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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正传》研究现状综述
鲁迅的《阿Q正传》是一部誉满中外的伟大杰作。作于1921～1922年，文章最初发表于北京《晨报副刊》，后收入小说集《呐喊》。《阿Q正传》向我们展现了辛亥革命前后一个畸形的中国社会和一群畸形的中国人的真面貌。它的发表，有着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阿Q正传》是鲁迅惟一的一部中篇小说，共九章，是采用章回体的形式写成的。
一、关于创作的研究
关于《阿Q正传》创作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创作本意的研究以及写作手法的研究上。
关于创作本意的研究：
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中鲁迅明确指出他之所以创作《阿Q正传》是想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来。几年后，他更进一步说，他作 “阿Q正传大约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这是和“五四”时期鲁迅深刻的启蒙思想分不开的。齐忠贤在《从鲁迅创作《阿Q正传》的本意谈起》中提到，辛亥革命，十月革命，五四运动都极大的推动了鲁迅思想的前进。鲁迅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新的思想基础上，从为广大被压迫人民寻找革命出路的目的出发，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要求出发, 用文学作品来“暴露国民的弱点”。钱光培在《<阿Q正传>的创作本意及其他》中更进一步分析了鲁迅在创作过程中是如何写出“国人的灵魂的”。他认为鲁迅在创作过程中运用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提到过的“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的办法，以及《“出关”的“关”》中提到过的“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办法。使得鲁迅把以自己长期积蓄的足以反映“国人的灵魂”的素材运用到了阿Q的形象塑造之中去，从而帮助他缩短了“阿Q的灵魂”和“国人的灵魂”的距离。 关于写作手法的研究：
1. 叙事手法研究 李雪芳的《《阿Q正传的叙事诗学分析》从叙事学的角度探讨了《阿Q正传》的艺术魅力。通过分析身份复杂的叙述人“我”以及多重的叙述结构探讨了《阿Q正传》的叙事魅力。 杨月梅在《《阿Q正传》叙事的不可靠性》一文中论述了《阿Q正传》从事实/事件轴和价值/伦理轴两个维度充分体现了叙事的不可靠性。这种叙事的不可靠性使小说在叙述手法上独具匠心，更使作者所要通过文本传达给读者的价值意义得到了深刻独特地表现，从而使作品具有了无限的张力和永恒的魅力。
田俊武的《鲁迅《阿Q正传》的叙事视角初探》认为《阿Q正传》在总体的零聚焦全知型叙事视角的模式下, 运用了视点转换、视角模式转移和视角越界等叙事策略, 从而最大限度地达到了作者所预期的目的。
2. 环境描写研究 周洪年《《 阿 Q 正 传 》的环境描写》中指出《阿Q正传》可以说也是由酒店、赌摊、土谷祠、春米场、龙虎斗、杀人游街示众等一幅幅风俗画组合而成。这些风俗画正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所独具的特色。它既是阿Q 生活的环境,也是阿Q 相表演的舞台,更是阿Q “大团圆” 悲惨结局的见证。
二、关于人物角色的研究
《阿Q正传》的角色研究当然主要集中在阿Q身上，也有对周围人物的一些研究。
关于阿Q的研究：
阿Q就是一个可怜可悲又有喜剧色彩的小人物。 他很可怜而又可悲，体现在他性格的自相矛盾以及悲惨命运之中。 他的 “精神胜利法” ，又渗透着阿Q的可笑的一面。
1. 阿Q形象
宋燕飞在《浅析阿Q形象》一文中指出阿Q是半封建半殖民社会文化所孕育出来的畸形儿; 也是一个悲剧人物，他的悲剧是一个追求者的悲剧; 在阿Q荒诞不羁的形象背后更蕴藏着针对国情的严肃
的一面。熊洁在《阿Q形象再审视》中指出阿Q的形象是一位勤劳诚实封建落后并受剥削压迫的农民。在《从《阿Q正传》看阿Q形象的典型性》一文中，张育花和李红慧指出阿Q形象是中国辛亥革命时期贫穷落后而又麻木不仁、缺乏起码阶级觉悟民众的真实反映，同时也是鲁迅审美意识和审美理想的主观反映。
2. 精神胜利法
吴建茹和乌云其其格在《简论阿Q“精神胜利法”的普遍性》一文中分析了“精神胜利法” 的历史文化和社会渊源。一方面, 阿 Q及其精神胜利法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近代中国民族的特定历史、特定本质, 具有其历史具体性。另一方面, 阿 Q及其精神胜利法又具有社会一般性, 特别是精神胜利法表现了 “人性的普遍弱点” 的一种。
王斌的《精神与肉体的相争》认为人类生存中的基本问题即肉体问题是精神胜利法产生的基础。自恋情结和英雄主义幻想是精神胜利法的两大法宝。移情和精神依赖是精神胜利法的维系之法。 3. 其他研究
杜庆来在《从阿Q的名字说起》中说到，从直观上看，“Q”个字母与清末中国人外形极其相似，象征整个名族。再从“Q”字的构成来看,由“O”与“~”两部分结合而成，象征着国人喜欢的圆满以及黑暗现实的大棒。最后“Q”是question的首写字母，暗示鲁迅向国人提出的一系列问题。 在《试论《阿Q正传》中Q字的读音》一文中，经谢德铣分析后指出“Q”应该念成英文的“Q”。符合鲁迅在《阿Q正传》序中所作的对阿Q写法和念法的完整叙述和含义。也符合阿Q 这一特定人物在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以及阅读作品的一般规律和认识习惯，更符合鲁迅的原意。 关于其他人物的研究：
1. 小D 姜良录在《《阿Q正传》中的小D》指出，小D是阿Q“革命”的真正伴侣。鲁迅先生留下小D给革命者以韧的提示, 同时, 也给小D留下一条艰难曲折甚至还较蒙胧又不失希望的活路。王理红在《阿Q与小D关系小议》中表示，阿Q和小D是一脉相承的，一个是另一个过去生活的再现，一个是另一个未来命运的显示。
2. 邹七嫂
李艳敏在《论《阿Ｑ正传》中的邹七嫂》一文中指出邹七嫂“吃人”与“被吃”的病态人格。她像一个出色的社会活动家活跃于未庄这个封闭王国的舞台上，用自身的驱动力量无形中影响了阿Ｑ人生的起落。刘家思在《打开阿Q正传的新窗口——论邹七嫂形象》一文中认为邹七嫂是一个地位仅次于阿Q的非常成功的人物形象，位于未庄社会人文图景中的坐标中心，使得未庄的社会形态得以全面而广泛的呈现，使未庄的社会本质特征更加真实深刻的反映。
3. 赵太爷
在《再品阿Q与赵太爷》中，杨佳莉认为赵太爷和阿Q分别代表未庄社会结构中强弱的两极，但在许多方面，他俩堪称最相当的对手。无论静态的对峙，还是在动荡中短兵相接，阿Q总能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完满自足，与赵太爷隔个世界保持平起平坐的架势。
三、关于环境的研究
1. 未庄 余新明的《阿Q正传中的未庄》指出，在《阿Q正传》的“城与乡”的空间互动中，未庄承担了“乡”的一极，未庄不仅作为“行为的地点”参与了《阿Q正传》的叙事建构，更以其鲜明的等级性成为一个“行动着的地点”。它促使包括阿Q在内的未庄人展开各种行动，是《阿Q正传》的叙事动力和核心。
2. 土谷祠与静修庵
在《谈谈《阿Q正传》中的土谷祠与静修庵》一文中，余新明又指出，土谷祠和静修庵是《阿Q正传》中两个非常重要的社会空间，它们承载着非常丰厚的文化社会意义，在《阿Q正传》的叙事建构和主题表达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土谷祠是阿Q的栖身之所，鲁迅把土谷祠作为展示阿Q深层思想的舞台并有意利用它来达到一种反讽的叙事效果。静修庵则多次与阿Q的命运发生纠结，被
鲁迅有意用来做叙事的“节点”——故事发展的转折之处。
四、关于国民性的研究
黄巨龙在《全面揭示旧中国病态国民性的一出讽刺“戏剧”》指出，《阿Q正传》展示的环境是滋生和传染旧中国病态国民性的温床。阿Q的劣根性是旧中国病态国民性的集中展示.。全面展示男女配角的劣根性旨在揭示旧中国病态国民性具有层次性。充分暴露“群众演员”的劣根性旨在揭示旧中国病态国民性具有普遍性。
五、关于革命的研究
阿Q的革命有两重性, 毕竟阿Q是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受各种欺压的受苦人, 他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倾向于革命的; 但我们又必须看到阿Q 的革命最后也没有觉悟,他的革命没有达到民主主义革命要求的水平, 他的革命还只局限在幻想和向往, 并且这种幻想和向往还和小生产者盲目报复性纠缠在一起。姜勃《阿Q革命浅论》中指出，革命是阿Q正传典型环境的基调, 是完成阿Q精神典型的点睛之笔。阿Q革命的独特精神价值是“臆想革命”。《阿Q革命在《阿Q正传》中的能指与所指》一文中，陈俊指出革命在阿Q正传中意在揭示精神胜利法。只有在辛亥革命这样一个争取政治民主的深刻历史变动面前, 阿Q的精神弱点才变得更加明显。辛亥革命主要作用是表现、窥伺和揭示阿Q灵魂的。一个契机
六、关于讽刺的研究
戈宝权同志评论《阿Q正传》是一篇 “明确的富于讽刺的现实主义的艺术杰作”。
高长舒的《《阿Q正传》的讽刺特色》指出，用精炼夸张的笔墨, 艺术地勾画出下层人民灵魂的真实, 是《阿Q正传》在讽刺对象的特色。用杂文的笔法写 “杂文式的小说”, 是《阿Q止传》在讽刺手法上的特色。《辛辣的讽刺 无情的批判》一文中，温一鸣指出，《阿Q正传》讽刺艺术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鲜明强烈的对比，漫画式的夸张，尖锐泼辣的反语，幽默诙谐的议论。这种写实的艺术把事物的本质揭示得更加醒目，更加深刻。
七、关于悲喜剧的研究
《阿Q正传》的一个重要的艺术特色就是喜剧性和悲剧性的交融。
郑择魁在《喜剧和悲剧的交融》一文中说道，《阿Q正传》总的来说, 喜剧因素是比较外露的, 悲剧因素却是内在的, 喜剧因素一开始就会使读者感受到, 而悲剧因素却是需要经过思考才能体会得到的。
《感而能谐，婉而多讽》沉滞社会的喜剧与革命时代的悲剧的相互交织，有价值的毁灭与无价值的撕破之同步展开，卑微可怜的社会地位与独表尊崇的精神胜利法的对立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