至最终接受的态度。所谓的性恶，其实就是对于别人的竞争不能够适应。这与中国人在自我肯定需求的充分满足下形成的性善论恰好形成了对比。
正是因此，西方人的集体观念，永远存在于这个集体处在下降阶段的时候。
按照自我肯定需求理论，国家作为人类认知膜的最大存在，只有在不断的上升期，才能够维持其认知膜内部的自我肯定需求，进而维持这个认知膜内部的稳定和团结。i而一旦无法维持上升，内部的自我肯定需求无法被满足，认知膜就会面临解体的危险。因此，在上升阶段，个人主义盛行，彼此间的竞争层出不穷，而强大的认知膜也能够在满足个人主义的同时保持整体的稳定；但到了认知膜力量下降的时候，只有集体主义才能够保证这个集体的生存。最典型的就是美国的变化，无论是罗斯福的新政还是奥巴马的改革，都来自于美国国力下降的阶段，这绝不是偶然。
但是在中国的哲学中，天下也会有宗派，宗派也需要天下。这种思想，并不简简单单是现实主义的滥觞，而是因为天下易得，但宗派难存。中国优越的环境，导致了自我肯定需求的容易满足，从而导致中国的宗派很难能够长久的牢固的把持垄断性的地位，因此社会变动相对来说更为频繁，使得人民苦难，天下大同局面难以实现。所以，为了实现天下大同，实现真正的集体主义，就需要宗派，需要一个稳定的有宗派的社会。宗派之间和而不同，但却地位平等，没有差异，这才是中国式集体主义中，真正所追求的大同。这样的宗派，并不仅仅是党争的宗派，而应当理解为一种彼此之间的意气之争的派别，这也恰恰是我们论述过的中国大地上儒释道三家共存原因的根本。iii
另一方面，这也导致了中国内对于商业的集体排斥。iv这其实是因为自我肯定需求总是能够被满足后，对于个体主义倾向严重的商业感觉没有必要的结果。因此，中国的商业文化总是有异于全世界。即使在同属中华文化圈内的朝鲜、日本、越南，抑制商人的情绪从来没有像中国这样彻底，本身就是一件值得深思的事情。
五、 当下中国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调和
最后，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国人的集体主义，追求的从来就不是集体利益对于个人利益的打压；而中国人的个人主义，追求的也从来不是个人利益对于集体利益的侵蚀。中国人的个人主义的极致是伯夷叔齐，在和集体发生矛盾的情况下，宁愿饿死也不要侵占集体的利益；中国人的集体主义的极致是孔子，手下无数弟子，各自有别，但却遵循同道。看清楚了这个，对于当前很多西方对于中国的误读，乃至中国当前政策的选择的原因，我们就能够看的更清楚一些。
当然，这样的解释是存在漏洞的，那就是如果宗派真的存在极强的私欲，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却也很容易站上道德制高点，将自己的宗派行为包装为为了天下而努力的情况。这种情况极其常见，而中国制度中对于这种情况的出现唯一的有效的解决方法就是希望位居高者能够时刻保持冷静和睿智，从而判断出那一方更有利于天下。这种系天下于一人的情况，其实是一种极其危险的赌博，但是，却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最终被五行天命说所包装起来，成为中华文化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这种解释中，朝代的更迭变成了一种规律，因此中国最喜欢的方法就是“禅让”，因为这是最能够体现中国人所谓“党而不争”思想的最高体现。
所以，对于中国人而言，最大的耻辱并非来自于上下级别的差异，而是来自于外来的侵略。这是对于天下秩序的挑战，因为外来者是因为看上了中国的财富而来，而不是为了仰慕中国的文化，对于以文化规律为根本的中国人来说，这是一种没有理智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