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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子散文的兴起与发展
诸子散文的兴起与发展
摘要：先秦是中国文明史的开端 ,是中国文明从逐步萌生走向繁荣昌盛的重要时
代，诸子散文更是先秦文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它的发展与繁荣，与早期的国家形态、社会结构、社会性质、社会经济基础、社会文化等有很大的关系。研究诸子散文的发展与繁荣，不仅是研究先秦文化的需要，而且对当今社会的和谐发展也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 诸子散文；春秋战国；兴起；发展
一、诸子散文的辉煌成就
先秦文学虽然不能称之为中国文学的顶峰，但却绝对是中国文学的经典和精髓，奠定了我国两千几百年文学发展的坚实基础。它是中国古代文学发生发展的最早阶段，包括了秦代以前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其主体部分是成熟的周代书面文学，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学。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思想学术发展的“纯中国学时期”，它形成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留下了一批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①——诸子散文。诸子散文大多是哲学著作，故又称为哲理散文，详细地论述他们，无疑是哲学家的任务，但诸子散文无论在文体、语言、结构各方面，又都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对后世文学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但是，诸子百家并非文学流派，各学派之间的区别主要是政治观点的不同，而不是文章风格、流派上的差异。甚至可以说，不周学派的文章，有时在体裁、风格上往往有一些相同之点；而同一学派中各人的文章，却又常常迥然有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对中国的影响丝毫不亚于“五四”运动对中国人思想的启迪。先秦诸子散文是我们思想之源，是中国文化昌盛的代表。
诸子散文在先秦时代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春秋战国之交时期；战国中期；战国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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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建林，慎小平《“先秦诸子散文”教法探究》（《试题与研究：教学论坛》2012（1）.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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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子散文的兴起与发展
春秋战国之交，这一时期的诸子散文以《论语》、《墨子》、《老子》为代表。《论语》以语录体的形式记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辑，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早期儒家的思想和活动。《墨子》是一部墨子及其后学的著作的汇编，反映的是墨家学派所代表的小生产者的思想。其艺术特点是文质意显，富于逻辑性。《老子》又称《道德经》，基本上是道家创始人老子的著作，它以玄深的哲理思辩和精妙的诗一般的语言相结合，显示着独特的艺术风格。
战国中期，以《孟子》、《庄子》为代表，它们都以对话体的形式出现。《孟子》孟子及其弟子的著作，反映了战国中期儒家思想的面貌。《孟子》的散文体现着语录体向专题性论文的过渡，其突出的文学成就在于高超的论辩艺术。《庄子》是庄周及其后学的著作，亦是道家的又一部经典。其文章以独特的艺术造诣绝响于先秦诸子之中，奇妙的构思、汪洋恣肆的语言、浪漫的风格，都体现了在诸子散文中的独特地位和辉煌的文学成就。
战国末期，以《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为代表，它们多为专论文的形式。《荀子》一书多为荀子自作，其思想体系博大精深，是儒学的进一步发展。其文章多为结构严谨、论说周详的专题性论文，标志着先秦说理散文进入了完全成熟的阶段。《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之作，文章峭拔锋锐、质朴无华，体现着法家文章的基本特色。《吕氏春秋》是吕不韦集门客的集体创作，体制宏大、内容博杂、兼收并蓄，是先秦学术思想的一次大规模的总结，也具有较强的文学性。
二、诸子散文发展的主观历史因素
（一）国家形态
诸子散文中迥异的风格受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国家政治的极大影响。春秋晚期与战国初期，各诸侯国先后进行了变法改革。这些都是新兴地主阶级利用政权的力量来改变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从而完成封建化的过程。到战国时期，由于各国处于封建割据的状态，统一的封建政权还没有形成。新兴地主阶级在各诸侯国都把主要精力用于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变法改革，以致于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落后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其他方面。由于居于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本身政权还不巩固，他们的思想也还没有形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这就为诸子散文的繁荣局面的出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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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拈出上个世纪80年代许倬云《东周到秦汉：国家形态的发展》中的一段话来讨论：
春秋时期的列国，并不是国家的初形，而是西周国家瓦解后的残余。因此春秋的列国，在国家的功能与结构方面，比之西周国家，其完整程度竟可能还有所不如。例如，西周国家的主权，属于王室，列国都没有完整的主权，于是由春秋到战国的发展过程中，列国必须逐步肯定自己的主权。到各国各称王时，各国方能不承认周氏的宗主权。……春秋霸主制度，可算是周室的替代品，在过渡期间，为中国维持了相当程度的秩序，而又听任各国各别的发展。②
由此可见，春秋之末，王权衰落，诸侯崛起，天下纷争。与之相应，官失其守，礼崩乐坏，士阶层蔚然勃兴，私学兴起，私家著述相继出现。
钱穆在《国学概论》一书中曾言：诸子之兴，本为在下者以学术争政治。③也的确如此，自周之衰，文王、周公势力之瓦解也，国民之智力成熟于内，政治之纷乱乘之于外，上无统一之制度，下迫于社会之要求，于是诸子九流各创其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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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期，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历史由分裂走向统一，帝国的军事斗争
日益加剧，国家形态却并不完整。针对社会的急剧变化，各学派热烈争辩，阐述各自的思想和政治主张。代表各阶级、各阶层、各派政治力量的学者或思想家，都企图按照本阶级（层）或本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对宇宙对社会对万事万物作出解释，或提出主张。他们著书立说，广收门徒，高谈阔论，互相诘难，于是出现了思想领域里“百家争鸣”的局面。而与此同时在这种社会处于大变革、大动荡时期，周天子的统治已经松动, 各诸侯或大夫除了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加强自己的实力外，为了逐鹿中原，统一中国，十分需要借助“士”的力量，因此纷纷“养士”，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如春秋晚期，齐国的田常，早在齐景公时就施惠于“士”。每杀—头牛，仅取“一豆（四升）肉”，其余的都用来供士食用。每到年底，田常仅取“二制”，即两匹布帛，其余的分给“士”做衣服穿。又如战国初期的魏文侯草贤礼士，他周围有一大批知识分子。战国中期.齐威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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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东周到秦汉：国家形态的发展》（载《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4期） 钱穆《国学概论》 ④
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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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王之时，在都城临淄西门外设谡下学宫，招探天下文人学士，在那里讲学和著书立说.议论朝政。后来的“四公子”，即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他们“养士”多达几千人。战国后期秦国的吕不韦，也有“食客三千”，多为有一技之长者。“士”中许多优秀人物受到重用，甚至出为卿相，如商鞅、吴起等，学术活动也受到鼓励和资助。复杂的哲学思想和不同的政治见解需要新的文学形式来表达,新的散文也就因此而勃兴起来，且颇具规模。
（二）社会结构、社会文化
西周之时，学校都是官府的。《周礼》明确规定，“古者学在官府”。那时的史官，既是官府的官吏，又是学校的老师。章学诚先生说：“三代盛时，天厂之学。无不以吏为师，《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学备矣”。说的就是“学在官府”的情形。即夏商周王代，官府完全控制着学校，学必须以官吏为老师，各种各样的学问，都要向官府有关主管的官吏学习。比如，要学习法律，《周礼·地官》记载“受法于司徒”。即向司徒之官学习法律。但是，并非任何人都可以进学校学习，只有王公贵族的子弟才有资格。一般人是不能掌握文化知识的。
混乱的春秋战国时期，周平王东迁，天子的地位衰微，出现了分封制度的解体，礼崩乐坏的社会大变革。一些“王官”便散入各诸侯国，有的则流落民间。导致上层贵族地位的下降和下层庶民地位的上升，产生文化下移。使“学在官府”局面的打破，使私人办学蓬勃兴起，入学条件西周时大力改变，文化知识也由贵族转移到士的手里。春秋末年，孔子在鲁国讲学，“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⑤，并发展成为儒家学派。春秋战国之际，墨家聚众讲学，并形成了有组织的集团，当时称为墨者，后世称墨家。到战国时期，讲学成为时尚。而像孔子所办的私学提倡“有教无类”，教育的对象不分贵贱等级，只要学生送给他“束俯”(一串腊肉)作为学费，就可以了。这样便大大扩大了受教育者的范围，因而有学问的人多了起来。于是，在贵族和庶人之间兴起了一个“士”阶层。“士”的成分很复杂。他们分属各个阶级，且人数迅速壮大，他们的社会作用也日益凸显。“士”可以经人推荐而担任官职。很多有经济基础的人弃农为士，而私人办学的发达，提供了这一条件，将原本属于贵族最底层的“士”阶层从沉重的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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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史记·孔子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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