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与水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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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竟是水性的化身。老子多处以水或与水有关的物象来比况、阐发“道”的精深和妙用,甚至水还一度被老子推崇为“道”的象征(认为水“几于道”)。有人说:老子的哲学就是水性哲学。

“道”是老子哲学的中心观念,他的整个哲学体系都是从他所预设的“道”中展开的,并由此揭示出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老子·二十五章》)这一条贯串着天地人的大法则。事实上,老子之“道”来源于对大千世界事象的深刻体察和思考。从地理环境来看,老子和庄子这两位道家代表人物生长和主要活动的地方为河洛、江汉之间的水泽地带。《史记·老庄申韩列传》称老子“深藏若虚”、“其犹龙”,这种特点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渊深不可测的水。长期与水打交道,尤其是水所独具的各种形态和性质、功能,必然会深深启发老子的道机;而自然界中的水,这种普遍存在,分布广泛孕育生命万物,与生命存在有着紧密文化联系的物质,恰恰与老子的“道”有着十分相似之处。从一定意义上说,老子哲学正是在对水性的感悟并旁及其他社会、自然事物而高度抽象的智慧结晶。

老子是这样借水阐述“道”的:“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老子·七十八章》)“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老子·四十三章》)在老子看来,世间没有比水更柔弱的,然而攻击坚强的东西,没有能胜过水的东西。水性至柔,却无坚不摧,正所谓“天下至柔驰至坚,江流浩荡万山穿”,又如民间谚语所云“滴水石穿”。

“上善若水”是老子水的人生哲学的总纲,也是老子人生观的综合体现。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老子·八章》)老子明确地告诉我们:最高尚的品德像水一样。这就把水人格化了,并推崇到无以复加的高度。

水给老子的启迪和灵感无疑是巨大的,自然之水总能和老子之“道”紧密联系起来,以水载“道”,堪称是老子思维中的一个定式。在老子哲人的目光中,当浩瀚的大海之水流入其“道”之“形体”构造的广阔思维空间时,自然之水便成为老子构造“道”体的重要参照物;当水流入其“道”之体现自然和社会规律的幽长隧道时,自然之水便成了老子立说的“哲学之水”;当水流入其“道”之体现生活准则的宽大河床时,自然之水又成了老子思想的“社会之水”、“人生之水”。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水是老子文化思想中具有特殊意义和价值的重要标记,是老子载“道”、阐道的重要载体。同时,通过水的载体,使老子形而上的“道”(精神的道、概念的道)从“玄而又玄”、“惟恍惟惚”的“众妙之门”中走了出来,老子之“道”变得具体而生动,这就为我们体会和把握老子立说的深切内涵打开了感性的方便之门。

庄子与水

庄子和老子一样,也喜欢从水中感悟和阐发其深邃的“道”理,但二者的思维方法和运用方式大不相同。老子以水论“道”,大多直抒胸臆,是直截了当的断语;庄子则不然,他往往通过编织奇特的水的寓言故事,来阐发深刻、抽象的哲学道理,其说理方式之奇特、想象之奇幻、运思之深邃、语言之精美,令人叹为观止。

人对水有着天生的偏爱,水中之游确实充满了无穷的快意,而庄子更喜欢从游水中体悟他的逍遥游的境界。除了“鱼相忘于江湖”这一极为深刻的寓言以外,庄子还在《达生》篇中给我们讲述了“津人操舟若神”和“吕梁丈人在急流中畅游”的寓言故事。

庄子从游泳中感悟出了人生逍遥游的道理——“善游者数能,忘水也”,即从实践中能够达到熟能生巧、由技入道的自由境界。而这种境界的获得,其前提是“忘水”,即必须超越现实环境和技术的束缚,习而成性,无所顾忌,自由挥洒。

在《秋水》篇中,庄子精心编制的关于水的寓言故事,更是把庄子之“道”的深邃内涵表现得淋漓尽致:“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顺流而东,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焉河伯旋其面目,望洋向若(北海神)而叹曰:??今我睹子之难穷也,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这里,庄子拿具体、单个的河水与“不见水端”的北海之水相比,分明是有限的现实和无限的“道”的精妙比况。河伯作为大河之神,看到的自己浩荡东流的伟大样子,感到十分得意,以为天下之水都不能和自己相媲美;当他看到浩淼无垠的大海时,才发现自己原来是那样的渺小。

老庄为我们设计的“道”是恍惚无形的,是感官所不能感知的。为了让我们更好地体道,庄子不但给我们讲了不少生动、形象的水的寓言故事,同时还教给了我们一个直观识“道”的办法——静观法。“水静犹明”,于是庄子又信手拿止水来作比喻,让我们来体会“道”的真谛:水静则平,这是一种司空见惯的水性特点。但慧眼独具的庄子却发现了静水与体道须有“虚静”心之间的契合点:水之平、静、明,都是静止而非流动造成的,这正与道家“无为”的思想相一致,与庄子所推崇的“虚静、恬淡、寂寞、无为”的人格修养相一致。“圣人休焉”,也就是圣人之心就象绝对静止的死水一般,不受任何外界因素的影响,其内心也没有任何波动。达到这种无忧无虑无为的心境,这也就接近“道”了。同时庄子还以静水善鉴万物的自然现象,譬喻心静则可以察天地之精微,镜万物之玄妙;而水动则泥沙俱起,浑浊浮动,如人心之物欲充斥,杂念横生,心浮气躁,当然无法洞鉴宇宙之奥秒、人生之真谛,此所谓“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大宗师》)。庄子的止水静观之喻与老子的“涤除玄鉴”(《老子·十一章》)以及佛禅强调的“心如明镜台”有异曲同工之妙。庄子要人们效法静水,时刻保持人性安静,从而以一种不偏不倚、公正无私的心态认识和对待万事万物。否则,如果被世俗社会的功名利禄等物欲所困扰,就会象动水引起的浑浊一样,失却晶莹剔透之心灵,也就不能以虚静自然之心来感应宇宙天地的玄机。

管子与水

我国古代朴素唯物论把金、木、水、火、土“五行”视为世界的本原。水是生命之源,没有水就没有生命,没有世间万物生机勃勃的景象。水生万物的哲学观念(具有明显的朴素唯物论思想),几乎是中华民族一种普遍的心理意识,《管子》一书的作者就是持有这一观念的代表。《水地篇》说:“故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诸生之宗室也。??万物莫不以生。”明确地把水看作世间万物的根源,是各种生命的根蒂。为了增强上述论点的说服力,《水地

篇》接着说:“是(水)以无不满,无不居也。集于天地而藏于万物,产于金石,集于诸生,故曰水神。集于草木,根得其华,华得其数,实得其量。鸟兽得之,形体肥大,羽毛丰茂,文理明著。万物莫不尽其机,反其常者,水之内度适也。”这段话主要表达了二层涵义:其一,水浮天载地,无处不在,世间万物中都有水的存在,这是水独具的神奇之处。其二,万物之所以繁衍生息,充满生机与活力,靠的是水的滋养哺育;如果没有水,万物就失去了生存的根本。

在《管子》看来,水不仅是地球上各种生物的生命之本,同样也是万物之灵——人的生命本源:“人,水也。男女精气合,而水流形。??凝蹇而为人。”这就强调了人是由水生化而来的,即男女精气相合,水流布形成胚胎再成为人体。其实,人和万物一样,不但生命孕育离不开水,而且生产生活更是时时刻刻离不开水。自从地球上出现人类以后,除了天上的太阳、地上的泥土以外,水则成了人类生存最为重要的物质元素。从一定意义上讲,水是人类生存和文明进步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人类创造的所有文明,都离不开水的滋润。可以说,《管子》的上述观点,与人和世界万物是上帝创造的唯心论是针锋相对的。

《管子》依据水的不同功能和属性,以德赋之,唱了一曲水之美的赞歌,实与老子“上善若水”和儒者“以水比于君子之德”的观念一脉相承。尤其是“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而水以为都居”的言论,分明是道家水性哲学的体现。这里,《管子》通过盛赞水具有的“仁德”、“诚实”、“道义”、“谦卑”等优良品德,主旨是规劝人们要向水学习,效法水的无私善行,从而达到至善至美的境界。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对此,《管子》有深刻的认识。《水地篇》说:“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诸生之宗室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生也。”即认为水不但是孕育生命万物的根基,也是产生美与丑、贤良与不肖、愚蠢与俊秀的基础条件,即人的形貌、性格、品德、习俗等都与水密切相关。为了充分论证自己的上述观点,作者还通过对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河流和水质情况与国民的体貌、性情、道德等对照起来,指出:“夫齐之水遒躁而复,故其民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轻而果敢。越之水浊重而自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最而稽,淤滞而杂,故其民贪戾罔而好事。晋之水枯旱而浑,淤滞而杂,故其民谄谀葆诈,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滞而杂,故其民愚戆而好贞,轻疾而易。宋之水轻劲而清,故其民简易而好正。”作者具体论述了齐、楚、越、秦、晋、燕、宋各国水质的差异对当地百姓品貌习性产生的巨大影响。尽管上述评说与事实未必完全相符,甚至渗杂着一些个人情感的因素(如战国诸子对宋人常有微词,而该文“独赞楚而美宋”),不免失之偏颇,但其阐述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造就一方人”的道理是不容置疑的。

墨子与水

墨子是一位具有开拓精神的思想家,其学说是先秦乃至中国古代最富个性特征的学说。古籍记载和民间传说的三代圣王尧、舜、禹的文化思想,尤其是大禹治水、救世济民的伟大精神和光辉形象,深深地影响了墨子,并成为墨子和墨家效法的榜样。关于大禹治水精神对墨子及墨家的影响,《庄子·天下》说:“墨子称道曰:‘昔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肱,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使后进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蹻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诚如庄子所言,墨子及其墨家的言行,的确体现了他们心目中的“禹之道”。墨子热心救世,其学说的基本内容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等,皆为救世之术,与大禹治水、为民造福的精神一脉相承。

同先秦诸子一样,墨子也善用水的特性和功能来作譬喻,为自己的主张作论据、作支持,从而增强其思想观点的说服力。

“亲士”是墨子十大政治主张之一。墨子认为,要治国安邦,君主必须亲近贤士,使用贤才。为此,他专门论述了如何亲士和用士的问题,指出:“良弓难张,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马难乘,然可以任重致远;良才难令,然可以致君见尊。是故江河不恶小谷之满己也,故能大??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夫恶有同方不取,而取己者乎?盖非兼王之道也??是故溪陕(狭)者速涸,逝(流)伐者速竭。”(《亲士》)认为执政者只有象江河纳百川那样,不拘小流,虚怀宽谷,才能广泛延揽使用各方面的人才;只有象江河有无数源头那样,善于采纳不同的意见和兼收并蓄,才能兼听则明,君臣上下同心同德,长生保国。反之,如果器量狭小,不能包容万物,广布恩泽,就会象狭小的溪流容易干涸、很小的小川容易枯竭那祥,成为孤家寡人,最终将落得个众叛亲离、土崩瓦解的下场。

值得指出的是,墨子的上述思想还体现了他对辩证法中量变质变关系的认识。“江河不恶小谷之满己也,故能大”;“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以江河成其泱泱巨流是由千川万源汇纳而成的事例,说明事物发展过程本质上是通过量变的积累实现质变的。有关墨子以水的特质为譬喻,阐明事理、论证观点的事例,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墨子作为先秦思想巨匠对水的观察以及由水引发出哲思的深刻性。

孙子与水

孙子在军事上的伟大建树主要体现在他为后人留下了一部不朽的军事著作——《孙子兵法》上。这部不足六千字的兵书,言简意丰,深刻提示了军事斗争的普遍规律,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军事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孙子兵法》同时也是一部精粹的哲学著作,其兵法理论中总揽全局、综合比较、求实超前的能动运筹理论和能动辩证、因利制权的作战指导思想,也被被广泛应用于外交、经济、体育等非军事领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们的各种生产实践活动。自古以来,水与战争便结下了不解之缘。“兵形象水”,用水代兵的战例在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屡见不鲜;而水所独具的无常形及所兼有利与害、柔弱与刚强、防御与进攻两重性的特点,与战争的特性有着某种惊人的相似之处,因而水对兵家有着巨大的启示作用。在《孙子兵法》十三篇中,有七篇直接谈到了水与战争的关系。以水的特性和功用论述军事思想,堪称《孙子兵法》的鲜明特色之一。

孙子用人们生活中常见的激水漂石现象作比喻:“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是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篇》意思是说,湍急的流水,以飞快的速度奔泻,其汹涌之势可以把大石头冲走。??善于作战的人,他所造成的态势是险峻的,他所掌握的行动节奏是短促而猛烈的。这里,孙子提出了“势险”和“节短”两个重要原则。“势险”说的是军队运行速度。“激水之疾(急速),至于漂石”的比喻形象地强调了速度是发挥战斗威力的重要条件。“节短”说的是军队发起冲锋的距离。

孙子非常重视战术的“奇正”,尤其重视“奇”的运用。他说:“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势篇》就是说“奇”与“正”的关系是相变相生的,为了形象地表达“奇”、“正”变化之关系,善用比喻的孙子信手将大千世界的天地和江河拈来,用以阐述其深邃的军事思想,指出:一个高明的将帅,应随机应变,随着战场情况的变化而变换奇正战法,犹如天地一样变化无穷,江河一样奔流不竭。活用奇正之术,变化奇正之法,是指挥员临时处置情况所必须把握的艺术。在广阔的战场上,尽管奇正的变化“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但落脚点往往在一个“奇”字上。唯有善出奇兵者,才算领悟了奇正变化的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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