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一 文章熊彼特传记读后感更新完毕开始阅读
一位经济学巨人的传奇人生
——读熊彼特传记有感
约瑟夫·阿罗伊斯·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1950）是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通过对他的几本传记的阅读与比较，我被书中所描绘的这位伟大经济学家的传奇人生深深震撼；这种强烈的感受驱使我继续阅读有关他的作品。下面是我读熊彼特所获得的一些认识和感悟。
一、 熊彼特生平介绍
1. 天才少年，才华横溢
1883年，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出生于奥匈帝国摩拉维亚省特里希镇的一个织布厂主家庭，家境殷实。但是好景不长，在他4岁时，父亲意外去世，留下他和母亲乔安娜相依为命。少年时期的熊彼特在格拉茨小学读书，天资聪颖，勤奋刻苦，成绩优异；在此期间，他还学习了西班牙语、法语、英语和意大利语。后来母亲嫁给了一位奥匈帝国的退役军官，于是熊彼特得以进入当时奥地利最好的贵族中学——特里西亚人文中学读书，这对于后来熊彼特性格的养成、眼界的开阔、学识的广博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深受特里西亚人文中学浓重的贵族氛围的熏陶，熊彼特一举一动都尽显优雅高贵的贵族做派。当然，被视为“天才少年”的熊彼特又一次以优异的成绩从中学毕业，并进入维也纳大学深造。他除了学习自己的专业法学外，还学习了政治学、历史学以及后来陪伴他一生的经济学，广泛的涉猎为他以后的尽情挥洒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维也纳大学聚集的一大批大师对熊彼特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中，最为我们所熟知的是欧根·冯·庞巴维克（Eugen Bohm-Bawerk）。他是奥地利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曾担任过奥地利政府财政大臣、奥地利科学院院长，最后回到维也纳大学任经济学教授。另外，他的许多优秀的同学后来也成为了各自领域的领军人物，例如米塞斯（后成为著名经济学家）、鲍威尔（后担任奥地利政府外交部长和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物）、希法亭（后成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等。在这种浓重的学术氛围中，熊彼特热衷于与老师同学交流，并苦读学术著作，进步神速。1903年，熊彼特开始研究经济学，研读了大量的经济学著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见解。这时他最推崇的经济学家是里昂·瓦尔拉斯，认为他是“所有理论家中最伟大的一位”。同时，他还发表了一些探讨经济问题的论文，开始显示出卓越的经济学才华。
2. 奥地利最年轻的经济学教授
大学毕业后，熊彼特到欧洲各国游学，期间拜访了许多经济学大家。最大的收获是与马歇尔的交流。尽管他对后者的很多经济学思想不赞同，但是却由衷的敬佩其学术水准。
在游学期间，他还认识了将来的妻子——葛莱蒂斯，并很快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为了维持婚后家庭的日常生活，熊彼特在埃及找到了一份律师的工作。同时，他的第一部作品——《国民经济学的本质和主要内容》的写作也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仅仅18个月后，这本书就出版了，回到伦敦后，熊彼特以这本书为敲门砖，回到母校维也纳大学任经济学讲师，这意味着他可以在奥地利和德国的任何一所高校任教。他成为了奥地利获得这一职位的最年轻的经济学家。
1909年9月，熊彼特去了比较偏远的切尔诺维茨大学做临时教授。1911年，他的第二部重要著作——《经济发展理论》完成，整个经济学界普遍认为这是一个令人钦佩、值得研究的理论成就，年轻的熊彼特一跃成为经济学界的神童。也是在1911年，在他的导师庞巴维克的支持下，他成为了国内仅次于维也纳大学的格拉茨大学的最年轻的正教授，同时也是奥地利最年轻的正教授之一。
1913年，凭借他早期的研究成果，熊彼特受邀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并被授予哥伦毕业大学名誉博士学位。于是熊彼特又成为了奥地利首位赴美的交换学者。在此期间，与哥大的卫斯理·克莱尔·米切尔（Wesley Claier Mitchell,1874~1948）、耶鲁大学的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 1867—1947）、哈佛大学的陶西格（F·W·Taussing,1859~1940）等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3. 投身政界实业界，铩羽而归
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熊彼特的研究兴趣转移到了社会和政治问题上，并且在一战期间参与了很多影响奥匈帝国的重大政治讨论。从此，熊彼特开始涉足政界。1919年1月，熊彼特受邀加入德意志共和国的社会化委员会（由德国新组阁的社会民主党创立，由卡尔·考茨基领导，主要成员有熊彼特以前在维也纳大学的同学希法亭、莱德勒等，主要致力于推动德国的社会化）。1919年3月，由于时任新奥地利联合政府外交部长的老同学鲍威尔的极力推荐，熊彼特出任共和国政府财政部长。但是好景不长，仅仅七个月后，他就引咎辞职了。之后他又萌生了在实业界发展的想法。1920年，政府授予那些有兴趣建立银行企业的个人和团体以特许权，熊彼特凭借自己之前在政界的经历获得了这一特许权。1921年7月，意图获得特许权以从传统私营银行转型为股份公司的彼得曼银行与熊彼特进行商谈，并最终达成一致，熊彼特成为了这个银行的行长，并获得了一大笔薪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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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于是熊彼特辞去了格拉茨大学的教授职位，开始了大规模的投资。但是，由于1924年经济形势急转直下和他投资方式的问题，熊彼特不仅把赚来的钱全部赔了进去，还欠下了一屁股债，而且被彼得曼银行扫地出门。据熊彼特后来说，1924年是他最糟糕的一年，因为在实业界他又失败了。
4. 重返学界，遭遇人生最大打击
在熊彼特人生最低谷的时候，他遇到了安妮，并很快在1925年与之结婚。熊彼特称安妮为“我生命中的奇迹”。同年秋天，在他的老友斯皮索夫等人多方奔走下，熊彼特最终到波恩大学任教授，重返学术界。他是几十年来第一个在德国的大学讲授经济理论的教授，因为他的到来，波恩大学成了全世界经济学家心中的麦加，尽管他还没有正式提出经济理论是一门学科。这一时期也是熊彼特论著双赢的时期：《经济发展理论》修订版出版，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他也出版了很多篇论文，内容涉及货币、税收等诸多方面。
但是在这一时期，熊彼特也遭受了人生中最重的打击：1926年6月，他的精神支柱、母亲乔安娜去世了；此后不到两个月，他深爱的妻子安妮在生产时大出血而死，他们的儿子刚出生不到4个小时也离开了人间。接二连三的打击使刚从事业失败中恢复过来的熊彼特完全崩溃，所幸他还能借工作平复伤痛，因此这一时期也是熊彼特在学术上比较高产的时期。
5. 移居美国，情定哈佛
1927年，为了从1926年的悲剧中走出来，熊彼特接受了哈佛大学的邀请，前往美国做访问学者。在此期间他结交了一大批学术朋友如爱德华·梅森（Edward
Mason,1899~1992）、爱德华·H·张伯伦、塞莫尔·哈里斯（Seymour Harris,1897~1975）、阿瑟·斯密西斯（Arthur Smithies,1907~1981）等。1932年，熊彼特最终决定离开他的伤心地，离开他生活了四十多年的欧洲，到哈佛大学长期任教。熊彼特的到来为哈佛经济学院注入了新的活力。他组建或倡导组建的“古诺小组”“七贤会”等各种学术圈子在哈佛经济学院掀起了经济学研究探讨的新热潮，无论是哈佛校内的各个角落还是美国其他高校、学术团体，都能看到他活跃的身影。他与一大批优秀的经济学者一起开创了哈佛经济研究的黄金时代。1935年他的《经济发展理论》（原德文版的英译修订版）的出版，让美国经济学界对这位来自欧洲的卓越经济学家的思想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他身边也聚集了一大批“粉丝”。
然而，熊彼特在哈佛的生活并不全然是表面上看起来那么风光，这就不得不提起他一生的“死对头“——凯恩斯，他们俩之间的“瑜亮情结”一直是是经济学界津津乐道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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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早在1923年，凯恩斯就出版了《货币论》，其中那句“长期看来，我们都会死的”成为经济学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经典名言。而就是这本书，让熊彼特为之花费了无数精力的被他称为“钱书“的探讨货币问题的著作在熊彼特死后很多年才终于与世人见面，因为熊彼特发现他原本想要在这本书中论证的几乎所有核心思想都已经出现在了凯恩斯的《货币论》里。1936年，凯恩斯又凭借《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名声大振，成为经济学界竞相追捧的大名人。哈佛大学众多杰出的经济学者们也如饥似渴的研读凯恩斯的著作，哈佛成了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的大本营。而与此同时，熊彼特在哈佛的影响力却日渐降低。这一变化使熊彼特重新陷入失落和自我怀疑的泥潭。虽然熊彼特也盛赞凯恩斯为“致力于经济问题研究的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但是又反常而令人难以理解的对《通论》不屑一顾，这也可以看出他当时的矛盾心境。
在哈佛的第五个年头，熊彼特进入了人生的第三段婚姻——与被称为“哈佛女经济学家”的伊利莎白·布迪·菲鲁斯基结合。伊利莎白不仅在生活上给予了熊彼特悉心的照料，而且对于他的学术工作给予了极大的支持，熊彼特去世后遗作的出版全都依赖于她的努力。
1939年，熊彼特当选为美国经济计量学会会长。
1939年，熊彼特历经6年写成的《商业周期：资本主义过程的理论、历史和统计分析》一书出版了。与凯恩斯的学说收到热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本书受到的关注并没有预想的那么多，这多少让熊彼特有些失望。即便如此，他还是笔耕不辍，不时发表新的学说。1942年，他的又一部力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出版了，者标志着熊彼特理论体系的完成。
二战期间，凯恩斯的学说在全美国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与此相比，熊彼特的影响力则日渐降低。加之熊彼特公然为挑起战争的德日辩护，反对罗斯福新政，这个时期的他受到校方和同事的排挤，更甚者还因一系列亲德亲日言论受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严密监视，无论生活还是心态都饱受煎熬。除此之外，哈佛经济学院拒绝给予他的得意弟子萨缪尔森合适的待遇从而致使萨缪尔森离开哈佛选择麻省理工这件事更使得熊彼特对经济学院失望透顶。于是，熊彼特萌生去意。最终，由于校方、同事和学生的极力挽留，他最终还是决定留在哈佛。
战后的熊彼特虽然还远没有从消极的情绪中走出来，但她还是坚持着自己的学术研究，孜孜不倦的继续着《经济分析史》（这花费了他9年的时间，从1942到1950，知道他去世都没有定稿）和《货币理论》的写作。这个时期的他近乎疯狂的工作着。194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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