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六 文章河北省承德市第二中学人教高一语文必修二导学案游褒禅山记第四课时更新完毕开始阅读
王安石专题 游褒禅山记（第四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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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苏东坡和王安石的恩怨！
时间:2012-06-27 06:04:24 分类:诗人故事,苏东坡的故事,王安石的故事 说到东坡的敌人，最难措辞的莫过于王安石了，然而事实上又绝对无法回避王安石，因为两人不但分属两个政治营垒，而且彼此之间还有纠缠不清的私人恩怨。 东坡一入仕途就陷入了新旧党争，他的父亲和弟弟、他敬爱的朝中元老、他的亲朋的。当然，更重要的是东坡本人的政治观念与新法南辕北辙，他的学术思想也与新学格格不入，忠鲠谠直的他
不可能违心地对方兴未艾的新政沉默不言，他势必要成为新党的政敌，也势必要与新党党魁王安石发生冲突。嘉祐六年（1061），二十六岁的东坡参加制举，王安石以知制诰的身份出任考官。东坡在制策中全面地提出了自己对朝政的看法，许多观点正好与王安石两年前向仁宗所上的万言书截然相反。众考官都欣赏东坡的“文义灿然”而置之于高第，王安石却斥责东坡之文“全类战国文章”。王安石随后还在任东坡为福昌县主簿的制文中说:“夫士之强学赡辞，必知要然后不违于道。择尔所闻，而守之以要，则将无施而不称矣，可不勉哉！”虽是代朝廷立言，但也显示了他本人对东坡的不满之意。
苏洵与王安石素不相协，嘉祐年间苏洵以文章名动京师，王安石却未有一言褒奖。王安石的母亲去世，朝中大臣纷纷前去吊唁，苏洵独不前往。苏洵还写了《辨奸论》暗刺王安石矫饰反常、不近人情的举止，并预言他必将祸害天下。七年以后，吕诲上疏弹劾王安石，说他“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巧诈”，并断言:“误天下苍生者必是人也！”吕诲的话与《辨奸论》如出一辙，可见苏洵事实上是代表旧党发出了攻击王安石的第一声。东坡对其父写《辨奸论》是不以为然的，认为有些话说得太过分。东坡对王安石的文才也非常赞赏，曾称道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实录》为本朝史书中写得最好的。
但是东坡对王安石好为大言诡论的行为非常不满，曾在祭刘敞的祭文中予以讥刺。王安石则把东坡视为隐然的强敌，必欲把他驱逐出朝廷而后快。熙宁二年
（1069），东坡上疏论贡举之法不当轻改，神宗非常重视，当天就予接见，然后又想让东坡修中书条例，王安石却竭力阻拦，并力荐吕惠卿。同年，东坡为国子监举人考官，策题以历史上君主独断或兴或亡之事为问，王安石大为不悦。神宗又想让东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却说东坡不是“可奖之人”。神宗说东坡文学出众，为人亦平静，司马光、韩维等大臣都称道之。王安石回答说东坡是“邪险之人”，还说三年前东坡遭父丧时，韩琦等赠送赙金不受，却利用运丧的官船贩卖苏木入蜀，还说此事是人所共知，所以东坡虽有才智和名望，但只能当个通判，不可大用。
次年，王安石的姻亲、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诬告东坡护丧回蜀时利用官船贩卖私盐等物，王安石闻之大喜，当即奏知神宗，第二天就下公文到东坡返蜀的沿途州县调查此事，连当年服役的士兵和船夫都被抓来严刑逼供，结果一无所得。司马光、范镇等大臣纷纷为东坡辩诬，范镇且指出苏洵去世后韩琦、欧阳修两人赠送的赙金即达五百两，东坡均予谢绝，岂有反而贩卖私盐以谋薄利的道理，东坡才算逃脱了谢景温与王安石合谋罗织的罪名。王安石还多次劝神宗贬黜东坡，神宗不听，王安石就说对待东坡必须像调教“恶马”那样，“减刍秣，加笞扑，使其服贴乃可用”。王安石身为年长十五岁的前辈和位极人臣的宰相，这样对待持不同政见的东坡，确实有失公正，更谈不上厚道。无怪在十多年后，当东坡在江宁与王安石相见时，东坡说了一句“轼亦自知相公门下用轼不着”，能言善辩的王安石也只好无言以对。
当然，王安石对东坡的才学其实是深为赏识的，尤其是当他不在朝中的时候，曾称赞东坡所撰的《表忠观碑》，又曾兴致勃勃地次韵东坡在密州所写的“尖叉韵”雪诗。当东坡遭遇乌台诗案后，王安石从江宁上书神宗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这对东坡得以免死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元丰七年（1084）七月，刚离开黄州贬所的东坡来到江宁府（今江苏南京），会晤了已经退居江宁八年的王安石。一个是经历了四年磨难的旧党中坚，另一个是业已退出政坛的新党首领，虽然都还坚持着各自的政治立场，但毕竟远离了政治漩涡，彼此间的敌意已大为减退。见面之后，东坡说他有话想说。王安石顿时变了脸色，以为东坡要重提旧怨。东坡又说，他要说的是有关天下的大事，王安石才定下神来倾听。于是东坡对当前朝廷接连用兵和屡兴大狱的措施表示不满，认为“大兵大狱”是汉、唐灭亡的前
兆，并劝王安石出面阻止。王安石说那都是吕惠卿主政的结果，自己已不在位，不便干预。东坡又说:“‘在朝则言，在外则不言’，这只是事君的常礼，而皇上待你以非常之礼，你岂能以常礼来报答皇上？”王安石顿时激动起来，厉声说:“我一定要说！”但他马上叮嘱东坡不可泄漏此话，原来他对吕惠卿的倾轧心有余悸。
此时东坡与王安石身上的政治家色彩已经消退，文人学士的身份意识得以凸显，所以他们的对话很快离开了政治的主题。两人互相出示自己的诗文，东坡手书近作相赠，王安石意犹未足，就自诵其诗，请东坡书写后留给自己作纪念。东坡称赞王安石的“积李兮缟夜，崇桃兮炫昼”二句有《楚辞》句法，王安石欣然认可。王安石问东坡，他的雪诗中“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眩生花”二句是否用了道藏中的典故，东坡笑以颔之。两人又谈论起学术，王安石说他对陈寿的《三国志》很不满意，要想重修又已年迈，劝东坡着手重修，东坡推辞说不敢当此重任。 东坡在江宁停留数日，两人多次作诗唱和，东坡游蒋山的诗中有“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二句，王安石大为叹赏，当即和之，并叹息说:“老夫平生作诗，无此二句！”王安石甚至劝东坡卜宅钟山，与他结邻而居，所以东坡在赠诗中说:“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一个月以后，东坡渡江北上，王安石送走东坡后，对人说:“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劫波度尽，恩怨尽泯，两位文化巨人终于消除了彼此间的敌意。王安石最终改正了对东坡的看法，而东坡更是以不计前嫌的态度对待王安石，东坡的胸怀有如光风霁月，令人敬佩。（本文摘自《漫话东坡》，莫砺锋著，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凤凰出版社2008年5月第一版）
他依然如我想像中的那样，气宇轩昂，从容不迫。朝服和官帽穿戴得整整齐齐，左手置于怀前，右臂舒开，额头微微上扬，大有一种运筹帷幄、踌躇满志的气度。只是，我好象看出他的眉宇间似乎透着一种忧郁，或者说是一种怨愤。我问他为什么，他默然不语。
王安石的这座塑像就坐落于古之临川今之江西省抚州市内的王安石纪念馆的院里。院不大，却是楼、台、亭、阁、木榭、碑廊一应俱全。院内，绿树怀抱，繁花似锦，曲径通幽，是典型的江南宋式府第门楣。塑像就矗立在展馆之前。馆内展出了介绍王荆公生平的许多珍贵资料。所以我想，这位当年政治上的失败者，
如今依然为后人所推崇，也该在九泉之下含笑瞑目矣。可是，他为什么眉宇不展、郁郁寡欢呢？
也难怪，一位胸怀大志、有着经天纬地之才、也曾叱咤风云的人物，最后竟被赶到半山（金陵至钟山之半道，故名半山）闲居，弄得“其宅仅蔽风雨，不设墙垣”的地步，放谁也是难消不平之气的。王安石当年倡导“变风俗，立法度”，其目的只是要整顿当时的“贪鄙苟得”、腐败因循的政治局面，为的都是宋朝的江山和百姓。殊不知世上的改革从来都是充满着艰难险阻的，所以他就无法避免两度拜相，两度罢相，最后被逐出朝廷的命运。其实这种结局已经不错了，这跟宋神宗对他有好感有关，古往今来的改革者有几个比这还好点儿下场的？有专家认为，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其中一个重大的因素是用人不当，如张舜民《哀王荆公》中所说“哭一声唯有弟，故时宾客合如何？”“今日江湖从学者，人人讳道是门生”，这恐怕是王安石生前所料不及的。以我之见，更重要的原因怕是时机不成熟。当时，不但在政治上有司马光一伙专门与他作对，而且在思想领域还有以程颢、程颐为首创立的北宋理学体系，这是比政治势力更难对付的。这可以从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得到佐证：小岗村的几个农民就因为吃不饱肚子想闹分田到户，不也是把脑袋别在裤腰上的吗？不过我想，这位大改革家完全可以开颜一笑了，因为在他之后，中国的改革就从来没有停止过，社会也正是在这种断断续续、艰难险阻的改革中不断前行的。
好在王安石既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又是一位天才的文学家。他在政治上失意之后，就时常跨马骑驴出游山林，忘情山水。虽然寂寞，如他在《半山春晚即事》中说的“春风取花去，酬我以清阴”，“惟有北山鸟，经过遗好音”，内心很寂寞，不是滋味，却毕竟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当之无愧地跻身唐宋八大家之列，同时也为临川人、为华夏子孙赢来了骄傲，不愧为天之骄子。尤其是他的诗，他的近体诗，晚年之作大大胜于早年，在宋诗之中可说是数一数二的，如《艇斋诗话》所言：“绝句之妙，唐则杜牧之，本朝则荆公，此二人而已。”可见，人生得失，不必强求，就凭这，介甫先生，你也该含笑九泉矣。
据说，离抚州不远，在如今的东乡县上池瑶田村（原属临川），是王安石的故里，那里还有不少与王安石有关的旧迹，如荆公山、荆公陂、荆公桥、平山书院等，可惜我无缘凭吊，只得留下一点遗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