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三 文章小学生课外补习的现状调查研究【教学毕业论文】更新完毕开始阅读
教育科学系2009级小学教育专业毕业论文
一、问题提出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竞争的日益加大，知识和技能的竞争已经成为人们自下而上认可的致胜之道，加上近年来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引导和影响下出现了大量独生子女，使得人们对子女教育的重视与日俱增。
接受额外的教育原本属于个人的事，但是当前小学生们参加课外班现象是如此普遍，已经突显为一个见怪不怪的社会现象。我国政府近些年来大力提倡施行素质教育，去年颁布的《教育规划纲要》也强调，素质教育要面向所有的学生，当然也包括小学生。然而，当学校推行素质教育为学生减负时，学生又涌进了各种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学习重负以另一种形式压在了孩子们身上。孩子们并没有真正轻松起来，因为学校还给他们的时间，又都交给了校外培训机构的老师。
2011年3月1日，21世纪教育研究院在北京发布了《教育蓝皮书：中国教育发展报（2011）》，就家长选择课外培训班的情况开展的网络调査的结果显示：小学生家长安排孩子课外培训的时间投入明显高于其他各阶段学生。笔者疑惑：为何小学生参加课外补习行为变得如此的“突出”呢？小学生们大面积参加课外班现象形成的原因主要有哪些，小学生报班对自己的成长有怎样的影响呢，笔者认为这些问题都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二、文献综述
（一）课外补习的概念界定
对课外补习做出开创性研究的学者当属Stevenson和Becker（1992）。课外补习内容基本上类似于学校课程，补习教育依附于主流学校而存在，因此他们也将课外补习称为“影子教育”。他们在对日本高中生所作的纵剖面调查中发现，“影子教育”发生在主流学校教育之外，但目的是为了提高主流学校的学习成绩。Bray（1999）是对课外补习做出系统研究的学者之一。他对课外补习的“影子教育”性质作出了进一步阐释：课外补习只有当主流教育存在时才会存在；它的规模和形态因主流教育的变化而变化；在几乎所有社会中，它受到的关注都比主流教育少；它的面貌远不如主流教育清晰可鉴。Bray认为，补习教育不包括公共财政投入，当然也不包括家庭成员的义务补课劳动。它主要是由机构或个人所提供的具有营利性的教育服务。总的来说，课外补习是由私人支付的主流教育外的补充性教育，它以学术性课程为内容，以正在接受正规教育的中小学生为对象。
王有升（1997）认为课外补习是指中小学生在接受学校正规教育之外所私自参加的针对其文化课或艺术方面进行的辅导补习，其主要形式有：聘请家庭教师、参加假期或周末学校、参加日常补习班。
雷万朋（2005）、薛海平（2006）在其研究中均指出教育补习是除正常学校教育外，家庭购买的额外的教育服务形式，包括聘请家庭教师为子女授课或送子女到补习班就读等。
彭湃（2007）结合国外研究指出课外补习是学生在主流学校教育之外参加的培优补差活动，是由私人支付的主流教育外的补充性教育，只有当主流教育存在时才会存在，国外相关研究故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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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其为“影子教育”。
综合上述学者的共识，小学生课后补习的形式大致分为两类：家教和补习班。补习内容有两种：学校主科补习和才艺补习。学校主科指升学考试类学科，如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等；才艺类泛指非主要课程的学科补习或其他兴趣特长技艺类补习，如音乐、绘画、舞蹈、电脑、棋类、体育运动项目。小学生课外补习即为小学生在学校教育时间之外（如：各类法定假日、周末、学校寒暑假、放学后）通过聘请家庭教师或参加校外各类辅导班进行学校主要学科或才艺类辅导学习的教育活动。本研究中，笔者将“课外补习”限定为小学生在接受学校正规教育之外所参加的针对其文化课进行的辅导补习，其主要形式是参加补习班或者请家教，不包括艺术类补习班。
（二）国内外研究
国外对课外补习的研究要早于中国，目前笔者能够检索到的关于课外补习的学术文献，大多现于国外期刊与一些国家组织的咨询报告上，国内较为少见，课外补习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兴盛于整个90年代，并持续繁荣至今，这一领域的关注者并不局限于教育研究者，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也对课外补习活动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并且大量的研究成果己经或正在被许多国家教育政策的制订者所参考利用，对课外补习活动做出开创性研究。
1．国内研究
笔者在中国学术期刊网上进行相关文献的搜索，发现关于单科补习教育的浅析文章比较多，但是相关的对补习教育进行宏观分析的相对较少，大约有二十篇，这些期刊论文主要分析了补习教育发展的原因、现状、影响等。其中相关硕士论文有四篇，这些论文在总结已有文献的基础上，不仅有理论研究地突破，同时进行了实证研究。
（1）从课外补习的规模来看
在香港，李（Lee，1996）对507名学生的调查发现：26%的低年级中学生，34%中年级中学生，41%高年级中学生，正在接受补习。
李水山（2007）指出，在韩国全国的中小学中有280所示范性“课外学校”，全国98.9%的初中和小学实施“课外学校”教育，42.6%的学生接受这种“课外学校”教育（其中小学生36.4%，初中生28.9%）。
（2）从课外补习的影响因素来看
雷万鹏（2005）研究显示：家庭收入和母亲的教育程度是影响高中生是否参加补习的显著影响因素，地区背景、城乡背景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等因素对教育补习支出有显著影响。
（3）从课外补习的支出来看
魏新等人对城镇居民家庭教育支出负担率进行了调查研究，表明家教育支出负担率与家庭人均收入呈反向变化，与恩格尔系数呈同向变化。
孙彩虹通过对2001年重庆市中小学生家庭近20000份教育消费支出的调查资料进行多元回归分析。表明：父母学历、家庭收入、家庭人口规模、地区发达程度等都是影响家庭教育消费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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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重要因素。
丁小浩、薛海平在2005年的实证研究表明家庭经济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教育支出结构，不同收入阶层的家庭在选择性教育支出上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进而会影响不同收入阶层家庭的子女在接受教育的数量和质量方面的公平性。
（4）从课外补习的政府政策来看
经考察可以发现，政府对补习的政策反应主要有严厉禁止政策、混合型政策认知监管政策、自由放任政策、积极鼓励政策五种。韩国政府曾经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对补习教育实行过两次严厉禁止政策，但是实践证明严厉禁止政策是失败的、行不通的；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对待补习教育的政策都是采取混合型和认知监管的政策，对待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在越南和柬埔寨等极少数国家对补习教育实行自由放任政策，因为这些国家的教师待遇极低，政府没有足够能力提高教师待遇，于是就放任教师参与补习教育获取额外经济收入；新加坡政府通过立法保护、实行税收优惠、提供补贴等手段对课外补习活动实施积极鼓励政策，认为补习能满足学生需求，提高人力资本存量，不仅对学生和老师有利，对国家也无害。通过对我国在 1996 年、2000 年和 2002 年出台的政策梳理可以看出：我国对补习教育采取的政策是混合型政策，即对不同性质、不同种类、不同程度的课外补习采取不同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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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外研究
课外补习主要教授公立学校的教学内容，依附于公立教育而存在，因此补习教育在国外被称为“影子教育体系（shadow education system）”。如今，课外补习在很多国家发展规模庞大，成为公立教育的重要补充。国外对补习教育的系统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研究文献比较丰富，主题也较广泛。限于篇幅，下面主要介绍比较有影响力的研究。
Stevenson 与 Becker 在对日本教育的研究中，首次提出课外补习是一种“影子教育”，并从教育社会学的视角得出结论：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的子女要比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的子女获得更多的补习机会。
（1）从课外补习的规模来看
Bray综合许多学者研究发现，课外补习在亚洲国家和地区最为活跃，主要分布于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在世界的其他几个地区，包括非洲、南美、欧洲也出现了增长势头。在大多数国家，由于课外补习是非官方的，因而大多数数据比较缺乏，只能从一些零星的研究中找到，但这些统计资料帮我们勾勒出一个课外补习的大体轮廓。
Aggarwal（1998）指出，在1997年对印度德里7879名小学生调查显示，39.2%的学生都在接受私人补。Yasmeen（1999）也指出，70%的城市学生接受超过一门课程的私人补习。
（2）从课外补习的强度来看
De silva（1994）的研究表明，11年级学生平均每周参加课外补习的时间为8.6小时；在13年级中，文科生平均每周补习4.3小时，商科生平均每周补习6.1小时，而理科生每周补习11.5小时。虽说部分13年级的学生补习时间低于11年级，但可以发现文科生与商科生的考试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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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要比理科生小，因此，这也从一侧面反映了课外补习教育对考试和正规教育的依附性。
（3）从课外补习的课程选择来看
Kwan-Terry （1991）的研究表明：在新加坡有55%的小学生和29%的中学生在校外补习英语，而母语为英语的家庭中的子女，参加英语补习的比重最低。这表明，当熟练的外语对个人发展极有利时（在新加坡，以英语为交流语言的家庭相对而言较为富裕），外语必然是课外补习的受欢迎科目。
Tseng（1998）的研究表明：数学是台湾高中生参加最多的补习科目,他的调查样本中有近一半的学生参加数学补习，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参加英语补习。
De Silva （1994）的研究表明，在斯里兰卡，13年级的学生（相当于我国的高一或高二）中，有100%的学生参加纯数学或应用数学的补习，参加化学与物理补习的分别占84%和83%。
Chew与Leong（1995）在对4340名马来西亚小学和中学学生接受补习的学科数的调查表明，参加课外补习的学生中，半数以上的学生只接受过一门或两门学科的补习，但是差不多20%的学生接受补习的学科达到了5门或者更多。
（4）从课外补习的影响因素来看
英国学者萨恰洛普洛斯指出，家庭收入状况和家长的社会经济地位对于子女受教育的多少和子女能否获得较好的职业是有影响的。卡诺依指出，不同家庭对教育质量（教育成本的某种函数）的期望值不同，会导致家庭教育支出高低不同，不同经济收入家庭对教育的投入也不一样。
Hashimoto和Hea1h（1995）运用日本1989年全国收入与支出调查资料探讨了家庭收入与教育支出的关系，研究发现：家庭教育支出平均收入弹性是1.72，远大于其他消费支出弹性；中等收入家庭教育支出弹性最大，但很大一部分低收入阶层教育支出收入弹性也大于1，最高收入阶层收入的弹性系数甚至为负。
综合国内外已有文献发现，现有文献的多数论述主要为概括性与思辨性的分析，主要是对学生课外补习的现状、原因、影响等方面的描述性研究。以往研究表明：相对于学校教育的“影子教育”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无论从文化层面、经济层面还是教育获得层面，都有其合理性，但其合理性不能消除其对社会、学校、家庭与学生个体的消极影响。但是，国内针对补习教育的实证研究还比较少，对于影响课外补习因素的探讨就更少了，比如所在学校质量对学生补习机率有没有影响；不同家庭社会背景的学生参加课外补习有没有差异？如果有差异，会不会引发新的教育不公平？但是这些研究无疑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国内教育补习现象，对政府出台合理的教育补习政策也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另外，从研究的数据来看，国内现有关于课外补习的实证研究大多是借用别的项目的调查数据，专门针对课外补习的大规模调查还比较少，因而对教育补习现象的探讨是不全面和不深入的。可见，现有研究还存在许多不足，有些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
同时，课外补习并不只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它的存在主要受文化背景、正规学校教育特点以及该地区教育收益率的影响。此外，教育经济学家们发现，教育个人收益率更高的地区，课外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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