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四 文章张志公 传统语文教育初探更新完毕开始阅读
落网之鸟 恨不高飞 吞钩之鱼 恨不忍饥
凡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斗量
就其思想内容而论，是充满了忠君孝亲，隐恶扬善，委曲求全，明哲保身等等那一大套，可以说它只能使我们从反面看到在产生它的时代里，人们是生活在怎样一种窒息的空气之中，使我们看到封建思想意识和逃避现实的思想意识的腐蚀性之大，此外，怕是一无足取了。也许正是由于它完完全全投合了封建社会的需要，而编法通俗浅显，平易近人，所以能在千百年间广泛流传。据王重民先生考证，就是在“三，百，千”和其他蒙书流行，《太公家教》在内地已经被人们遗忘之后，它还在东北各地流行了一阵。他说：
《太公家教》是从中唐到北宋初年最盛行的一种童蒙读本。大概说来，自从第八世纪的中叶到第十位纪未年（750－1000）通用在中国本部；第十一位纪到第十七世纪（1000一1650），还继续不断的被中国北部和东北的辽金高丽满州各民族内说各种藉言的儿童们所采用。……
钱大昕《元史艺文志》根据《文渊阁书目》著录了女直字《大公书》，就是高丽的《太公尚书》，就是《太公家教》。……
满州文本《太公家教》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译成的。《八旗通志阿什坦传》说：“阿什坦字海龙，顺治二年以通满汉文，选授内院六品他敕哈哈番，翻译《大学》《中庸》《孝经》及《通鉴总论》《太公家教》等书刊行之。”……（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219一224页）
这段考证清楚地说明了《太公家教》在历史上的流传情况。因此，书虽无可取，但是它的流行和影响还是值得注意的。
（2）《小儿语》和《读小儿语》，明吕得胜、吕坤父子编，有多种刊本。书用四言、六言、杂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用）韵语，讲些训诫的话。总的精神无非是训练儿童低声下气，安分守己等等，间或也有几句可取的话。语言则极浅易，可以说基本上是白话的，并且句句通畅顺口，没有一点牵强的地方。明清以来，备受封建统治者所推重，在社会上流行也广泛，有些话简直象格言谚语似的到处传播着，影响很大。如： 一切言动 都要安详 十差九错 只为慌张 能有几句 见人胡讲 洪钟无声 满瓶不响 无心之失 说开罢手 一差半错 哪个没有 自家有过 人说要听 当局者迷 旁观者醒
乞儿口干力尽 终日不得一钱 败子羹肉满桌 吃着只恨不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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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作一件事 就要当一件事 若是苟且粗疏 定不成一件事
能用白话写成整齐押韵的警语，单就这一点而论，很值得我们重视。
（3）《昔时贤文》，又称《古今贤文》，不著编者姓氏，流行最广的是上海普通书局和昌文书局的石印本。这是一本通俗的格言谚语汇编。杂言，清代未叶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影响极大。里边许多话都是直到现在还家喻户晓的，如：
路遥知马力 事久见人心 人老心不老 人穷志莫穷
使口不如自走 求人不如求己 常将有日思无日 莫把无时当有时
就其内容而论，可以说是良莠相杂，有十足反映封建统治阶级思想意识的最坏的东西，也有表现群众生活经验的比较好的东西，总的情况无疑还是坏的多，好的少。值得注意的，也在于它的方法。
总起来说，训诫类的韵语知识读物在封建社会的影响极大。在向儿童少年，乃至一般成年人传播封建思想意识，以加强其封建统治这个方面，这类蒙书所起的作用，几乎是远远超过《四书》《五经》。就其内容而论，无足取，原因就在这里；就其方法而论，很值得注意，道理也在这里。前人留下来的格言谚语之中，不乏精华；用白话写成浅近易懂、流畅上口的整齐韵语，我们的能力至少不该低于吕氏父子。我们应该能够编出更多的内容既健康，语言形式又为儿童所喜爱，容易念，容易背，一经上口终生不忘的一些读物！ （五）李翰《蒙求》和种种“类蒙求”
另一类韵语知识读物是以介绍掌故和各科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因为这类读物创始于唐代李翰的《蒙求》，从那以后产生了许许多多同类的读物都沿用“蒙求”这个名称，所以我们也就用这两个字来概括整个这一类。有一些蒙书，不叫作“蒙求”，但是性质和编法相同，我们也把它概括在这一类里，称之为“类蒙求”。——另外也有这样两种情形：书名叫“蒙求”，实际上虽为初学而设，但不是韵语读物，跟“蒙求”的性质不一样，如王筠的《文字蒙求》等，我们把它归在后边另外的地方介绍；书名叫“蒙求”，但实际上不是蒙书，女清人徐朝俊（徐光启的后人）的《高厚蒙求》，是一部讲天文学的书，我们不谈。
这是韵语知识读物中比较重要，影响比较大，值得参考的地方也比较多的一类。按照内容，又可以分作下列三类。 1．掌故类
以掌故知识为主要内容来编写蒙书，教儿童诵读、记忆，这是古代蒙学一个新的发展。办法是，用对偶押韵的句子，每句包含一个历史人物或者传说人物的故事。故事，当然要由老师来讲，不过，由于有故事，提高了儿童的兴趣，再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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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整齐押韵，便于诵读，孩子们很容易地把那些简单的句子背下来。记住了这些句子，又回过头去帮助记忆那些掌故。这样，既达到了识字的目的，同时增长了儿童的知识，为下一步的阅读教学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就现有的材料看，这个办法滥觞于唐代的《兔园册》，创始于李翰《蒙求》，最后发展为明情以下广泛流行的《幼学》。
（1）《兔园册》，书佚，现仅残存半篇序文，见《鸣沙石室佚书》。据宋人晁公武的记载：
《兔园策》十卷。唐虞世南（虞世南（558—638），字伯施，余姚人。博学，善书。历仕南朝陈、隋、唐三戍。有文集三十卷传世。）奉王命纂古今事为四十八门，皆偶俪之语，至五代时行于民间村野，以授学童。（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四。）
但是王应麟的记载与此不同。他说：
《兔园册府》三十卷。唐蒋王恽，今僚佐杜词先仿应科目策，自设对问，引经史为训。恽，太宗子，故用梁玉兔园名其书。（王应鳞：《困学纪闻》，卷十四。）现在残存的半篇序文，书名的确题为“《兔园册府》”，下边作者也的确题为“杜嗣先奉教（按：疑为?敕?之误）撰”。又《遂初堂书目》也有《兔园册府》著录。可见王应麟的记载是不错的。可是晁公武的记载一般也可信，并且也还有别的记截可资印证，如宋初人孙光宪说：
北中村墅多以《兔园册》教童蒙。……《兔园册》乃徐瘦文体，非鄙朴之谈，但家藏一本，人多贱之也。（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十九。）
这与晁说“皆偶俪之语”相合。此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著录的有“《兔园策》九卷”（未注撰人），这与晁志的书名相合，卷数相近。根据这些情况，也许可以假定，曾经有过两种本子，至少其中之一是用“偶俪之语”记“古今事”，并且广泛流行在民间，用作蒙学读物的。原书虽然已经无法见到，然而我们不难从《蒙求》和别的一些类似的蒙书中看出它的影响。因此，谈到掌故类的蒙求书，我们不能不提到这本《免园册》。
（2）李翰《蒙求》（参见图7）。关于这本书的作者和时代，过去有两种说法。晁公武和陈振孙都说作者是唐代人（只是晁写作李瀚，陈写作李翰）。（《书录解题》巷十四，《郡斋读书志》卷十四。）后来有些人从这一说，如： 《蒙求》二卷，《书录解题》云：“唐李翰撰。”宋叶大庆《考古质颖》，亦以翰为唐人。明顾起论标注，序谓：“翰故赵人，天宝末擢进士，历官翰林学士，父华，弟观，并以文章擅名。宋宗窒诸家家塾各有《蒙求》，实翰倡之。”（见清人张海鹏《蒙求集注·跋》。） 关于唐代的李翰，《新唐书》《李华》传记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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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子翰，从子观，皆有文名。翰摇进士第，调卫尉，……累迁左补阙翰林学士。大历中病免，客阳翟，卒。翰为文精密而思迟。（《新唐书》二○三，列传一二八，文艺下。）
《旧唐书》《萧颖士传》说：
（李）华宗人翰，亦以进士知名。天宝中寓居阳翟。为文精密，用思苦涩。……上元中为卫县尉，人朝为侍御史。（《旧唐书》一九○下，列传一四○下，文苑下。） 两书记载相近，但是与李华的关系和个人经历，有些出入，都没提到著《蒙求》的事。
《四库提要》则认为《蒙求》的作者是五代时后晋的李瀚。《提要》说： 《蒙求集注》二卷，晋李瀚撰。瀚始未未祥。老李匡义《资暇集》称：“宗人瀚作《蒙求》”，则亦李勉之族。又《五代史》《桑维翰传》称：“初，李瀚为翰林学士，好饮而多酒过，晋高祖以为浮薄，当即其人也。（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十六。）
从此以后，一般从《四库》说，称《蒙求》为后晋李瀚撰。《宋史》《李涛传》说：
涛弟瀚，字日新，幼聪敏，慕王杨卢骆为文章。（《宋史》二六二）列传二一。）这个李瀚曾在后晋作官，任宣政殿学士等职，著有《丁年集》。不过传里也没提到《蒙求》。各种本子的《蒙求》有的题李瀚，有的题李瀚。有人并且从书的内容上找出根据，如：
辽宣政殿学士李瀚撰《蒙求》一卷。……瀚仕辽，尝谋南还，见穆宗纪。《宋史》附见《李涛传》后，“翰”或作“瀚”，实一人也。辽人重文学，瀚谋归不果，始终以词翰见重于时。篇中类举古人而终于“鲍照篇翰，陈琳书檄”，殆以自寓与？（郡晋涵：《蒙求补注·序》） 《全唐诗》附收了《蒙求》，，称唐末五代人李瀚作，但是在前边的两个地方分别收了李翰诗和李瀚诗各一首，又似以翰、瀚为两人。陈振孙，晁公武都是宋人，距《蒙求》的时代近，他们著录的多是亲见的书，一般可信，都说《蒙求》是唐人所著，此说本应重视。然而《全唐诗》和《四库》都是“官书”，所以后来的人多以它们的说法为据。因此，形成了二说并存，没有定论的局面。
光绪六年，清政府驻日本使馆的随员杨守敬在日本访书，发现了好几种古本的《蒙求》，其一是卷子改装本古抄《蒙求》一卷，开头有唐代镜州刺史李良在天宝五年（746）写的《荐蒙求表》，里边说：
窃见臣境内寄住客前信州司仓参军李瀚，学艺淹通理识，精究古人状迹，编成音韵，属对类事，无非典实，名曰《蒙求》，约三千言。……司封员外郎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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