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四 文章新发现语言研究：更新完毕开始阅读
其四，抢救保护濒危语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今年发布的2009年世界濒危语言图谱，以9项指标、6个安全—濒危等级作为综合考察体系，将全球6912种语言的2511种列为不同等级的濒危语言。该濒危语言图谱中中国的语言有9种已灭绝(基本为台湾少数民族使用的南岛语系语言)，24种面临极度危险(满语、赫哲语、畲语、云南文山部分彝族使用的普标语、部分壮族使用的拉基语、怒江部分怒族使用的阿侬语等)，20种面临严重危险(土家语、裕固语、仡佬语、锡伯语、青海尖扎县回族使用的康家语等)。
另外，我国政府有关部门正在开展的少数民族语言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就是保护国家语言多样性和语言资源的具体措施。
语言的独特类型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陈保亚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新发现语言中，所谓的“新”实际上主要在于独特性，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取向。一种语言如果类型不独特，即使处于濒危状态，或者是被新发现的，也不一定有迫切记录的价值。目前不仅存在濒危语言问题，还存在濒危特征问题。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的出版标志了中国语言大调查的第一个重要历程，其要点在“完整”，即在于对中国语言的全面完整的了解，那么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新发现语言调查研究》成果的完成应该标志了中国语言大调查的第二个重要历程，其要点在“独特”，即突出中国语言在类型上的独特性或差异。语言的独特类型在语言研究中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众多新发现语言说明中国的语言实际上比过去估计的要多。人们会追问，中国只有56个少数民族，会有这么多语言吗?回答这样的问题需要严格分开民族识别标准和语言识别标准。在民族识别中，人们经常会用到“地域、经济、认同”等标准，在此基础上如果通过民族界限来规定语言界限，就会出现问题。语言识别的主要标准应该建立在语言差异上。
如果细究中国语言内部差异，还可以分出更多的语言，如果不细究内部差异，也可以把有些语言合并在一起。语言和方言的区分难以在语言学内部找到严格的界限，难点在于怎么定义“同一种语言”。无论是从宽还是从严，这只是研究者的态度问题，中国境内土语的差异事实是不可否定的。罗常培、傅懋勣《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概况》认为中国的少数民族语言有48种。经过我国学者进一步调查，20世纪60年代增加到64种。“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共包含59种。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分册》认为中国的语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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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多种，新发现语言调查将中国的语言增加到134种，其中主要增加的是南方少数民族语言。凡是经常到南方做田野调查的学者都有这样的体会，以往作为一种语言来对待的，其实内部存在很大差异。
新发现语言的界定有一个具体的同源词标准。在2000个词中，同源词30%以下的属于不同的语言，50%以上的属于方言，处于两者之间的再参考认同因素或社会文化政治因素。在语言调查中，调查者基本参照这个标准,每本书增写语言地位的一章，对该语言是否是一个独立的语言进行论证，并与同语系、语族、语支的语言进行比较研究，论证该语言在语系、语族、语支中与哪些语言最接近。这个同源词标准实际上比确立日耳曼语族诸语言的标准要严格。
在识别新发现语言时，使用了结构标准，包括语法结构和语音结构。目前这个标准不容易量化，人为的因素会大一些。不过我们从该项成果已经发表的材料中注意到，作者基本上是在同源词汇标准的前提下再用语法标准，所以独立出来的语言，不仅在同源词汇上有大的差异，在结构类型上也有大的差异。一般地说，同时根据同源词比例差异和结构差异来确定语言的远近，实际上是一种谱系和类型不加区分的分类。所以新发现语言研究有关各语族内部的分类、类型标准和发生学标注并没有完全区别开，所分出来的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既可能是语言演化的结果，也有可能是同源语言在不同地区和其他语言接触而导致的类型差异。但这并不影响新发现语言的参考价值，因为一种土话无论是在词汇还是结构上，只要和其他语言有大的差异，这样的土话就有理由作为独立的现象来研究。
到田野去 做田野派
李宇明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国有56个民族，但语言却不止56种。《爱我中华》这首传唱不衰的名歌，其原歌词是：
五十六个星座，五十六枝花，五十六族兄弟姐妹是一家。五十六种语言，汇成一句话：爱我中华，爱我中华，爱我中华??
有人在“百度贴吧”上将“五十六种语言”改做“五十六族语言”;国庆60周年，宋祖英高唱《爱我中华》，歌词也改做“五十六族语言”(虽然字幕仍是“五十六种语言”)。一字之易，便实现了艺术与科学的和谐。
《中国大百科全书》说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有80多种，这也是当今学界通用、官方采用的说法。其实，1980年至1987年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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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只描写了59种少数民族语言的简况，这反映出当时的认识水平。近20年来，通过诸多新语言的发现，中国的语言已有134种，这一数据，足令国人开眼，国外注目。
国家的语言决策依赖语言国情，国家的许多决策都需参考语言国情。比如民族与语言的关系的认识，就影响到国家的语言政策、民族政策、教育政策和文化政策。过去，常把民族与语言的关系理解为“一对一”，其实“一对一”只是一般情况，还有“一对多”、“多对一”等情况。民族与语言的关系“一对多”，即一个民族使用多种语言。比如景颇族使用景颇语、载瓦语、浪速语、波拉语、勒期语、仙岛语等语言;瑶族使用勉语、布努语、拉珈语、巴哼语、炯奈语等语言;珞巴族使用博嘎尔语、苏龙语、义都语、崩汝语等语言;怒族使用怒苏语、柔若语、阿侬语等语言。民族与语言的关系“多对一”的，比如有些民族放弃或基本放弃了本民族语言，而转用了别的语言，如满族、回族转用了汉语;汉语便为多个民族所使用。在现实语言生活中，民族同语言的关系更是错综复杂，需要仔细梳理。
新发现语言，多是学界不熟悉的语言，或是过去未被发现，或是了解些线索但未及调查，或是虽有调查但不全面不深入。这些语言，往往使用人口较少，处在濒危状态，或正在走向濒危。发现这些语言，记录下来，公布出去，就是莫大贡献。
语言不仅是交际工具，还是国家重要的资源。它能够提供不可复得的语言样本。比如，四川贡嘎山一带的尔龚语，竟然有复辅音200多个，举世罕见。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有一种倒话，是藏语和汉语的混合语。倒话表现出混合语的许多重要特点，为语言学家提供了难得的素材。
语言既是语言的资源，也是文化资源。哈萨克语有关马的毛色的词语350多个，形容骏马的词汇100多个，有关马的其他特征的词汇600多个，非马背上的民族，实难有这样的语言奇观。中国首批公布的518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其中传说、故事、号子、歌谣、戏曲等等，都无不牵涉到语言问题。 随着社会交通、通讯、传媒、教育等的迅速发展，许多语言可能走向衰落甚至濒危。语言消亡了就难以复生，就此而言，语言资源是不可再生资源。仅论交际，一些语言消亡也许不是什么大事，但若从文化角度着眼，语言的消亡就是国家资源的流失。当前，国际上都在呼吁保护语言的多样性，尽力抢救濒危语言，因为语言消亡意味着人类将失去不可复得的语言样品，将失去不可再生的文化基因，将失去一些历史记忆。在国内，保护濒危物种、保护文化遗产、保护环境等等，呼声不断，社会也在迅速觉悟，但对于作为民族文化支点的语言，却并未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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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广泛关注。《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记载的60种语言，可以说是在抢救60座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同时也是在敲击守望国家语言资源的警世洪钟。 新发现语言大都分布在边境、海岛、高寒地带、人烟稀少的偏僻地区，有些语言还跨境使用。调查这些语言所遇困难、所付艰辛，不说也可以想见。到田野去，才有可能发现新的语言线索，才能获取第一手的语言资料。到田野去，描写陌生的活语言，才能切实培养学力，提升学术水平。到田野去，才能掘得学术富矿，冶炼出具有理论意义的高品位的学术钢铁。重视语言的田野调查，是一种优良学风，是一种学术使命，是一种科学精神，也是获取学术真谛的不二法门。
科学挖掘少数民族语言“富矿”
江蓝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中国有56个民族，可中国的语言却不止56种。迄今发现的中国境内的语言竟有130多种。这130多种语言从语言类型学上看，有分析型语言、黏着型语言、曲折型语言三种;从语言系属关系上划分，分属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岛语系、南亚语系和印欧语系，有的语言属于“混合语”，少数语言系属未定。 新发现语言中，许多语言使用人数已不足万人，有的甚至更少。如木佬语，调查者在2000年调研时，仅有两位80多岁的老人会讲，是名副其实的濒危语言。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它反映了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的特殊文化。语言的消失意味着信息的丧失，意味着语言使用者的特殊民族文化的断裂和消亡。但是我们不得不十分无奈地承认，一些语言的衰败消失是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我们不可能根本性地阻止它的衰亡，顶多只能延缓其衰亡的过程。因此，更紧要、更有意义的工作是及早地把它记录下来，出版成书，或制成可以永久保存的声像资料，供后人了解研究。
中国境内的语言，尤其是少数民族语言是语言研究的“富矿”，它的纷繁多样，它的复杂奇特，是一般人怎么也难以想象的。由于这些新发现语言处于相对封闭的环境，很多语言保留了古代语言的面貌，对构建语言演变的历史脉络和汉藏语学科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其研究价值之高是不言而喻的。
科学史上的大成就、大事业几乎都不是出于个人功利的目的，而是出自科学家、学者为追求真善美而表现出的事业心和献身精神。重大发现、精品力作都是长期学术探索和积累的产物，并非仅靠才气和一时的灵感，更没有什么运气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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