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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证预言和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期间美越敌对关系的形成1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The Dynamics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Antagonism between U.S.A. and DRV during the First
Indo-china War
汪堂峰
[内容提要]：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期间美越敌对关系的形成本质上是美国政府所提出的一个自证预言的实现过程。这一自证预言的起点是美国在难以确定越盟外交战略走向的情况下，基于将他者意图往最坏处估计的逻辑和防患于未然的考虑，主动将越盟定义为美国的敌人而非争取的对象。在此过程中，美国对越盟在越南独立运动中的“中坚”地位以及法国同越南民主共和国之间的战争走向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不过，这种认识没有成为美国实现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平共处的依据，而是成为美国恐惧感产生的另一重要源泉和美国走上同越南民主共和国敌对道路的推动力。
值得注意的是，美越敌对关系的形成基本上来自于美国单方面的推动，来自于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过度反应。事实上，美国早在1946年即将越南民主共和国视为敌人并开始采取相应的政策，而越盟则并未采取与此相对应的敌对态度。然而，由于美国对所谓“共产主义扩张”的威胁过分恐惧，为数甚少且“尚无实据”的有关越盟同苏联之间可能存在联系的情报均成为美国政府自证预言的“确凿”证据。正是在这种自证预言不断得到“虚幻”证实的过程中，美国在1950年彻底地单方面确立了美越之间的敌对关系，从而最终完成了一个颇为特殊的自证预言的实现过程。
一、问题的提出
1945年8月，由胡志明领导的、以印度支那共产党为核心的越南独立同盟（简称“越盟”，1941年5月成立）借日本投降而法国殖民势力还未及时全面重返印度支那的有利时机， 在越南发动了全国性的武装总起义，并迅速获得成功。在此基础上，1945年 9月2日，越南宣布独立并成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1946年1月6日，越南全国举行大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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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日，越南首届国民大会召开，产生了以胡志明为首的联合政府。
为了争取美国对越南独立运动的支持，在1945年9月2日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大会上，胡志明即引用美国独立宣言中的词句作为越南独立宣言的开篇辞，以求获得美国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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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武元甲在随后的发言中则表示越南人民已将美国视为自己的朋友，以便在感情上拉近同
美国的距离。3 此后，胡志明又多次致信杜鲁门总统和美国国务卿，详细阐述了越南独立的正当性。4 在1946年2月写给杜鲁门的两封信中，胡志明除陈述越南独立的各种理由外，还概述了越南民主共和国自独立以来取得的各项成就，以求获得美国的认可。5 针对美国的意识形态倾向，胡志明也千方百计地试图消除美国的顾虑。在1946年同国务院远东司东南亚事务科科长阿伯特·莫法特会晤时，胡志明坦陈，他知道美国不喜欢共产主义，但这也不是他本人的目标，如果他能在有生之年让越南获得独立，他就心满意足。为了寻求美国对越南独立的帮助，胡志明甚至提出可以将金兰湾作为美国的海军基地。6
应该说，对于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印度支那的影响力、号召力以及实际的控制能力，美国政府并没有任何怀疑。早在1945年9月初，战略情报局主任威廉·多诺万就向国务卿贝尔纳斯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强调越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已经完全控制了印度支那。7 在战略情报局9月17日的报告中，埃利森·托马斯少校报告说，新政府似乎受到了印度支那每省多数人的热烈支持。新政府的力量由于保大的辞职与退位而得到增强。8 事实上，不仅战略情报局持有上述看法，来自国务院系统内部的报告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而上述结论不仅适用于1945年的越南，也同样足以说明1945年之后的越南局势。在1947年6月14日发给艾奇逊的电报中，美国驻河内的总领事李德提请国务院注意，绝大部分越南人将胡志明政府视为越南唯一的合法政府，并将视法国同意的任何一种选择为傀儡政权。9 如果说上述判断并非出自美国决策层的话，1948年9月27日国务院关于印度支那的政策声明则足以说明政府高层也充分认识到了上述事实。在这份政策声明中，国务院认为，“虽然越南绝大多数人从根本上说不是共产党人，但当地人民中抵抗法国最活跃的因素是胡志明领导的共产党。该团体已经成功地发挥了其影响，而且实际上控制了目前抗法的所有武装力量，故而事实上掌握了民族主义运动的控制权”。声明断言“法国现在正在印度支那进行一场绝望而显然必将失败的战争”，承认“我们同时也很清楚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即胡志明是印度支那最强有力的、也许是最能干的人物。”10
对于越盟的民族主义性质，美国政府也并非没有清醒的认识。在1946年12月写给国务院的信中，时在河内访问的莫法特即明确指出，“现阶段在越南掌权的首先是民族主义者，其次才是共产主义者”，11 而前述美国国务院1948年9月27日发表的关于印度支那的政策声明也表明，美国的决策层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越盟的民族主义性质。 因此，对于战争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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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曲直，美国政府也并非很难判断，甚至对于1946年5月开始的法越枫丹白露会谈的失败责任，美国政府也一清二楚：莫法特在1946年8月9日给远东司司长约翰·卡特·文森特的备忘录中对此做了详细的分析。12 此外，对于越南民主共和国接受美国影响的可能性，美国也并非没有意识到。在回答国务卿马歇尔1947年7月17日提出的美国是否可以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平共处的提问时，李德和美国驻西贡的副领事詹姆斯·奥沙利文均表示美国可以在印度支那扮演一个角色，奥沙利文甚至表示，“越南人仍视美国为前景光明的国土与地球上的天堂。??越南人对美国的观念和意见仍相当敏感，毫无疑问会接受美国的建议及（或）顾问。如果美国的干预可以向满足其政治和经济需要走近的话，他们更愿意美国人（而不是苏联人）进行干涉。” 13
美国的外交政策向以道德关怀自居。从理想主义的道德关怀出发，理论上美国政府应该对越盟领导的越南独立运动给予支持。即使我们撇除美国外交政策中所谓的理想主义因子，仅从外交决策学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将国家视为理性行为体并假定国家的外交政策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话，就越南形势而言，美国也应该对越盟领导的越南独立运动给予支持或者至少给予承认。然而，历史展现给我们的事实却是，美国政府不但没有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更谈不上提供支持），反而逐渐走上了同越南民主共和国敌对的道路，并因此而最终陷入了“越南战争”的泥沼。
二、“误判论”及其批判
对于理性选择理论同实际的外交决策之间呈现出的这种背离现象，国内外学术界普遍将其归因于美国对越南民族主义的误判。这种误判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将越盟误判为首先是共产主义者，其次才是民族主义者；其二，低估了越盟在越南各民族主义力量中的分量，低估了越盟在印度支那独立运动中的影响力、号召力以及实际的控制能力。然而，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发现，美国政府不但充分认识到了越盟的性质问题，而且对越盟在印度支那独立运动中的“中坚”地位有着清醒的认识。不仅如此，对于越盟同法国之间的战争的未来走向，美国政府也做出了法国必败的判断。事实上，美国不仅在走上同越南民主共和国敌对的道路之前以及在此过程中都充分认识到了上述事实，甚至在双方敌对关系形成之后，美国对上述问题的认识依旧相当清醒：直到1950年美国关于越盟领导的印度支那独立运动的基本判断依然是，印度支那共产主义的“叛乱”不是经济的，也不是社会的和意识形态的，而主要是民族主义的。14 对于越盟的实力，美国驻西贡代表团团长唐纳德·希思在1951年2月24日发给艾奇逊的电文中再次确认，胡志明在越南的声望排在第一，排在第二位的是远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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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在胡志明后面的吴庭艳。15 至于保大，美国政府始终认为他并不足以担当领导越南的重任。16
此外，包括“误判论”者在内的众多学者在探讨美越敌对关系的形成时，脑海中还有一个不言自明的逻辑，即美国犯下了将共产主义威胁等同于苏联威胁、将越盟视为苏联力量之必然延伸的错误。但如前文所见，不仅胡志明等越盟领导人向美国表明了示好的愿望，而且美国政府内相当一部分官员也认为，越南民主共和国有接受美国影响的可能。事实上，正是基于上述认识，美国政府也曾于1947年中季一度把玩过民族共产主义这一概念，探讨过美国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平共处的可能性。17 此外，关于苏联同越盟之间的关系，美国政府均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在1949年5月20日给美国驻河内领事的电报中，艾奇逊剔除了苏联直接武装越南干涉事务的可能，表示越南处于苏军的控制之外；18 至于苏联同越盟之间的其它联系，美国国务院在1948年9月27日发表的关于印度支那的政策声明只是说日趋增加的迹象表明苏联和越南之间的电台联络可能已经通过设在上海的塔斯社办事处建立起来，但其基本的判断仍是双方之间的联系“尚无实据”；19 对于苏联的军事援助，美国能够拿出的惟一证据也只是胡志明曾接受过莫斯科的训练，而且这还是30年代的陈年往事。
由是可知，在对越盟的性质、影响力和战斗力、以及越盟同苏联之间的关系等诸多问题的认识上，美国政府都没有出现明显的误判。有关美国为什么走上同越南民主共和国敌对的道路，我们必须另找原因。
三、自证预言和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期间美越敌对关系的形成
在探讨这一问题时，我们绕不开对美国外交战略中法国因素的考察。二战结束之后，为了实现主导国际事务的目标，面对来自苏联的竞争，维持同法国之间的良好关系、争取法国对美国全球战略尤其是美国欧洲政策的支持成为美国同意法国重返印度支那的基本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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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虽然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可以实现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利益的最大化，但鉴于法国
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之间的战争状态，故而就美越关系而言，美国不可能将自己定位为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支持者。正是部分地基于这种考虑，美国一方面同意法国重返印度支那，另一方面则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示好置之不理。事实上，在1945年10月到1946年年初期间，胡志明曾先后至少八次致信杜鲁门总统或美国国务卿，呼吁美国和联合国进行干预，但胡志明的这一系列呼吁均未获得答复。21 不过，美国的这种考虑只能说明其同意法国重返印度支那及不愿同越盟走近的合理性，而依旧不能说明它为什么会逐渐走上与越南民主共和国为敌的道路这一问题，因为保持同法国之间的良好关系并不必定意味着要支持法国以及与越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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