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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正教

“仪式”在东正教中,占重要的位置。透过“仪式”信徒能与教会保持关系。“东正教的神学家认为,宗教仪式是教会对教徒思想发生影响和作用的重要手段。”

东正教与天主教一样也有七大圣礼:受洗、涂圣油、受圣职、告解、婚配、终傅、圣体血。

受洗

东正教的信徒受洗,都要浸到水中。因为东正教认为,浸到水里可以洗除原罪和本罪,并且可以得到“神的恩惠”,因此再生,之后才有资格领受其它的圣礼。 涂圣油

“圣油”需要经过主教祝圣之后才能被使用。涂圣油是表示“圣灵恩赐的印记”。这是在刚受洗后的施行的,为的是使新入教者坚定对三位一体真神的信仰。 受圣职

受圣职是当有人担任神职时,所举行的圣礼。

告解

又称为“忏悔”。当信徒有犯错时,可以透过此行动能得赎罪的方式。东正教会规定:七岁儿童以上,需要先忏悔告解后,才可以领圣餐。 婚配

透过一套仪式在教会内举行婚礼。

终傅

在信徒临终前所行的仪式。在临终病人的眼、耳、口、鼻、脸颊、胸、手、脚涂抹圣油。目的是让临终病人可以免受病痛之苦,赦免罪过,可以安心的进入天堂。 圣体血

又称“圣餐礼”。是最重要的一项圣礼。东正教会每周日都会举行一次圣体血。

东正教 - 教堂特点

东正教

在拜占庭教堂里,内部的陈设和布置,通常有一屏风将至圣所与教堂中殿隔开。祭坛前方有一大门,两边各有一小门。门和屏风上绘有精致的圣经故事、人物、天使长等圣画像。圣像崇拜虽在圣像破坏运动中受到攻击,被定为异端,但几经反复,787年尼西亚公会议终于宣布废除圣像崇拜的法令为异端。这一决定被以后的东正教奉为信条。其教义基础是:由于上帝在耶稣基督身上采取物质形象,他也能在画像中表现出来;圣像是一种象征性而非现实性的艺术,是用线条和色彩来表达教会的神学思想和表明上帝启示的重要形式,同时也展示了基督教奥秘的形象化的历史。

东正教传入俄罗斯后,拜占庭教堂的建筑艺术对俄罗斯正教会产生了极大影响,圣索菲亚大堂成了俄罗斯正教教堂建筑的楷模。但在教堂内部的陈设方面,俄罗斯正教具有独特的风格。其典型的布置是:在祭坛处布置有许多圣画像,上绘东正教崇仰的圣人、圣徒等。

东正教在复活节前的斋期内不允许食用肉蛋类,在斋期之外不允许饮用和食用血和血制品。

东正教反对天主教会倡导的“所有神职人员均需独身”,其神职人员分为出家、在家两个系统。结婚的在家者可成为诵经士、副辅祭、辅祭、大辅祭、司祭、大司祭,出家修行者,可成为修士、修士辅祭、修士大辅祭、修士司祭、修士大司祭、主教、大主教、督主教(牧首派驻国外教区的代表)、都主教、牧首。

东正教 - 节日和教历

节日繁多。其中以复活节最为重要(又称耶稣复活瞻礼),称为节中之节。据尼西亚公会议规定,每年春分后第一次月圆后的第一个星期日为复活节,因正教沿

用儒略历,故其复活节日期较天主教和新教所采用的格列历(即公历)推算至今约晚13天。1924年君士坦丁堡正教会和希腊正教系的大部分教会改用格列历;属俄罗斯正教系的多数教会包括中国东正教会仍沿用儒略历。除复活节外,还有“十二大节日”。其中3个大节,依复活节为推算标准,称为移动瞻礼,即棕树节,又称主进圣城瞻礼,在复活节前一周的星期天;耶稣升天瞻礼,在复活节后40天;圣三一瞻礼,在复活节后50天。其余9个为定期瞻礼,即圣母圣诞瞻礼(约9月20~21日,公历。下同)、荣举圣架瞻礼(约9月26~27日)、圣母献堂瞻礼(约12月3~4日)、耶稣圣诞瞻礼(约1月6~7日)、圣母行洁净瞻礼(约2月14~15日)、圣母领报瞻礼(约4月6~7日)、耶稣显荣瞻礼(约8月18~19日)、圣母升天瞻礼(即圣母安息节,约8月27~28日)。此外还有名目繁多的许多节日和斋期。

东正教 - 在中国的传播

东正教

传入中国的东正教属俄罗斯正教系统。元代中西交通扩展以后,俄罗斯正教士和教徒曾来中国活动。1665年,以切尔尼柯夫斯基为首的俄国武装人员侵占中国黑龙江左岸的雅克萨地区,竖木建堡。俄国基廉斯克修道院长叶尔莫根在该地建基督复活教堂。1671年,他又在该地磨刀石山建仁慈救世主修道院。此为东正教传入中国之始。中国军队收复雅克萨后,一部分俄俘押至北京,编在满洲镶黄旗第四参领第十七佐领,驻地在北京城东北角胡家圈胡同。为照顾俄俘的宗教生活,清政府将该胡同内一关帝庙,改建为东正教堂,称尼古拉教堂。1700年6月,沙皇彼得一世发出派遣俄罗斯正教驻北京传教士手谕,从1715~1956年,共有20届俄罗斯传教士团驻北京。其中1860年前的12届传教士团均由沙俄政府直接委派(从1807年起,沙俄外交部向每届传教士团委派监护官)。当时是沙俄派驻中国的官方代表机构,其任务按照1780年俄罗斯正教最高宗教会议的指示和沙俄政府1818年的训令,主要是办理中俄外交事务,收集情报资料。在华神职人员共46名。但是,从1715~1860年的145年中,有记载的教徒人数只有200

名左名。这个时期的传教士团,为沙俄逼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瑗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起过重要的参谋作用。

1860年以后,驻北京传教士团改由俄罗斯正教最高宗教会议派遣。其外交职能改由俄国派驻的外交公使办理。他们利用以不平等条约取得的权利,开始大规模向中国内地传教,出版汉文传教书籍,培养中国籍神职人员。

1900年前后,陆续在哈尔滨、沈阳、旅顺、上海、天津、青岛、新疆,以及河南省卫辉等地建立教堂。据统计,在1917年前,属俄罗斯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的机构,有教堂37座,神学院1所,男、女学校20所,气象台1座,企事业机构46家,拥有财产150万卢布。受洗的中国籍居民逐年增加。俄国十月革命后,白俄人员大量流亡中国,教徒人数骤增。1922年,驻北京传教士团更名为中国东正教会北京总会,并断绝同莫斯科正教会的关系,属流亡在塞尔维亚卡尔洛瓦茨的俄罗斯正教国外临时主教公会管辖,并相继在哈尔滨、上海、天津、新疆等地设立4个主教区。1923年东北各地有教堂38座,仅哈尔滨主教区就有信徒约30万人,几乎都是白俄流亡者。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在东北各地有教堂、修道院和祈祷所共67座,信徒急剧下降至2.5万人(其中哈尔滨市有1万人),神职人员为155人。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东正教会北京总会和哈尔滨主教区、新疆教区同设立在慕尼黑的俄罗斯正教临时主教公会断绝关系,归属莫斯科牧首区。但遭上海教区主教伊凡和天津教区奥西波夫反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俄侨相继离华,1955年莫斯科牧首区阿历克赛牧首、伊拉列昂大主教和尼古拉修士大司祭到上海召开中国东正教各教区主教和负责人会议,讨论中国东正教会自主问题。1956年,自主的中华东正教会成立,由姚福安担任大主教,俄籍神职人员陆续离华。据1984年统计,中国现有东正教徒8000人左右。1984年哈尔滨市的圣母帡幪教堂恢复宗教活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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