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四 文章讲话稿 - 加强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更新完毕开始阅读
之帅”，所以选人任官，首先要视其德。
基于这种认识，儒家学者对官吏道德语焉而详，不乏精论。其主要内容有以下诸论：
第一， 民为国本，执政为民。
儒家学者深知，人民群众是国家存在的根本、基础，有民则有国，无民则无国可言。所以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8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9 孟子明确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10 荀子亦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欲荣，则莫若隆礼敬士矣；欲立功名，则莫若尚贤使能矣。”11 儒家由人民是国家存在的根本的思想出发，积极主张为官当政者，要爱民重民，仁民亲民，教民富民，敬德保民，德治惠民，仁政施民，反对扰民害民，欺民诈民，暴民敛民，竭泽而鱼，提倡体恤民情，关心民隐，生民养民，以仁裕民，与民同忧，与民同乐，并以此作为考核、衡量最高当权者及各级官吏的道德标准和赏罚准则。孔子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12 勤政治国，诚实无伪，节约开支，爱护人民，用民有时，不违农时，这才是真正爱民的为政者。孔子强调为政之要，为官之德，是爱人得人。
孟子在主张仁政治国，亲亲仁民，仁民爱物的同时，尤其强调最高当政者要与民同忧乐，不能只顾自己享乐，不管百姓死活。他告诫梁惠王：与民同乐者，才能真正享其乐，只顾自己享乐者，只有灭亡的下场。所以说：“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民欲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13 孟子以独夫民贼夏桀为例，说明统治者施暴政于万民，为了自己快乐，大兴土木，修筑灵台，
5
圈占土地，耗尽民力，使百姓无法生活，而宁肯与其一同死去，这样的统治者，当然不能独乐，只有死路一条。孟子针对梁惠王好战杀人，用政害人，暴政夺民的罪恶行径，警告说：“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14 当权的统治者及其各级官吏，如果只为自己花天酒地的挥霍享受，不管百姓的饥寒冻馁，以此主政、行政，则如同率领禽兽来吃人肉，这种人怎么能做官为政呢？其结果只能像孔子所说的“始作俑者”断子绝孙了。孔子之所以痛恨“始作俑者”，就是因为其用“俑”像人形去殉葬。这种作法尚且不可，更何况使广大百姓活活地饿死呢？因此，孟子要统治者施行仁政，制民之产，取民有制，尽心为民，关爱百姓，与民同忧，与民同乐，保民而王。因为“民乐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15 所以孟子一再告诫最高统治者及其各级官吏必须爱护百姓，与民同忧乐，斥责“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16 的无耻行径。后世儒家对此多有所论，并在自己的为官实践中，具体执行之，因而造就了一批批爱民为民的亲民官吏，当然受到人民的拥戴。
第二， 修身立德，正己正人。
儒家学者，在探讨人生之道，为官之道的人生理想、价值时，注重的是身行道德，追求是的“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因此，他们极端强调做人必须修身立德，为官正己方能正人。
孔子提倡“安贫乐道”，视富贵如浮云；讲究“为政以德”，注重“正己正人”。他面对当时不修德、不讲学、不行义、不迁善的局面，深以为忧。他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17 孔
6
子并不以担忧为止，而是积极提供修德、讲学、居义、行善，并与弟子们一起践行之，培养人们的道德品质，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
孔子认为，修身立德对于执政的最高统治者及其各级官吏尤其重要、必要。他们必须修养心性，端正身行，为民众树立好的样子，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这样才能治理好国家。孔子一再申明这个道理。“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18 季康子问孔子什么是政治？孔子告诉他：“政”字的意思就是端正。当政者带头端正自己的言行，谁还敢行为不端呢！言下之意，当政者的言行不端，胡作非为，谁还听你讲的假、大、空之言呢！此话对中国当今的官吏，很有针对性。
孔子下面对当政者发出的教告，更具有明确的警示性。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19 “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20 当政的统治者，本身行为正当，不发布政令，事情也能畅行办得好。如果自己的行为不正当，即使三令五申，百姓也不会听从执行。如果端正了自己的身行，治理国家，管理政务，还会有什么困难吗？当然没有。当政者连自己本身都不能端正，怎么能端正别人呢？当然不能。孔子此论，实在高明。
孔子之所以强调为政之要在于修己正身，因为这是爱民众、得人心的前提。一个当政为官者，不能修己正身，只顾自己获取私利，满足私欲，当然谈不上爱人得人了。在这个前提下，孔子要求执政者必须处处从爱民出发，为民众着想。为此，他企望当政者及其各级官吏，都要以仁道修身，以仁政爱民，并把修身与为政结合起来。据《礼记·中庸》载：“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故为政在人，取
7
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为国治政，要在用贤人，用贤人靠修身，修身靠道德，修德靠仁爱。仁者就是爱人，义者就是适宜。修身正己，是爱人、为政的基础。只有正己，才能执行各种合理的政治措施，推恩于广大民众。就是说，只有修身正己，才能执政为民。
孔子的修身立德、正己正人的官德论，为后世儒者所继承、发展、弘扬。如汉儒董仲舒，就十分推崇先秦儒家“修己爱人”，“泛爱群生”，“内省正身”，“仁爱百姓”的修德为官论。
董仲舒认为，“修身”为做人的根本，亦为做官行政的根本。不修身立德，不能仁爱百姓，当然做不好人，亦做不好官。所以他强调以“仁与义”来“治人与治我”的问题。他在《春秋繁露·仁义法》篇中，对此作了精辟的阐释：《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故仁之为言人也，义之为言我也，言名以别矣。仁之于人，义之于我者，不可不察也。……是故《春秋》为仁义法。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与为义，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谓仁！仁者，爱人之名也。……故王者爱及四夷，霸者爱及诸侯，安者爱及封内，危者爱及旁侧，亡者爱及独身。独身者，虽立天子、诸侯之位，一夫之人耳，无臣民之用矣。如此莫之亡而自亡也。……故曰仁者爱人，不在爱我，此其法也。义云者，非谓正人，谓正我。……《春秋》予之有义，其身正也，趋而利也。故曰义在正我，不在正人，此其法也。……义者，谓宜在我者。宜在我者，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