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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牌照和开放虚拟运营。待各种配套制度（资源保障制度、互联结算制度、竞争监管制度等）完善后，再全面发放区域牌照和开放虚拟运营。在扩大市场准入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电信行业的规模经济特性，尽量避免经过一段时间的竞争导致较多企业退出市场的现象，确保退出的社会成本最小化。
（2）完善互联机制。通常而言，即便网间结算费率再高，主导运营商亦不愿向竞争对手提供网络互联，这就需要建立互联互通的激励与约束并举的机制。―激励‖体现为建立基于成本的网间结算方式。在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之间，过去的结算是采取资费分成的方法，因缺乏补偿互联互通成本的科学依据，未能平衡好企业间利益关系。移动和联通之间过去采取的是互免结算费，由于网络规模不同，强调双方接受同样价格而互免，客观上也不公平。所以，应尽快调整，建立一种基于成本的定价方式，即互联互通费用应当足以弥补已经为此支付的所有成本，以确保结算价格对运营商的有效固定投资形成激励。―约束‖体现为坚持和强化互联互通的强制性，将其作为竞争性市场结构下满足网络经济的规模性、外部性的强制措施切实抓好。
（3）建立市场化的价格形成机制。合理的资费体系是推动有效竞争的重要杠杆。目前所有电信服务领域既已形成竞争格局，电信资费就应面向市场。要顺应市场竞争发展情况，不断扩大市场调节价范围，缩小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空间，逐步建立一个基于市场的电信资费管理体系。同时，要建立相应的调控机制，通过控制供给总量控制价格竞争水平，防范和遏制恶性价格竞争。
（4）慎用非对称管制。针对我国电信市场尤其是移动通信市场集中度过高的问题，有必要实施适度的非对称的管制政策，弱化非主导运营商和后进入运营商的竞争劣势。比如对主导与非主导运营商实行非对称的号码携带，以实现存量市场的用户流动；非对称的价格管制，对主导运营商资费进行审批，而对非主导运营商资费采取备案方式，防止主导运营商采取掠夺性定价驱逐对手；固定网络和2G的非对称结算政策，在一段时间内可维持不变或略作调整，通过结算政策调整业务不对等导致的竞争不公平问题；加强对主导运营商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监管等。同时必须认识到，非对称规制虽是垄断性产业向竞争性产业变革的重要手段，但却完全是一种行政手段，使用不当会对运营商产生不良激励。
（5）推进―三网融合‖。―三网融合‖使得不论是电信网、有线电视网还是计算机网均可在适当改造后传输三网的所有业务，这对于打破垄断，尤其是电信业自然垄断的最后堡垒——本地网垄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随着今年年初国务院常务会议的召开，我国―三网融合‖工作已进入加快推进的关键时期。电信行业要顺时应势，积极参与其中，冲破产业发展壁垒，推进融合竞争。
3.重构电信管制体系
（1）健全电信管制的法律体系。鉴于中国电信管制的现状与发展需要以及国外经验，必须尽快推动出台《电信法》，并以之为依据，制定完善一系列的电信管制法规、规章，形成一个完整、系统、权威的电信管制法律体系。制定我国《电信法》至少应考虑如下内容：一是明确《电信法》的立法宗旨、原则、使用范围等；二是明确赋予管制机构的权利与法律地位，理顺政府、管制机构、电信运营商等之间的关系；三是明确各类电信业务的经营条件，如确定国有及民营等各种资本进入电信市场的方式、比例、权利和义务等；四是市场结构方面的规定，如市场进入的条件、市场主体的数量限制等；五是市场行为方面的规定，包括市场竞争行为、互联互通、普遍服务等；六是明确规定实行数网竞争的管制体制，提出具体的管制政策。
（2）建立面向融合的管制体制。网络电话的出现，已给不同国家带来了管制难题。在我国，固化的产业边界和分设的管制架构成为―三网融合‖的主要障碍。面向融合趋势，必须及时改革现行的分业监管体制，打破行业垄断和部门分割的利益格局，建立独立、权威、统一管理三网的电信管制机构，以利于统筹规划、综合协调、统一标准、规范市场。同时，建立健全绩效评估机制，推动电信管制不断向规范化、透明化、法治化方向发展。
（3）完善公众参与的工作机制。电信业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亟须提升管制透明度和参与度，建立完善公众广泛参与的机制。扩展公众获取有关政府管制信息的渠道，通过多种信息载体及时将相关信息送达公众。规范公众参与的形式，完善公众听证会、咨询委员会等方式。建立公众参与的司法监督和绩效评估制度，敦促管制机构面向公共利益目标，高效履行管制职责，切实保障公众参与的真正落实。
中国电信的发展史
中国电信发展史：电信发展初期(1978-1994)
1978年12月，邓小平同志对通信发展作出重要指示
邓小平同志在日本友人的信件上批示，要重视邮电通信的发展。此后，又多次就邮电通信发展问题作出指示。1980年3月，就我国经济发展规划发表谈话，认为把交通和通信放在重要位置，这确实对整个经济的发展关系极大。1984年2月，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再次指出，先要把交通、通信搞起来，这是经济发展的起点。优先发展邮电通信，成为邓小平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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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改革开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1979年6月，国务院批准实行电话初装费政策
国务院批准邮电部的请示，同意向用户收取电话安装费用，用于市内电话建设。此后，1980年，经国务院批准，邮电部、财政部、物价总局联合发文，对收取市话初装费的标准和办法作出明确规定；1990年，经国务院批准，国家物价局、邮电部联合发文，提出了确定初装费标准的原则，全国指导性标准为3000-5000元，具体标准由各省区市政府制定。初装费成为支撑通信持续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资金来源。到2000年底，全国初装费实际收取水平已降到500元以下。
1982年2月，―三个倒一九‖政策陆续出台
国务院决定，邮电部门所得税上交10%，非贸易外汇收入上交10%，此后又在1986年同意预算内拨改贷偿还10%本息。三个―倒一九‖ 政策对通信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1995年，三个―倒一九‖政策完全取消。
1982年12月，邮电部作出决策在福州引进全国第一套万门程控交换机
1984年1月，全国邮电企业推行―经济核算制‖
企业有了自己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有利于其加快本地通信建设、发展业务的积极性，也有利于东、中、西部地区通信的协调发展。
1984年1月，上海贝尔电话设备有限公司成立
这是我国第一个研制生产程控电话交换机的中外合资企业，由中国邮电部门与比利时贝尔电话公司(后改为阿尔卡特集团)合资组建，中方控股。
1984年10月、12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和中央书记处分别对邮电发展作出―六条指示‖
两个―六条指示‖进一步明确了邮电通信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提出了优先发展通信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对调动邮电部门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快建设国家通信网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1984年11月，国务院领导提出通信发展要坚持―三个依靠‖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鹏同志在全国邮电工作会议上提出，邮电通信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技进步，三靠各方面的支持。
1986年4月，国家对通信技术设备进口实行减免关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