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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词学理论研究
词由诗衍化而来，但二者又体性各异，独立发展。与词的创作相伴而产生的词学理论既是古代诗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具有自身的理论个性和理论价值，有着区别于诗学理论的一系列的概念、范畴和理论命题。由于词在相当的发展历程中被定位于“诗之余”，词学理论对诗学理论的依附性也极强，因此，词学理论的研究一直并不发达，这一态势从清末到二十世纪，由于研究者的辛勤耕耘，得到了极大的改观。就其内在的发展脉络看，二十世纪的古代词学理论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开创期。这一时期，从研究特征上看，主要是承接晚清词学研究之余绪，借鉴西方文艺理论，实现了研究方法上的初步变革。其中，王国维《人间词话》是传统词学研究向现代词学研究转化的主要代表，而胡适则以文学进化论思想为基础奠定了词史观变革的基础。虽然传统的作法研究、体式研究、读法研究仍然在词学理论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到了三、四十年代，由于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等人的杰出贡献，开创期的古代词学研究形成了词学批评学、词学文献学、词学考证学三足鼎立的研究格局，为词学理论研究的致远入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是五、六十年代的过渡期。这一时期，论题相对比较单一、集中（主要是关于李煜词的讨论和关于李清照《词论》的讨论），并且，相关的论争打下特殊时代的政治烙印。除词学文献的整理有所收获外，这一时期的总体研究
成绩不高。三是新时期以来的兴旺期。这一时期的古代词学理论研究在宽松的政治氛围和学术环境下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主要表现在：词学文献整理有长足进步；词学研究范围大大拓展；词学史撰写取得实质性突破；词学理论体系的探索与建构开始起步；综论性专题著作激增；集大成式的辞典编撰得以完成。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的古代词学理论已进入到一个全面发展的阶段。
以下就二十世纪古代词学理论的研究大势、重要论题以及存在的问题作一简要的梳理。 一 、研究之大势
20世纪词学研究的历史实际上承接自晚清词学。王鹏运、郑文焯、况周颐、朱祖谋“四大家”的影响深远及20世纪前三十年，他们在整理词学文献、校勘词学版本、研判流派宗尚、品评风格倾向、把握词学审美批评的价值取向以及构架词史观念等重要问题上都对20世纪词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国维正是在这种词学繁荣的大背景下染指倚声填词并开始其词学研究的。1906年至1907年，他的《人间词》甲乙稿刊印问世。1908年，《国粹学报》分期连载了他的著名的《人间词话》。他还对《片玉词》、《桂翁词》、《花间集》、《尊前集》等进行了细致的考证，成为20世纪词学研究的一面旗帜。与有清一代将“尊词”视为词学研判工作之首要任务不同的是，王国维抛弃了旧词学“与《风》、《骚》同旨”的儒家传统教化观念，“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1）将近现代西方文艺美学理论嫁接到“词话”这种传统艺术理论形式上，不仅打破了传统词学旧有的理
论框架或理论格局，还创造出诸如“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有境界”与“无境界”、“主观之诗人”与“客观之诗人”、“造境”与“写境”、“隔”与“不隔”等一系列带有中西方文艺美学合璧色彩的概念或范畴，成为传统词学研究向现代词学研究转化的一个界碑。
胡适的词学研究是同他所提倡的新文化运动“整理国故”的口号联系在一起的，而且他的词学研究框架以及对词史的认识，又是同他的进化论文学史观密切相关的。胡适尝试用古文---白话的消长起伏运动来建构文学史，他在《白话文学史》中将国语文学看成是“一千几百年历史进化的产儿”，认为“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并断言“古文传统史乃是模仿的文学史，乃是死文学的历史”，而白话文学史则是“活文学的历史”。（2）从这种进化论的文学史观出发，胡适提出了自己的词史观，认为词经历了“本身”、“替身”和“鬼”三个阶段的历史发展过程，而清代词学的复兴在胡适看来只不过是词“鬼”的历史搬演，其虚假繁荣的鬼排场后面却毫无生气。他还将词本身分为“歌者的词”、“诗人的词”和“词匠的词”，对那些缺少活的文学精神和艺术真美而充斥着“烂书袋”、“烂调子”的技术主义与工艺主义的“词匠的词”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总的来看，胡适在词学研究方面，主要是从旧文化批判与新文化建设的宏阔文化眼光出发，通过对文学进化论思想的阐释来实现词学研究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其文化哲学的眼光与批评方法不仅把词学研究推进到了一个科学学术的新阶段，更为后继者在文学学术观念的更新、现代词学研究意识的培养上奠定了基础。20世纪前半叶出现的三百多种各类文学史著作，不少著作在安排词史、
词学史的时候都明显地接受了胡适的进化论文学史，而在具体的词学研究中，这种影响也清晰可见，如顾敦鍒《笠翁词学》一文就阐发了李笠翁词学的革命性，他说：“我所以介绍笠翁的词学，不但因为他的学说有历史的价值，也是因他的意见，在文学革命以后的今日，还有指挥新作家的势力”。（3）
与王国维、胡适等人以西方近现代以来的文艺观念或进化论文学史观来讨论词学有别的是，不少研究者仍然以旧式研究方法来研究词学。如蒋兆兰的《词说》以朱彝尊《词综》、万树《词律》为“词家必备之书”，以婉约为正宗来讨论词论、词法问题。陈洵的《海绡翁说词》则师尊周、吴，以“严律”、“贵拙”、“贵养”、“内美”为论词之标准。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不少以论词之作法、体式、读法和研究方法为主的著作，如徐敬修的《词学常识》（上海大东书局，1925年）、刘坡公的《学词百法》（世界书局，1928年）等。另一值得注意的倾向则是断代词学史研究开始出现，如徐珂的《清代词学概论》（上海大东书局，1926年）即是较早全面研究清代词学的著作。这本2万多字的专论，引用谭献的评论把清词分为“才人之词”、“学人之词”和“词人之词”三种，并在“派别”一章勾勒了浙西派和常州派两家的发展线索及其影响。在作者看来，以朱彝尊为代表的浙派词家推崇南宋姜夔、张炎，多在声律字句上用功夫，恪守旧法而较少创新。与此相对照的是，作者给予常州词派在词史上以极高的地位，认为“自是以还，词学大昌”。又由于词学理论缺乏系统的论著，评论家的观点、标准等多体现于选本之中，因而，作者深谙此道，特立“选本”一章，对《词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