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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视野下新生代农民工阶层固化的表现及危机
作者：侯玲 时间：2014-02-26 浏览次数：78 次
新生代农民工这个称谓被用来区别于他们的父辈——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涌进城市的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有别于老一代农民工的主要特点是，他们要求和城里人一样平等就业、平等享受公共服务，甚至得到平等的政治权利[1]。如何看待并应对这个庞大群体的心理及社会危机，是整个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重大问题。新生代农民工的时代境遇，有一点已经十分清晰——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这个独特的青年阶层，其阶层固化现象已日益明显，并在其自身生活方式的一再演绎下被不断强化和稳定。这种阶层固化仅就青年群体层面来说至少体现在纵横两个角度。从纵向的角度看，代际阶层固定现象明显，所谓的穷二代、富二代、官二代等相关代称是这种现象的具体表现；体现在横向上则是作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穷二代向上流动的机制十分匮乏。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的这种阶层固化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但从日常生活及社会宏观背景的双重角度审视，消费的社会分层及区隔作用显得尤其明显。在这个消费社会的时代，与传统阶级分层一样，消费及其分层在形塑人们生活、决定社会关系、影响社会冲突模式方面同样重要。具体而言，消费分层在以下三方面起着作用：形塑物质生活机会、建构政治联盟、形塑文化体验和个人身份(Sauders, 1986: 319)。Martin King Whyte则指出，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的同质化是中国式平等主义的特征之一[2]。消费既是社会分层的结果，也塑造了社会分层的秩序。从消费的视角看新生代农民工的阶层脆弱性，意味着从社会宏观结构和日常生活中反思其时代的境遇。
一、宏观社会结构中消费资源配置不均衡，加剧了新生代农民工阶层固化
1.集体消费资源配置不均衡，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向上流动的机会，使阶层固化的可能性增强
集体消费品指不能被分割的产品和服务，比如交通、医疗、住房、闲暇设施等。集体消费品与私人消费品一样对于劳动力再生产而言是不可缺少的。集体消费品(公共产品)是国家作为公民的代理人通过税收等手段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实现的，是政府在“市场失效”的基础上的一种“功能补位”。如，没有充足的医疗卫生设施，就难以保证劳动力的健康；没有必要的文化教育设施，就难以再生产出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具有一定知识和技术素质的劳动力。随着技术进步和城市管理水平的提高，集体消费品供给的重要性在当代社会日显重要(Castells. M, 1978)。集体消费品供给过程中的社会不公平倾向及其供给的短缺直接影响社会劳动力再生产，成为影响整个社会系统稳定的因素。
集体消费资源一般会根据政府权力行使的政治逻辑来分配。目前，我国既存的二元分割体制，使我国在社会集体消费，即公共产品配置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制度性断裂。现有保障制度还建立在户籍制度基础之上，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上更是以户籍为由将农民工排斥在外；现行的教育制度及教育资源分配也建立在户籍制度之上，将城镇户籍和农村户籍区别对待，使农民工子女难以享受到城市户籍子女平等的受教育权；公共服务配置也存在不平等。许多地方政府过多地考虑地方利益，在提供公共服务上，如社会救济、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方面以本地户籍作为申请的基本条件，排斥外地农民工分享当地经济发展成果，这已经在社会阶层体系内产生了新的不平等和社会分化。
“以主流阶级总是有好结局的宿命论为基础的‘富人’与‘穷人’永不平等的历史，便体现在消费层面上的社会分化，而这种社会关系的体验形式则是沉重的日常生活。”[3]作为弱势群体的新生代农民工正是在这样的机制下，难以享受体制内的社会福利或社会保障，其最低生活质量往往在遭遇风险时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即使近些年来很多地方政府制定了农民工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制度，但是，实施效果很不理想，表现为“一低一高”。一是农民工参保率低，二是参保的农民工退保率高[4]。造成此种现象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政策本身
并没有真正考虑到时下农民工的实际处境，管理制度和管理机构难以满足农民工大规模参保的需求。而这种在社会福利产品分配过程中的不平等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了一种起点上的不平等，它使个体或群体难以在风险社会中获得与其他社会群体一样的自我发展的公平机会，其获得财富的能力和机会也就相应降低。
集体消费品配置的不均衡，使得初始财富分配不平等的影响持续存在，并可能不断扩大。因为财富分配的逻辑会通过风险及能力机制转化为资本占有的逻辑。尤其是教育这种集体消费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将在很大程度上使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财富分配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其社会弱势群体的社会阶层固化效应更显突出。
2.新生代农民工消费恩格尔系数明显高于城市居民，消费二元化区隔现象明显 精神消费主要指对精神文化产品及精神文化性劳务的占有、欣赏、享受和使用等。具体是指人们用于观看文艺演出和电影作品，购买图书、报刊和音像制品，参加旅游、健身和其他休闲活动等方面的消费支出行为。就目前来说，新生代农民工实际消费支出内部结构的调查表明，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食品、居住、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食品支出仍是他们最重要、最基本的消费，其消费结构总体层次仍低于城市居民，城乡二元消费区隔效应依然十分明显。更为突出的是，在精神消费方面，农民工(包含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相对于城市居民的差距最近10年来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有扩大的趋势。总体而言，他们大部分时间在生产和经营一线，感觉身心疲惫，没有心情享受精神文化生活。
首先，他们的生活形态十分单一，主要文化生活还是“看电视”。在被访的新生代农民工中，其在劳动之余从事较多的活动分别是：看电视(91.7％)、聊天(84.5％)、打牌玩麻将(74.7％)，看书、读报的人占不到3％。可以说，无论在范围上还是在时间上，“电视文化”都成了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生活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其他形式的精神文化生活则比较贫乏。
其次，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消费水平低。电视是新生代农民工最主要的文化娱乐消遣，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在电视节目的选择上，往往以消遣娱乐为主，甚至还有一些文化垃圾，而对于时政要闻、科教节目则不感兴趣。被访的150名新生代农民工对其他的文化活动更是极少参与：其中一年中没看过电影的占被调查人数的42％；没有参加过文化交流论坛的占83.3％；没有读过5本以上书籍的占74.1％；没有购买过10本以上书籍的占80.8％；不读书、不看报、不读文件，成了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的常态。工作之余喝酒聊天是很大一部分人的日常生活，也是其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他们获取信息、交流思想的重要平台。 最后，从消费供给上看，目前还缺少新生代农民工喜闻乐见的休闲娱乐形式，那种既有教育意义、又能调动新生代农民工兴趣的活动太少，与满足新生代农民工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相比，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相对于城市市民，缺少诉求平台和渠道，往往是在看似单纯单一的工作状态下忍受着孤独等精神痛苦。这种消费二元化区隔现象及其背后的社会机制，使新生代农民工消费本身变成了一种身份表征及身份区隔的内在机制，从生活方式的角度固化了新生代农民工的阶层脆弱性。
二、新生代农民工内部消费层次化明显，整体精神生活分化并解构，从而在新一轮的境况下进一步固化了其阶层地位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阶层分化成为当代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向现代社会过渡中所显示出的最显著特征。目前根据他们所从事职业、拥有财富多少、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享有的政治权利及社会名望等差别，已经分化为新生代农民工工人、新生代农民工个体工商者、新生代农民工私营企业主等不同社会层次。这种分化内在地表达着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的分化、地位的分化、身份的分化，以及新生代农民工居住社区性质的分化。这些阶层内部的分化，也使其消费显示出不同的层次，从而在新一轮的境况下进一步固化了其阶层地位。
从现有情况看，低收入人群可能更喜欢打发时间、便宜的消费场所和内容，处于城市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