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三 文章春秋战国时期公布成文法的论争及其历史意义更新完毕开始阅读
小组数（5－10人） 5人 小组成员 小组长 讨论题目 讨论人员 讨论时间 讨论主持人 自我发言提纲 （300字以上） 春秋战国时期公布成文法的论争及其历史意义 2014-05 一、春秋战国时期公布成文法的历史原因和意义：1、成文法兴起的历史原因 首先，只有公开、明确的规范，才能适应经济领域中新兴既得利益者的要求。 第二，旧的礼制已经遭到了很大的破坏，新的法律依据成为社会的迫切需要。 第三，文化的发展，使公布成文法得以实现。 第四，名辩思潮的兴起，为成文法运动奠定了基础。2、成文法的公布 子产铸刑书： “铸刑书与鼎，以为国之常法”，把有关刑事方面的法规铸在一个铜鼎上，向全社会公开，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关于正式公布成文法典的记载。在鼎上面公布法律，还表示法律具有权威性和长久的稳定性。 晋国铸刑鼎：晋平公的时，范宣子任晋国执政，制定刑书，并未公布。BC513，这部法被赵鞅、旬寅铸于铁鼎，公之于众，标志着晋国开始正式公布成文法。 3、成文法公布的意义：成文法的公布，打破了法律的秘密状态和神秘色彩，摧毁了旧贵族垄断法律的特权，使法律内容由隐秘走向公开化，开创了我国古代法律制度发展的新纪元。 二、春秋战国时期关于成文法的论证及其历史意义1、争论的主要内容：在春秋战国之际争鸣的百家中，提出自己法律思想的当然不止儒、法、道三家。但是在围绕公布成文法的论争中，儒、法、道三家明确提出了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和主张。由此体现、反映出的三种不同的法律思想对后世的封建主义法制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就道家而言，其“清虚自守”、“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就曾被封建统治阶级用来作为政权建立之初、恢复国力之时实行休养生息政策的法律指导思想（汉初）。道家思想中具有反剥削、反压迫、要求自由的进步主张，对后来的农民起义与社会变革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中消极悲观、逆来顺受的因素，经过后世封建思想家的加工改造，成为统治者用来麻痹人民意志的思想武器。封建士大夫还用来慰藉官场的失意和弥补空虚的精神食粮。因此在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里，道家思想与正统的儒家思想互相抗衡，互相补充，共同构成了封建社会的思想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儒、法两家，其法制思想被封建社会统治者兼收并蓄，“霸、王道杂之”，由论争时的极端对立走向合流互补。儒、法的合流对汉以后的封建法制产生着深远而重要的影响。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儒家的礼治、德治和法家的法治，成为统治者相互补充的两种基本的统治手段，再未出现任何一方面的绝对化。 其他成员发言 殷星星：“临事制刑，不予设法”的传统法律制度的存废。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管仲、子产、邓析等“法家先驱”制定和公布成文法，直接挑战奉行了千余年的奴隶制秘密法制度。在奴隶制法律制度下，奴隶主贵族“议事以制，不为刑辟”，不让平民知道法律，使百姓处于不知底细的境地，从而保证奴隶主贵族掌握着任意刑事杀的司法特权。他们用作为大经大法的礼，用奴隶制的典章制度统治国家，维护着以“亲亲”“尊尊”为基础的宗法等级秩序。作为奴隶制秘密法的直接受害者的新兴地主阶级，为了抵制奴隶主贵族的司法专横和政治迫害，争取平等的法律权利，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不法先王，不是礼仪”的主张。至管仲相齐，“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并突破了周礼“任人唯亲”的原则，实行“匹夫有善可得而举”和“使各为其所长”的原则。子产则向占统治地位的神权法律观提出挑战，认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实际上否定了了自商周以来盛行的“天罚”论。针对奴隶主贵族提出的一旦公布了法律，“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弄得“锥刀之末将尽争之”，并且“不忌于上而有争心”，所以犯罪一定会增多的论调，法家给予了有力的批驳。他们指出：法律公布。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万民皆知所避就，避祸就福”，犯罪不但不会增多而只会减少。子产认为严厉的刑罚公布出来，就象烈火一样，触死的人一定会减少：“民望而畏上，故鲜死矣”。商鞅认为百姓了解法律后,“皆务自奉公”,国家也就“易治”了。这里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法明白易知”。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法家政治家管仲、邓析、子产等人，本着务实和进取精神，制定和公布成文法，使得什么是犯罪，犯罪者处什么刑等，都有了一定的标准，建立了“君臣上下贵贱皆以法”，“事断于法”的法律制度，使法治与礼治形成直接对立，引起激烈的论争。儒家主张“为国以礼”，重“礼治”而尚先王。反对法家公布成文法及其“以法为本”的主张。他们认为应将“贵贱有等，长幼有差”的先王之“礼”作为统治国家的重要工具，孔子声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在儒家看来，礼不仅是国家的政治规则，也是立法和司法的指导，孔子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
洪莉莉：晋国铸刑鼎遭到了儒家的猛烈指责：“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照孔子的主张，晋国的法度，应该遵循的是周礼，现在摈弃了礼而作刑书，铸刑鼎，民众看鼎办事，就还会服从统治，统治秩序将无以维持。其反对公布成文法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公布成文法从先王那里找不到理论根据，故子产“作刑书”也好，晋国“铸刑鼎” 也好，均是不符合先王之道的非礼行为，而遭到儒家的非难。道家创始人老聃，是没落中的奴隶主贵族的代表。在社会大动荡面前，以其为首的道家崇信自然法，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反对法家的人为立法和重法酷刑。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所以，主张“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对于公布成文法，老子的态度是鲜明的，他说：“法令滋张，盗贼多有”，“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叔向反对郑子产铸刑书时所说的“国将王，必多制”亦是典型的道家言论。所以，道家从“无为而治”的主张出发，也是反对公布成文法的的。
陈秀数：“贵贱不愆”的宗法等级制度的存废。在这一点上，法家反对维护奴隶主贵族宗法等级制度的礼治，提倡“以非为是，以是为非”，即以违反周礼的言行为是，以符合周礼的言行为非。所以邓析认为，不公布成文法，就不可能做到“事断于法”，赏罚就失去了标准，“国法立则私善不行”，否则“喜而便赏，不必当功，怒而便诛，不必值罪，不慎喜怒，赏诛从其意而欲委任臣下，故亡国相继，弑君不绝”。立法不分明，有法而不依，滥施赏罚，才是导致弑君亡国的根源。所以邓析子同子产一样，都力主将法布之于众，以打破“贵贱不愆”的“度”，在“事断于法”的前提下，与旧贵族分享司法特权。邓析同时身体力行宣传法律，向敢于造反的群众传授法理。在适用法律上，法家主张法律一旦公布，就应人人遵守而坚持“事断于
法”，贯彻“刑无等级”的原则，主张“君臣、上下、贵贱皆以法”。儒家创始人孔子认为贵贱等级不能错乱，是为法度。“贵贱不愆，所谓度也”。 周挺：下事上，贱事贵，不肖事贤，是周礼的基本原则，是天下之通义，一旦失其序则乱，甚至会导致国家的灭亡。现在郑国和晋国公布成文法，抛弃了“贵贱不愆”的“度”，大家都遵照法律行事，贵贱没有了区别。这在“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孔子看来自然便属名不正言不顺的失序败亡之道。叔向认为，下层百姓知道了法律，对上层的贵族就不恭不敬，大家都有争夺之心，引证刑法为根据，求得侥幸成功，就不能治理了：“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侥幸以成立，弗可为矣。”基于同儒家一样维护奴隶主贵族特权制度的出发点，反对公布成文法。道家本于“无为”，反对一切人为的仁义礼法及制度设施。即对“礼”“法”通通反对。所以，老聃不仅反对公布成文法，即使旧有的礼乐典章制度也在其反对之列。他说：“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只有“绝仁弃义”，才能“民复孝慈”。老子站在没落奴隶主贵族的立场上，对日益衰朽的奴隶主贵族的礼乐典章已失去信心，对新兴地主阶级的改革措施又深恶痛绝，于是他既鄙薄人为法，又鄙薄仁义道德。这种政治法律虚无主义，表达了他所代表的阶级，在战乱动荡的社会中，悲观绝望的末日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