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日 文章经济学方法论更新完毕开始阅读
是历史纵向归纳法，从同一个国家、社会的重要现象的变化的先后次序去探索现象发生的原因。《大学》上讲的“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第三个方法是“多现象综合归纳法“也就是将一时一地同时发生的多个现象综合分析，归纳出这些现象背后共同的原因，而不是孤立地分析各个同时发生的现象。同样以计划经济为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有对金融、外贸、劳动力市场等等多方面的扭曲。国外有很多理论解释金融扭曲会产生什么结果，也有很多理论解释外贸扭曲会产生什么结果。他们通常把这些扭曲当作外生给定，但是我们发现很多扭曲现象是同时存在的。我们需要进一步来思考为什么这些扭曲会同时存在，背后是不是有更基本的共同的原因。仔细分析在社会主义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存在的各种扭曲是和在资金稀缺的条件下去优先发展资金密集的重工业的企图有关，因为要优先发展的产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没有自生能力，因此，就只能靠对资金、外汇等市场的扭曲和干预来保护、支持这些企业的发展，所以，经由这些同时存在的扭曲的分析归纳，可以更好的找到造成这些扭曲背后的共同外因。
在这里我跟各位交流一下我观察、思考问题的心得，我有一个习惯，当我看见别人把几个变量并列的时候，我绝对不会停留在那里，我一定会进一步思考这几个并列的变量当中是不是等价的，有没有更为根本的外生变量，而其他变量则是这个外生变量的内生变量。我们知道一个外生变量的内生变量肯定会和这个外生变量同时存在，但是外生变量是因，内生变量则是果，理论研究的目的是揭示现象背后真正的原因。而且不仅在发展中国家有很多扭曲现象同时存在。以我最近讨论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理论的关系为例，主张竞争优势的学者认为比较优势理论现在已经过时，认为现在应该强调竞争优势。竞争优势理论的内容有四点：第一按照这个国家相对比较丰富的要素来选择产业；第二个是发展国内有大市场规模的产业；第三个是发展能产生群聚的产业；第四个发展有市场竞争力的产业。但是在这四个条件中，除了市场规模外，其他三个条件决定于是否按照第一个条件，也就是是否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产业。因为如果不按照比较优势的话，企业就没有自生能力，当企业没有自生能力的时候，就不会形成群聚。比如说在中国发展资本过度密集的产业，那么企业没有自生能力，而且由于资金稀缺，可以发展起来的资本密集型的企业肯定数量有限，所以不可能形成群聚。企业没有自生能力，需要国家保护，国家保护就没有竞争了。所以，产业发展形不形成群聚，有没有竞争优势，决定于是否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因此，不能把竞争优势中的四个条件并列，等价对待，也不能说竞争优势取代了比较优势，竞争优势其实是内含于比较优势，顶多是比较优势的补充。 再举一个例子，比如我最近经常讲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目前没有最优金融结构理论，因为目前的金融学理论中把金融体系的动员资金、配置资金、分散风险的功能并列。当三个功能并列，这些功能不可得兼时就不会有最优金融结构理论。比如要最大规避风险，就可能要牺牲动员能力等等。我的习惯则是碰到几个因素并列的时候，总是要想想这些因素是不是同一个层次的。仔细想一下，金融体系的这三个功能当中哪一个是最基本的，应该配置资金的功能最基本的，因为给定现在的金融资源总量，如果配置是最优的，那么，产生的剩余就最多，而且，有了最优的配置，资金的回loginsubmit.asp报率最高，在剩余中会用来作为积累的就最多，因此，下一期可以动员的资金就最多，所以，动员的功能是从属于配置的功能。如果做了最佳的配置，失败的概率应该最低，风险应该最小。所以，
在一般讲的金融体系的三个基本功能中，配置的功能是最基本的功能，其它两个功能是从属的功能，有了最优的配置，其他两个功能自然能达到。当只有一个变量要考虑时，就可能有最优金融结构理论。最优的配置是什么？就是把资金配置到经济中最有竞争力的产业中的最有效的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最有竞争力的产业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发达国家，它最有竞争力的产业应该是资金密集、技术密集，企业的资金需求量大；而且，主要是在新技术、新产品研发的R&D区段，新技术、新产品研发成功与否不知道，研发成功了，市场是否接受不知道，所以要面临有很大的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发展中国家有后发优势，资金相对稀缺，所以最有比较优势的、最有竞争力的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其中的企业以中小型为主，对资金的需求规模比较小，而且，生产的是成熟的产品，应用的是成熟的技术，基本上是没有市场风险、技术风险的。所以，不管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都要面对资金使用者也就是企业家的经营能力和道德风险，但是相对来说发达的国家要面对更多的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因为市场风险和技术风险相对小，企业家经营能力的风险和道德风险就变成主要风险。一个国家的金融结构包括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间接融资中包括大银行、小银行，各种金融安排在单位资金的交易成本和风险承担的能力不一样，所以从上面的推论就可以得出在不同发展阶段最优的金融结构是不一样的。比如像中国这种发展阶段的国家，要承担的风险主要是企业家经营能力和道德的风险。那么哪一种金融安排最容易解决企业家经营能力和道德风险。当然就是面对面的金融方式，也就是说非正规的金融借贷和地区性的中小银行，资金的贷方可以较好的了解当地的企业家，所以，任何国家在发展阶段早期都侧重于非正规金融和以中小银行为基础的金融。等到经济发展，产业提升，资金需求量大，而且，技术和市场风险成为主要矛盾，这时候大银行、股票市场，甚至二板市场就必须成为一个国家金融结构中的主要安排。
我再次强调，当碰到几个同时并列的因素的时候，一定要仔细想想看，这几个并列的变量的特性是什么，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一定是同时出现的，但是它们不是等价的。抓住外生变量才能把问题分析得更透彻一点。实际上我对计划经济体制产生的认识也就是这样的。别人看到了共生的内生现象，从内生的现象切入来分析，比如从预算软约束切入，或者从金融扭曲切入，或者从外贸扭曲切入，但是我去看这些共生现象背后更根本的外生因素。我发现这些干预、扭曲背后的共同原因是要发展的重工业的特性与发展中国家资金稀缺的特性之间的矛盾。从这个矛盾可以把整套的扭曲都推论出来。可是一般学者只是看到这些扭曲，没有看到背后更根本的外生动因，只是从内生现象出发构建理论。如果从内生现象出发构建理论，第一，这样的理论不彻底，第二个根据这样的理论推论所得到的政策建议基本不可行。因为，如果不改变外生的原因，而直接区改变内生的现象，就会出现我们经济学中常说的从second best到third best，可能造成的经济结果比原来预期的结果还差，例如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是内生于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如果不消除政策性负担，即使把国有企业私有化了，政策性负担的情形可能会更严重。 盛柳刚：在转型经济研讨课上，您提到休克疗法在玻利维亚的成功和在俄罗斯的失败，主要的原因在于玻利维亚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数量少比重小，因此转型相对容易，而俄罗斯追求重工业优先发展已经有几十年，大部分的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当然私有化以后情况会更糟糕，这里面就需要把握质和量的关系，您能谈谈您自己在这方面的心得体会吗？
林老师：赶超战略是一个靠大量动员资源来投资于没有自生能力的产业的战略，这个战略推行的深度和时间的长度和实行这个战略的国家能动员的资源总量成正比。玻利维亚是中美洲的一个小国，能动员的资源少，建立起来的没自生能力的企业的数量也就少。实行休克疗法后，这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破产，因为数量少，对社会的影响不大，而政府的干预、扭曲消除后，有自生能力的中小企业就发展起来了，创造了很多就业，社会发展很快，所以，休克疗法在玻利维亚取得了成功。可是苏联东欧，国家大，自然资源多，靠国家动员政策建立起来的赶超产业规模非常大，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数量和就业人数非常多，真要取消政府的所有扭曲和补贴就会造成社会动乱，所以，即使政府实行了休克疗法，为了避免社会动乱，还是必须给那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补贴、保护，而且，企业私有化以后，用各种政策性负担为理由向政府要保护、补贴的积极性会比国有时更高，但是，在休克疗法后，国家的税收能力低，所以，只能用发行货币的方式来补贴私有化以后的企业，造成了高通货膨胀和经济的崩溃。所以，同样是要解决政府赶超所带来的扭曲和低效率，问题的性质是相同的，解决的方法也是相同的，但是，因为问题的量的不同，在玻利维亚休克疗法是成功的，在苏联和东欧是失败的。同样的情形，到现在为止，我国改革中最成功的是农村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交足了国家，留够了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成为剩余的所有者，积极性很高，农业发展很快。中国一开始承包期是每年签订一个承包合同，后来变成3年到5年，然后逐渐延长到15年，而苏联一开始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就签了五十年的承包合同，所以应该讲他们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更彻底，可是在苏联的农民不接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问题是苏联的具体条件与中国不一样，农场规模大必须机械化生产，设备投入多，单个家庭买不起，而且，机械用的油料、零部件需要到市场买，生产出来的产品也要卖到市场，可是农场和市场距离很远，必须有交通运输工具，交通运输工具很贵，不是单个家庭可以拥有，因此在这种状况之下，个体农户的积极性再高也克服不了这些困难，所以在苏联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条件虽然比在中国优厚，农民并不欢迎，结果不了了之。相反的，越南也学习了中国的家庭联产责任制，越南和中国同样人口密度高，农场规模小和市场接近，家庭联产责任制的推行在越南也很成功。
在这儿我要特别提醒各位，一个理论只能告诉我们，理论模型的特定假设条件下“因“如果变动，对“果“会产生“正“的或“负“的影响，但是理论模型本身不能告诉我们影响的“量“有多大，这个“量“要多长的时间才能完全实现，以及除了理论模型中所导致的果之外，这个因的变动是否还会有其他附带的果，这些果的量有多大等。在运用理论于现实世界时，量的大小、时间的快慢以及是否有其他作用等却是至关重要的，“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情形经常有，对量、时间快慢、是否有其他作用的判断只能依靠经济学家的直觉，这种直觉又来自于经济学家对经济环境的整体把握，所以，要作为一位好的经济学家必须关心人、关心社会、关心历史。
盛柳刚：我提一个有关理论创新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对待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如何对待历史经验，这个根本上是关于如何处理现象和理论之间的关系的问题，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林老师：我个人主张把任何现有的理论都当作一种《老子》里所说的“前识“。任何现有的经济学理论都是经济学本体，也就是一个理性的人，在一定的前提条件之下所做选择的一种因果关系的描述。但是现有的经济理论并不是真理本身，
它们是经济学的“体“在一定条件下的表现形式。我们现在想要解释的现象的限制条件以及可选择的范围和现有经济理论模型中的限制条件、选择范围可能不同，因此经济现象产生的机制也可能不同。所以，对于任何现有的理论，都应该将其视为可能对、可能不对的“前识“，要解释一个现象的时候，要以“常无“的心态，从现象本身出发，去发现谁是决策者，他面临的限制条件和可能有的选择是什么，说明他为何在这些条件下，做了我们观察到的选择。
如果抱着“常无“的心态，那么学习现有的理论有什么作用呢？我想，学习现有的理论，最重要的是要学习其他有成就的经济学家是如何构建理论的，学习著名的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以及从经济现象中抽象出关键限制条件的能力。我们可以将对现有理论的学习当作在方法论上的训练。当我们在面对真实的经济现象时，是按照从现有理论的学习中领悟到的分析方法而不是按照现有的理论本身进行分析和解释，这样，学习现有的理论就会对我们理解真实的经济社会现象有所帮助，而不会成为现有理论的奴隶。 对于历史经验，我个人的看法是，现有的理论是由过去的历史经验提出来的，需要通过历史经验来检验，才能知道那些理论是可以暂时接受的，那些理论是可以被暂时舍弃的，所以，我们必须给予历史经验足够的重视。在面对未来的时候，同样必须以“常无“的心态来对待历史经验，才不会受到历史经验的束缚。比如，最近我在上海经济学年会上讲到，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至少还可以持续30年，这也是目前大家讨论的很热门的一个问题。但有不少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种先例，他们发现到目前为止，历史上维持40年高速度增长的经济只有三个，而且，他们只是前20年维持将近10%的增长，后20年只能维持3%到5%的增长。从历史经验来看，确实没有一个国家曾经维持超过40年接近10％的高速增长，可是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比如说，工业革命之前，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要翻一番，可能要花200到300年的时间，工业革命以后，英国是第一个用50多年时间实现经济规模翻一番的国家，如果在工业革命刚开始时问大家，英国需要多长时间能够实现经济规模翻一番，从历史经验来看，可能需要好几百年，但英国只用了50多年；在英国之后，当美国开始发展时，美国的经济学家如果单从历史经验来看，会认为美国不可能在少于50年的时间内实现经济规模翻一番，可是，美国经济只用了40几年就翻了一番；当美国实现了40几年翻一番后，日本经济开始发展，如果日本经济学家考虑日本经济最快多少年可以翻一番，他们一定会说，不能短于40年，但日本只用了20几年；后来亚洲四小龙开始发展，如果根据历史经验来预测，他们不可能在短于20年内翻一番，可事实上他们在10几年内就翻了一番；再来看中国，不到十年就实现了翻一番。所以，历史经验可以给我们一定启发，但我们不能完全被历史经验束缚，应该从历史经验中得到有用的信息，提出自己的看法，比如说，我的分析方式是，一个国家维持经济高速增长最重要的因素是技术的变迁，如果技术变迁的速度加快，则经济增长的速度也会加快。当后发展的国家在开始发展的时候，同以前的国家一样，也会进行技术变迁，同时它会发现引进技术比自己发明技术成本更小，风险更低，因此它的经济发展能比以前的国家更快。所以，在预测中国未来的发展时，我有信心中国有潜力再维持30年的快速发展，而且这只是保守的估计，因为历史经验给我们提供了最起码、最低的界限。比如，当日本的经济学家在考虑日本经济多长时间可以翻一番时，他们可以参考美国的经验，美国40年翻一番，日本则可能比美国快，他们可以认为至少40年就可以翻一番。再来考虑中国的情况，我相信中国经济至少还可以维持30年的快速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