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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儒学文化对现代韩国社会的影响
摘要：儒学发源于中国，它的创始人是孔子。孔子的言论集《论语》被译为多种版本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论语》中涉及的思想以及后来的各种儒家思想在东南亚及东亚地区，尤其是在韩国、日本广为流传，其中韩国是目前世界上儒教传统保留的最多的一个国家。韩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称，有着深远的儒教传统。儒学思想在韩国被称为儒教，之所以谓“教”，是因为在韩国儒学被大多数人所信仰，认定其为指导自身行动和生活的道德标准。儒教文化在朝鲜盛行了千年，它对朝鲜民族的影响不可低估，它已深深扎根于朝鲜民族的思想意识之中了。儒教的传统思想对韩国社会的影响以及其对韩国社会全体价值观念的实现的作用是无法估量的。
关键字：儒教 韩国 思想意识 政治 经济 影响
在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在西洋文明的强烈冲击下，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韩国也曾出现过一股激烈批判和否定儒教的所谓“儒教亡国论”的思潮，认为只有抛弃儒教，韩国才能走向近代化。而同时，也有相当一批儒教学者则认为，韩国亡国的原因不在儒教，而在于没有真正地去实践儒教的真理。所以，他们主张要认真研究和把握儒教的本质，真正地去实践儒教，以匡救亡国之恨，并因此提出了“儒教勃兴论”。这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至今尚在一些人中争论不休。但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超越了这两种极端论的思维模式，而以开放的、现代的眼光来审视儒教思想，以现实的、可行的态度来继承儒教思想。让我们暂时把这些理论上的争论放在一边，看一看儒教在现代韩国社会生活中究竟有多少影响。
（一）、政治经济方面的影响
二战后，韩国经济遭到了彻底的破坏，1961年人均国民收入只有82美元，人民生活贫困，为了恢复经济，韩国政府对经济进行了干预，通过各种有效途经来进行经济政策。由于政策适当，在短短30年间，经济奇迹般的崛起。到1996年，韩国人均GNP达10736美元，成功地跨入了世界第11经济强国行列。这一时期的经济复苏被称为韩国人创造的“汉江奇迹”。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袭来，“国难”当头之际，韩国人以“拯救经济，再创汉江奇迹”的姿态来对待危机，同政府密切配合，自觉使用国货，抑制高消费，减少奢侈品的进口，取消海外度假计划。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换外汇还外债，韩国普通民众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全民“献金爱国运动”。据报道，在银行柜台前，妇女们排着队把自己家的戒指、项琏和首饰从锦袋中倒出来，男人和军人们也把珍藏的金龟等纪念品交给收购人员。仅两天时间，就有13万多人捐万余公斤黄金。他们中很多是自愿无偿捐献，即使是出售也只能先领到一张收据。在韩元持续大幅度贬值的时刻，甘愿以黄金换韩元，韩国国民表现
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韩国银行界对收集到的黄金数量感到惊讶，据说韩国公众的献金活动已影响到了国际金价。在探索韩国经济成功的原因时，许多人将关键注意到儒家文化的背景上。一些学者认为韩国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的成功，儒家“忠”道是其强大的文化原动力。“忠”的基本意思是尽心尽力，公而忘私，即“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儒学强调“忠”，认为“天之所履，莫大于忠”，“为国之本，何莫由忠”。对“忠”作了极高的评价。“忠”就是首先要忠于国家，社稷。在这一点上韩国人做的非常好，韩国的男子在年满18周岁时，在身体状况健康的情况下会服军役。他们将这视为人生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忠心于国家，随时为国牺牲的精神是很难得的。学者首先要求人们“无辱宗庙，无辱社稷”，称赞“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这种传统的儒家的“忠”的观念训导除了韩国国民的“国家至上”的文化心理，又这种心理又形成了韩国政府各经济部分的“公心”，大型企业集团的“齐心”以及全体国民的爱心，从而为韩国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的成功提供了原动力，这种忠诚之心就是儒学所提倡的。韩国三星集团的董事长李健熙先生在全体职员大会时曾提及儒教思想给他的启示。可见儒教已经深入到韩国各个领域。
韩国现行货币中只有三种面额的纸币（10O0圆、5000圆、1O00O圆），而这三种纸币上的头像则分别为世宗大王、李退溪和李栗谷，即此亦可窥见当今韩国社会对儒教的尊崇程度。
（二）、社会生活、教育方面的影响
韩国人喜欢在对外宣传时加上大韩民国的字样。由于韩国是由单一的韩民族构成，所以较其他国家而言民族也比较融合。整个民族致力于学习儒教的文化，就比其他国家的全民整体素质高一些。另外韩国人的重礼术也是同儒教的要求密不可分的。在韩国大学里，后辈在很大程度上必须尊重前辈，不得直呼前辈的姓名。在研究生或博士生阶段这种要求就不会再这样严格。当熟人见面或第一次认识时，打招呼后都会向对方鞠躬行礼以示礼貌，而对方也必须还礼才不会被嘲笑。另外日常生活中或酒宴中，决不允许小辈在长辈面前，后辈在前辈面前吸烟，否则将被视为大不敬。在酒文化上也同中国不同，长辈或前辈喝过酒的杯子递给小辈或后辈，在接受长辈倒的一杯酒后又不允许直面而饮，要转身背对长辈才算是礼貌，等等。在韩国，人民都在墨守这些规定。许多人认为这是韩民族的自身的优良素质，但我个人认为这是同儒家思想的影响分不开的。
在教育研究方面，韩国研究儒学思想采取了以下措施：一、建立儒学或包括儒学在内的研究机构。如1958年成立的成均馆大学大东问题研究院，建院宗旨便是研究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朝鲜及东方文化，探讨民族文化。1975年研究院内设中国部，该院曾翻译出版
《论语》和《孟子》等儒家经典。二、在高等学院开设儒学课程及从事儒学研究。据台湾宋唏赴韩国考察，在汉城大学、高丽大学、成均馆大学、庆熙大学、延世大学、梨花女子大学等高等学府均开设有关儒学方面的课程。如高丽大学便开有孔子哲学课、宋明哲学科和清代哲学课。延世大学则开有儒学名著选读，成均馆大学更以孔子学说为办学宗旨，成均馆大学拥有大成殿、明伦堂，韩国每年祭孔活动即在大成殿举行。三、整理并介绍包括儒学在内的古籍。由于文字的障碍，中国的古籍现今在韩国已成为学术界和专门家的研究对象。为了便于更多的人阅读，自1980年起韩国《新东亚》杂志编辑部还组织知名学者对《论语》等一百篇名著进行介绍，其中，经、史、子、集均有。四、组织人才编写论述儒家思想的著作。不同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孔子及儒家思想进行了研究。
（三）、对家庭、伦理思想的影响
在当今韩国人的家庭生活中，儒教伦理观也还有着深刻的影响，尤其在那些上层社会的家庭和原来两班出身的家庭中，这种影响更为深刻。韩国的家庭孝道堪称一绝，把孔子的“礼”和“孝”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落实到家庭这一社会细胞上，使家庭优秀文化久扬不衰。韩国至今仍然保留着类似于中国古代的大家庭制度，即使有年轻的小家庭分居的变动，但周末团圆、遇事全家商讨、逢节全家祭祀等民俗习惯还在一贯地保持着。至今大多数的韩国家庭中男子、父亲仍居于中心的地位，婚姻也仍以父母之命为主。许多家庭也还严格遵守为父母守丧三年的制度，长子在三年丧期内每天晨昏都必需到父母灵前焚香泣哀，而在每年的忌日，则更要到坟前隆重祭奠，以示悼念。家庭中，妇女要侍奉公婆，相夫教子，恪守妇道。一位有相当身份的企业家曾在一本杂志上谈及，他经常到世界各地去做生意，在国内也有各种的应酬，但他几乎从未带夫人参加过这些活动，原因就是婆婆不出门，儿媳妇就要在家侍候，而不能随便随丈夫外出。为了提倡尊老养老的良好社会风气，韩国有关部门还对那些与老人同居，赡养老人的家庭，在课税制度上规定了优惠的政策。例如，报载一有关课税的消息中说到，子女为了赡养父母，与第一世老人合住时，那么一世一住宅是可以免税的。现在若是有了新居，即有了相当于一世一住宅的二个住宅时，如果能在一年内将老住宅退出，那么仍按一世一住宅计算，而免予课税。这种措施，完全体现了儒教尊老敬长的理念。另外，在韩国公共汽车或者地铁上都设有孕妇和儿童、老人席位。上车的乘客不管多累都会主动的给老人、儿童、孕妇让座。这些公共场合的设置完全体现了儒教尊老敬长得理念。 （四）、人际关系的影响
在当今韩国社会的人际关系中，儒教的一些伦理观念还是很有影响的。韩国人十分注重血缘亲族关系，至今坚持同本同姓不得通婚的原则。韩国人也十分看重社会等级身份，
朝鲜时代的两班身份，至今还受到一些人的崇拜，成为部分家长为子女择婚的一个门第条件。此外，到处可见的宗族会、宗亲会，把散居各地的族人们连结在一起，充分体现了儒教注重亲戚血缘关系的伦理观念。各种各样的同窗会、同门会等组织同样随处可见，它又是儒教不忘故旧观念的具体体现。儒教认为，个人总是生活在群体之中，个人是家庭、社会、国家乃至天下的一员，若群体利益受到损害，个人利益也就无法保障。儒教强调“五伦”，要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汉代的董仲舒又将这种五伦思想更为明确的规定为“三纲五常”，致使先秦儒学的人伦观发展为公私之辨：公即群体利益，私即个人利益，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强调公而忘私。在韩国这种思想根深蒂固，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强调的“个人本位”、“自我中心”不同，韩国人在处理人际关系时，较多的具有人我兼顾的群体理念。
流行在当今韩国社会的儒教，虽然也有不少内容和形式已随时代变迁了，但总的给人的印象是传统多于革新。传统儒教在韩国社会实际生活中仍然起着某种调节社会人际和家庭亲族之间关系的积极作用。此外，儒教思想在调节个人所面临的物质和精神关系方面的意义，也越来越为世人所注意。我个人比较赞同儒学是适应韩国社会的发展需要的这一观点。纵观古今，儒学思想给韩国社会带来的积极影响是远超于负面作用的。如果没有儒学思想的规范性的忠孝礼义的要求，大韩民族的融合也许不会像今天我们所见到的这样一般。国小、民族单一、政体单一的韩国社会是非常适合儒学的发展的。儒教在现代韩国仍存在着深厚的根基和影响，这是不容争议的事实。
参考文献：
[1]《孔子思想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杨焕英著，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1987年7月第1 版。
[2]《儒文化与社会学》彭立荣著，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2月第1版。 [3]《儒学对韩国的影响》潘畅和著，延边大学出版社。
[4]《论语说解》玄峻洲著，齐鲁书社出版，2003年7月第1版第2页。
[5]《儒家文化与现代经济管理》唐任伍著，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287 页。
[6] 论文《韩国哲学》，转载于国学网。
[7] 论文《儒学对近代韩国的影响》，转载于国学网。
[8] 《韩国儒学史》柳承国著（傅济功译），1989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
[9] 《儒学在朝鲜的传播与发展》张敏撰著，1991年齐鲁书社出版。 [10] 《韩国为什么能成功》尹宝云著，1993年天津出版社。 [11] 论文《儒学在现代韩国》，楼宇烈，转载于国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