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精神的一种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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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自有深意在。从分工的角度讲,学生的重任无疑在研究学问和以学问对于国家社会现象的观察批评。爱国固然重要,但爱国的根本、文化的基础却在于学问,所以学生必须在学问和文化方面早做“预备”。这就是蔡元培常讲的所谓“力学救国”的道理。在他看来,从事爱国运动,必然会“牺牲研究神圣学术之光阴”。学生的重任就是研究神圣之学问。对于学生而言,责无旁贷。对于中国学生讲,尤其是如此。因为“我国输入欧化,六十年矣,始而造兵,继而练军,继而变法,最后乃始知教育之必要。其言教育也,始而专门技术,继而普通学校,最后乃始知纯粹科学之必要。吾国人口号四万万,当此教育万能,科学万能时代,得受普通教育者,百分之几,得受纯粹教育者,万分之几。诸君以环境之适宜,而有受教育之机会,且有研究纯粹科学之机会,所以树吾国新文化之基础,而参加世界学术之林者,皆将有赖于诸君。诸君之责任,何等重大。今乃为参加大多数国民政治运动之故,而绝对牺牲之乎?”他认为,参加大多数国民政治运动也无可厚非,但要知道的是,要永久地唤醒国民“则非有以扩充其知识,高尚其知趣,纯洁其品性,必难幸致。苟能应机扩充,持久不息,影响所及,未可限量。而其要点,尤在注意自己之知识,若知趣,若品性,使有左右逢源之学力,而养成模范之资格,则推寻本始,仍不能不以研究学问为第一责任也

”。蔡元培点明学生的第一重任就是研究学问。五四运动之后的学生们也意识到力学报国的重要。在其敦促蔡元培回校的电报中有“力学报国”的壮志和意愿,深深地感动了蔡元培。于是他说道:“读诸君十日三电,均以‘力学报国’为言,勤勤恳恳,实获我心。自今以后,愿与诸君共同尽瘁学术,使大学为最高文化中心,定吾国文明前途百年大计。诸君与仆,当共负其责焉。”[3]641—643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然这两者从蔡元培大学的理念来审视的话,不是并列的,而是有先后轻重的。他认为,对学生而言,读书是救亡的基础。 正是基于这样的看法,他对五四运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颇感忧虑。他说道:“学生在求学期间,自应惟学是务,朝朝暮暮,自宜在书本里用工夫。但大家不用误会。我并不是说学生应完全的不参加爱国运动,总要能爱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爱国,如此方谓得其要旨。至若现在有一班学生,借着爱国的美名,今日罢课,明天游行。完全把读书忘了,像这样的爱国运动,是我所不敢赞同的。我在外国已有多年,并未多见罢课的事情。而我国则不然,自‘五四’以后,学潮澎湃,日胜一日,罢课游行,成为司空见惯,不以为异。不知学人之长,惟知采人之短,以至江河日下,不可收拾,言之实堪痛心啊!总之,救国问题,谈何容易,决非一朝一夕空言爱国所可生效的。从前勾践雪耻,

也曾用‘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工夫,而后方克遂志。所以我很希望诸位如今在学校里,能努力研究学术,格物穷理。因为能在学校里多用一点工夫,即为国家将来能多办一件事体。外务少管些,应酬以适环境为是,勿虚掷光阴。宜多组织研究会,常常在实验室里下工夫。他日学成出校,出国效力,胸有成竹,临事自能措置裕如。一校之学生如是,全国各学校的学生亦如是,那末中国的前途,便自然一天光明一天。”[4]19—20但这仅仅是蔡元培本人的办学理念或理想,在当时的中国却难以实现。五四以后学生断难抱定“为学问而学问”的宗旨。

运动的胜利,使他们过分地相信各种群众运动,并总企图通过此种运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1922年,北京大学因办学经费短缺,而于此年向学生征收讲义费。于是当年10月17日和18日引发了所谓的讲义费风潮。学生对于教员“肆口漫骂,并加恫吓”,他们“威迫狂号,秩序荡然”。此次学潮波及全国,产生了很坏的影响。不得已,蔡元培再度提出辞呈。总之此后的种种迹象表明,在一个充斥着内忧外患的国家内很难持守“为学问而学问”的精神。但蔡元培、蒋梦麟等人办北京大学的初衷就是要在北京大学建立为学问而学问的精神。 四

蔡元培的大学理念在现实中的落实尽管困难重重、举步维艰,

但他却从未改变“学校为研究学术而设”的初衷。就大学的功能而言,在他看来,必须始终坚守“学术第一”的理念。也正是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之下,讲学自由原则、兼容并包原则应运而生。当然我们也可进一步推导出教授治校的原则。鉴于上述的材料及其我们对此所做的分析和研究,我们现在大概可以把北京大学的传统或精神概括为这样的几句话:学术第一、讲学自由、兼容并包、教授治校。

蔡元培奠定了北京大学的精神,使北京大学走上学术繁荣发展的道路。其时中国备受列国欺凌,国内军阀混战,政治极其黑暗。蔡元培所领导的新北京大学的出现,“好像一座灯塔,使全国人民看见了光明,认识了前途,获得了希望。全国风起云涌,互相呼应,这就是震撼全社会,移风易俗的新文化运动”[8]56。新文化运动从本质上讲就是一场文化建设运动。这场运动开始于1917年初的北京大学,而在1919年5月演变为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演变为一场政治运动。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两者之间却不尽相同。前者是政治运动,而后者是一场文化建设运动。中国近一百多年的历史中革命运动或政治运动屡见不鲜,但真正缺少的是像新文化运动那样的文化建设运动。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都源于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对中国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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