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四 文章张志公 传统语文教育初探更新完毕开始阅读
《掌中珠》。夏国书旁皆注汉字汉音，汉语旁亦注西夏字音，四言并列，殆即《宋史·夏国传》所谓《四言杂字》者兴？（黄任恒：《补辽史艺文志》。） （乙）明清流行的各种杂字明、清流传的杂字书种类非常多。但是这种书由于特别通俗，一般只流行在当时的中下层社会，仿佛是“正式的”启蒙课本“三，百，千”以外的“非正式”读物，因此比“三，百，千”更“不登大雅之堂”。所以，除了少数例外，杂字书一般不题编者姓名（实际上多数是“市井中人”编的），历代书志、书目上经少著录，也从来没有人象考证《千字文》《三字经》似的去考证它，更没有人去收藏它。今天，我们搜集、研究起来，也就特别困难。 就我个人收集到的十几种来看，杂字书的编法大致有四种。
（1）分类词汇。这种杂字书都是分类编排，以词为主，并不建属成文，也不跟成韵语。如《益幼杂字》，分五谷、蔬菜、杂货、身体、人物等六十类，共五千多词，很象前边提到的敦煌遗籍《俗务要名林》，只是规模更大而已。清康熙同王相（王相，字晋升，临川人。他编撰注释的蒙书很多，如通行的《三学经》就是他注的，通行的《五言干家诗》题王相编，此外还有别的好些种。《四库》总集类存目四著录了他的《尺牍嘤鸣》一种，事迹无考。研究蒙学，这个人很值得查考一下。）编的《世事通考杂字》也是这一类，分类更细，收词更多。这种书都属于分类词汇性质，可以备查考，不能作识字课本用。
（2）分类韵语。这种杂字书也是分类编排，虽不连属成文，但都编成四言或六言的韵语，以便记诵。如，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刊本《鳌头备用杂字元龟》，《百花门》这样开头： 花卉枝叶 果实子核 牡丹芍药 海棠石榴
根蒂苞葩 普蕊茎芽 木樨桂花 水仙梅花
（3）分类杂言。这种杂字书虽然还是分类编排，但是每类里边尽可能连属成文，不过要二言、三言、四言、六冒交错运用，也不能全部押韵。如《群珠杂字》，《人事类》：
砌路修桥 起塔雕柱 砌田膀 筑田塍 填屋基 修屋宇 淘井搬塘 开渠作埸 放水吊水车水 耕田莳田耘田
梳头洗面 吃饭穿衣 备妆奁而嫁女 整肴馔以待宾 会亲眷 相女婿 通乡贯 结婚姻 分娩贺喜 下定娶亲
（4）杂字韵文。这种杂字书往往是针对特定地区的特定对象来编的，全书一贯，连属成文，收字不多，不分类，都用四言、五言或六言的韵语。这一类可能比较后起，而在社会上受到更多的欢迎。如：
《山西杂字必读》，四言，是以市井小商人的子弟和学徒为对象的。这样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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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世间 生意买卖 学会写账 天平戥子 升合石斗 明千明两 冷蒸热卖 耕读当先 图赚利钱 再打算盘 纸墨笔砚 一秤两端 不哄不瞒 现吃现端
以下尽量把有关各种日用商品器物和手工技艺的字编进去。里边也穿插了一些功名利禄和有关农事的字，那一方面是为了把常用的字多包罗一些，一方面也是“升官发财”思想的反映，在全本中所占的比例不大。
《山东庄农日用杂字》，五言，看来是以中产农家的子弟为对象的。开头说： 人生天地间 庄农最为先 要记日用账 先把杂字观
以下尽量把有关农具、农活、农事经验的字收罗进去。如： 开冻就出粪 扁担槐木解 明日把场打 套上骡合马 迎风摔簸箕 若遇风不顺
制下镢合锨 牛筐草绳拴 麸料牲口食 不禁碌辘颠 扬的蛾眉弯 再加扇车扇
再从农事说到生活，说到节日，说到婚娶，从而把一些常用的字收罗进去。 《六言杂字》，看来是以北方较大城市或近郊农村的士财主子弟为对象编的。内容涉及的方面很广，文字比较通畅，方言士语比较少，也掺杂一些文言的附庸风雅的成分，内容方面，则封建迷信、因果报应、发财致富之类的思想色彩很浓厚。如：
多行阴骘善事 再休倚强压弱 再休嫉贫妒富 有无安分守己 且耕且读正业 良田多买几顷 幸遇连年丰稔
遗与后代昌绵 再休越理欺官 再休恨地怨天 勤俭本等为先 只图家庆身安 树木多栽傍边 仓库银粮积攒
全书大致就以这样一种剥削阶级的思想为线索，把各种应用的字组织起来。 根据上述的介貂来看，以第（4）类为代表的杂字书有几个突出的特点：第一，通俗；第二，结合特定对象的生活实际，注重日常应用；第三，带有显著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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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乡上风味。可能正是由于这几个特点，杂字书居然能跟几乎是“官定”的“三，百，千”相抗衡，在不被“读书人”认可的情况之下，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在实际上，也确是靠了这一路土教材，才真正解决了中下层社会人家（也包括只想作土财主不怎么巴结功名的上层人家）的子弟只用短时间学会识字，以应付日用需要的问题。任何一种编得好些的杂字书，大致都能用一次（顶多两次）冬学的时间学完；学会那些字，记记账，写写信，看着通俗小说和唱本，的确可以对付对付了。 今天看来，用杂字书的办法教儿章识字，不见得合适。但是，如果抓住它上述的三个特点，用整齐韵语这个方法（当然首先要确定正确的内容），在成人扫盲或者成人业余补习教育中适当加以运用，未始不是可以试验的一途。 （二）集中识字问题的探讨
前人在识字教学中第一步是用较短的时间教儿童集中地认识两千来字，然后才逐步教他们读书。在这个集中识字的阶段，以教会儿童认字为主，至于每个字怎样讲，要求很低，怎样用，可以说完全不要求。这期间也开始教儿童写字，但是写字的进度跟认字的进度不要求一致，就是说，并不要求认什么字就写什么字。这是传统的集中识字教学的基本方法。千百年来，前人一直采用这个方法，不肯放弃。
为什么这样作呢？这样作法，有没有什么客观的根据呢？
要探讨这个问题，首先得考察一下，集中有无必要和可能。解决了这个问题，然后才能谈认跟讲的关系，认跟写的关系，因为怎样讲，怎样写，都是由是否集中决定的。 1．要不要集中
汉字不是拼音文字。学习汉语汉文，不能象欧美的儿童那样，学会了二三十个字母以后，可以一边识字，一边很快就能成句地乃至成段地阅读。学汉字，必须一个一个地认，一个一个地记；在认识一定数量的汉字之前，是无法整句整段地阅读的。不阅读,不跟语言实际联系起来，识字的效果又会受到影响，难于致用，难于巩固。这是个矛盾。前人采取了集中识字的办法来解决这个矛盾。
另一方面，汉语语法，字的形态变化很少，名词也罢，动词也罢，形容词也罢，没有什么特殊的形态变化，字的安排可以不受语法的限制，完全依照识字的需要来办。这使集中识字具备了可能性。此外，汉字一小部分是单体字，绝大部分是合体字，而合体字之中，大部分是形声字。偏旁部首，造字的规律，相当明显，即使是七八岁的儿童，也很容易领会。运用比较类推的方法，完全可能成堆成批地认字。这又为集中识字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这就表明，汉语汉字的特点，使集中识字有了必要性，也有了可能性。 如果不集中识字，过早地让儿童学习成句的话，成段成篇的文章，一方面，儿童认得的字太少，内容势必受到文字的限制，贫乏单调，落后于儿童的智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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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满足儿童的学习欲望；另一方面，文字的出现又势必受到内容的限制，不能多顾到文字本身的规律性，这样就无从发挥比较类推的作用，儿童不容易领会到文字的规律，学的字就比较模糊，既不容易记住，又会产生错字别字的毛病。字既学得不牢固，不快，就会回过头去影响阅读能力的发展。换言之，不集中识字而过早地教儿童读书，其结果是识字教育和知识、思想教育两败俱伤。前人的作法恰是充分运用了集中识字的有利条件，排除了分散识字的缺点。
集中识字有必要，有可能，进一步的问题是识字的数量。太少，不够用；太多，儿童记不住，而且旷日持久，也会挫伤儿童的学习积极性，当时农村里上多学识字的儿童更没有大多的时间可用。王筠说两干字。从传统的经验看，这个估计不是没有根据的。
前边说到过，跟史游《急就篇》先后同时的识字课本还有好几种，主要是合《苍颉》《历》《博学》而成的《苍颉篇》，杨雄的《训纂篇》和班固的《训纂篇》续编。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苍颉篇》五千五章，每章六十字，一共应该是三千三百字；杨雄的《训篡篇》扩充《苍颉篇》成为八千九章，班固的续编又有增补，成为一百零二章，则杨雄、班固之书估计会有五六千字以上。史游的《急就篇》字数最少，只有二千零一十六字。杨雄、班固，都比史游的地位高，比他的名气大，可是他们的书很早就失传了，惟有《急就篇》沿用到隋唐，并且保存下来。什么原因呢？除了编法上和别的可能的因素之外，会不会还因为《急就篇》字数适当，所以大家一直采用，而《苍颉》《训纂》字数太多，不适合作启蒙教材呢？看来这个可能是很大的。因为别的几种书，也有类似的情况。《千字文》一直流传，而所谓三千字文，五千字文，万字文，都不流传；《百家姓》流传，而经政府颁行的《千家姓》不流传。另一方面，单是一本《千字文》，人们显然感到不够，所以选来选去，还是选中了一本《三字经》，一本《百家姓》，跟《千字文》配合起来，以足两千字左右之数。这些事实似乎足以说明，前人在实践中得出的结论是，两千字左右才合适，超乎这个数目过多，不足这个数目就太少。 今天，我们可以参考前人的这条经验，作得更科学一点。比如说，我们可以选定若干种儿童必读书，作一个字汇统计，看看这些书使用的字汇有多大，这些字的出现情祝怎么样，从而确定一个最低限度的字汇表。这项工作，应该是没有多大困难的。 2．认和讲
《千字文》和《三字经》里的文句，有些是儿童能懂的，也有很多是儿童不能懂，或者不能全懂的。前人教这些书，主要是要求儿童认得一个一个的字的模样，能念能背，并不要求句句会讲，教的时候，大致是略微讲解一下，孩子们懂多少算多少，所以考查的时候只叫背，并不要求回讲。其甚焉者就干脆完全不讲，只管叫孩子硬念，硬记，硬背。这一向是我们对前人识字教学方法非难得最厉害的一点。
前人的作法是不是完全不对呢？这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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