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三 文章试论明代的州县吏治更新完毕开始阅读
形式主要集中在催科、馈送、仕进分途、狱讼、胥吏乡官干政等方面。
二、赋税催科的弊端
催科是地方官吏的一大任务，保证正常赋税亦无可厚非。但是，明代地方的催科却演变成了害民之政。从明朝全盛时期的宣德年间开始，上解税粮就已经成为地方官吏考课的“硬指标”。宣德五年定：“天下官员三六年考满者，所欠税粮，立限追征。九年考满，任内钱粮完足，方许给由。”④从此开始，考课地方官吏实际不再重视教化抚治，惟以催科为事。
在种种压力下，州县官吏的职责，惟以催科为要。所谓教化，所谓赈济，所谓安民，所谓恤狱，全部被搁置一旁。州县的催科,一方面是国家政策和官员考课逼迫而致,另一方面是包税制下经手官吏有利可图.只有通过催科,官吏自己才能从中得益,催科不力者,宦橐亦羞涩.因此,催科不仅有来自上面的压力,还有来自自身的动力。
三、馈送和过客招待造成的额外负担
州县的上司之多，监控之严，不仅导致州县动辄掣肘，而且导致州县馈送之弊。凡任州县者，不馈送就无法做官。馈送的对象主要有四：一是府衙和布按二司，二是中央派出性质的巡按督抚，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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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时行，《明会典》，中华书局，1986年，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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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过往客人，四是京司。
知府是州县的直接上司，因此也是州县送礼的首要机构。布按二司也同府衙相仿，是州县的主要馈赠对象。至于京司，州县主要是在三年朝觐之时需要馈送贿赂。贿赂与胥吏政治相结合，使政治益发黑暗。
四、仕进分途对州县吏治的影响
明代仕途大势，内重外轻，士人特别是进士对州县官职不屑一顾，致使州县官吏多不得人。永乐以后，随着科举制的完善，州县官员，不是进士，就是举监。但就知县来说，以举监居多，佐贰则杂用举监和吏员。进士和举监分途，使地方政治深受其害。隆庆时，吏科给事中贾三近，天启时，吏部尚书赵南星，都曾从官吏考察升迁的角度指出过这种危害。
在内重外轻的局势下，万历以后，知县乃重。但只是进士以其为登身之阶而重，以其能交接关系而重，以其能搜刮钱财而重，而举监之轻如故。不但于地方政局无补，而且有害。
五、狱讼的黑暗
刑名狱讼是州县常事，按照明制，凡军民狱讼，必须自下而上逐级陈告，越级即为违制。徒流以下，府州县即可决断，徒流以上，府州县审判后解部定案。而明代州县狱讼，往往操之于吏书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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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其生财捷径。
六、吏胥、乡官、保甲和生员对地方政务的干涉 明代州县正式官员极少，属州与县衙，其职官最多不过四人，政务主要靠吏员办理。州县衙门，一般有承发房管理文书，另有吏户礼兵刑工六房，对口处理政务。承发房和六房，都由吏员管理。胥役则从当地纳粮二石以上三石以下的民户中差点，充任祗候、禁子、弓兵、捕快、门子等。官不谙政事，只有靠吏。正因为吏员胥役有来钱之路，故充当吏员胥役要出钱买，谓之“顶头银”或“顶首银”。明代晚期，地方长官为了驾驭吏胥，掌握政务，又逐渐兴起了文友幕宾。这种文友遂成为清代幕宾的前身。
七、小结
明代的州县吏治对封建统治的稳定起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明朝之亡，根源实在于州县的残暴和贪贿，此不可不为治史者鉴。满族入关后，之所以能够维持数百年政局，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摊丁入亩、耗羡归公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催科之弊和馈遗之弊，并通过京官与外官的交流，部分解决了仕进分途之弊，还对吏胥进行了整顿。乡官、生员干政问题也得到了较好的克服。当然，清朝有清朝的问题，而且有些问题依然照旧，特别是幕僚形成制度，分掌钱粮与刑名，与吏胥结合为一体，使其弊端成为无法克服之痼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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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讼的黑暗亦不亚于明朝。但是，毕竟清朝的统治者对明朝遗留下来的州县弊政进行了一些改良，因此，虽然清承明制，但在州县吏治问题上还是有区别的。尽管清朝有比李自成、张献忠更为凶猛的太平天国起义，但毕竟没有亡在农民手里而是亡在西方列强手里弄清这一点，有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明清制度的异同。
八、参考文献
[1]申时行，明会典[M].北京.1986年.
[2]袁宏道，袁中郎全集[M].香港.1986年. [3]陈子龙，明经世文编[M]. 北京.1962年. [4]赵翼，陔余丛考[M]. 北京.1957年. [5]张廷玉，明史[M]. 北京.197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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