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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儒学的历史发展足迹
纷扰的春秋，百家争鸣的时代，思想领域摩擦碰撞出的火花异常激烈。儒学即诞生于这个思想迸裂的乱世。从孔子开始算起，儒学距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了。儒学在中国历史上的发展虽然不是一帆风顺，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经典的思想理论，至今依然深深感染了许多仁人志士。儒学的奥义贯穿了整部中国历史，并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主脉，要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了解儒学尤为必要。
儒学的起源，史无定论。或为术士说，或为殷遗民说，或为保师说，不一而足。只有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的记述较为准确：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所以，有史的儒学，只能由孔子处算起。
《周礼》中讲述的儒学：“儒家得道以民。所谓得道，一曰礼乐，二曰仁义。先得礼乐者，乃儒家元圣周公也。周公摄政，五年营建洛邑，六年制作礼乐，依据周制，参酌殷礼，制定了田制、管制、禄制、乐制、法制、溢制、畿服制、嫡长子继承制度等，形成了相当完备的典章制度，世称周礼或曰周公之典。周公曾作大诰、康诰、酒诰、周官、立政诸篇，倡导天命不僭、天命靡常之思想，张扬敬德保民、明德慎罚、孝养父母、以德辅天之言行。孔子于周礼向往不已，曾有吾从周之誓言。孔子于周公膜拜顶礼，为久矣，曾曰，吾不复梦见周公而长叹。为阅周公之典，访元圣之迹，孔子于周景王年间，携弟子南宫敬叔入周问礼于老聃，问乐于苌弘。周公及三代礼乐，乃后起儒学之先导。洛邑成周，乃中国儒学之祖庭。” 春秋时代乃中国文化之轴心时代，原初儒学应运而生。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乃儒家之道统。修己安人，内圣而外王乃儒家之正统。设坛授徒，有教无类乃儒家之学统。其中孔子（孔丘）、孟子（孟轲）、荀子（荀况）于原初儒学之发展各有建树，世称三圣人。
然则儒学的大仁大义在纷乱的春秋战国，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是一味遭受排挤和冷漠，孔子周游列国，宣扬儒学教义，无功而返。为何在此时期儒家不能融入统治阶层，归根到底是儒学的教义无法满足统治者的需要，统治者无法适应儒学，更无法运用儒学治国平天下。他们迫切需要的是一种严刑峻法来约束人民，使民有秩序有统治地满足生产和战争，这个时候，他们要得不是儒家大仁大义，而是需要一种顺应时代要求，能够巩固国家政权的强权思想。于是他们的目光就落定到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派。儒学在这一时期受冷落，亦是其阶级立场所决定的，儒家代表的是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利益，法家代表的是新兴的封建地主的利益，这一时期恰好是中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过渡的时期。所以这时期的儒学受冷落是必然的。
到秦始皇时期，由于秦成功的商鞅变法，秦崇尚的依然是严刑峻法为要的法家思想，儒家依然遭受冷落。随后由秦始皇的暴政引发的“焚书坑儒”，屠戮了多少儒生，焚烧了多少儒学经典，给后世遗留了多么巨大的儒学理论空白，实在难以评估。儒学在此时期不但未得发展，反而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可是历史绝不会让经典饱受屈辱和残害。到西汉汉武帝时，儒学的大仁大义终于修得正果。成就儒学至上地位的人便是赫赫有名的董仲舒。汉武帝对董仲舒极为器重和尊重，常常问之国事，董仲舒便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
学，对当时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政治、社会、历史问题，给予了武帝较为系统的回答。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儒生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董仲舒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自然、人事都受制于天命，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都应该是统一的。这样的思想让统治者很是满意，既能巩固国家，又能掬得贤才，又能促成生产的发展。从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便被搬上了统治舞台，儒学的政治生命由此应该才算开始。
然而儒学独尊后，其它思想学派并未被禁止，所提倡的儒学本身也广泛吸收了法家、阴阳家等各家学说，统一的思想带有一定的综合倾向，因而获得了巨大成功。根据儒家思想兴学，把教育、考试与选官结合起来，是武帝时的创举，在客观上促成了重视知识、重视教育的社会风尚，儒家思想逐渐渗透到社会各方面，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范式。但从本质上看，这仍是一种封建专制主义文化政策。汉武帝运用皇权干预思想学术，抑制了民族思想的自由发展，禁锢了思想界的探索精神，违背了思想统一于真理的规律，有极其明显的消极作用，对思想的遏制与禁锢尤其严重，不利文化发展。
儒学自西汉武帝成为正统后，其后历朝历代基本沿袭，只是在其基础上小修小动。其后又有了佛家，道家等思想的发展，但是儒家思想的发展在整个封建社会从未被统治者淡漠。但是这时的儒学绝非正宗孔孟之儒学，是经过无数兼容和删减后的儒学，儒学其实董仲舒处就已经变味，是为了适应统治者口味而建立发展起来的变式儒学。其中三教合一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汉武帝以后，儒学在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下呈现繁盛之势。魏晋南北朝时，儒学吸收佛教、道教精神，有了新发展；佛教吸收儒学精神，渐趋势中国本土化，道教受到儒学影响，主张“贵儒”又“尊道”。隋朝，儒学家提出“三教合归儒”的主张，又称“三教合一”，主张以儒学为主，调和并吸收佛教、道教的理论。唐初，统治者奉行三教并行的政策，即尊道、礼佛、崇儒。佛教和道教的发展，开始挑战儒学的正统地位，儒学大师韩愈率先提出复兴儒学，儒学的正统地位重新得到正视。
北宋时期，形成了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理学”。 其中，北宋程颢、程颐兄弟和南宋朱熹成就最为突出。“理学”也称“程朱理学”。“二程”认为：“天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万物只有一个天理，主张先有理而后有物，这是理学的核心思想。”“二程”把天理和伦理道德直接联系起来，认为人伦就是天理。朱熹道德高尚，学识渊博，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他强调理之根源在于天理，而天理就是作为道德规范的三纲五常，它是人性的最高境界，并指出人性本来与天理一致，但被后天的欲望所蒙蔽，所以其尤为强调“存天理，灭人欲”。“二程”提出“格物致知”的认识论，认为只有深刻探究万物，才能真正得到其中的“理”。他们主张通过学习达到对普遍天理的认识。朱熹理认为，“物”指天理、人伦、圣言、世故。“格物致知”目的在于阐明道德之善，而不是求科学之真。程朱理学适应了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备受推崇，成为南宋以后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有力地维护了封建专制统治。朱熹编著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后世科举考试依据的教科书。朱熹的学术思想还传及日本、朝鲜乃至欧洲。在日本和朝鲜，形成“朱子学”学派，可见朱子理论影响甚为深远。
再次就必说南宋时理学家陆九渊把“心”作为宇宙万物的本原，提出“心”就是“理”的主张，认为天地万物都在人的心中。他认为穷理不必向外探求，只需反省内心就可得到天理。他的学说被称为“心学”。明朝中期以后，封建专制统治陷入危机。王阳明认为，社会动乱的原因是人心破坏所致，只有通过整治人心，才能挽救统治。王阳明成为心学的集大成者。这一学派也称为“陆王心学”。王阳明更多地吸取了佛教“心外无佛，即心是佛”思想，宣扬“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命题。在认识论上，他提出“致良知”和“知行合一”
的学说。他认为良知是人所固有的善性，但往往被私欲侵我蚀，要努力加强道德修养，去掉人欲，恢复良知的本性。他的知行合一，是说知和行都产生于心，用良知支配自己的行为实践。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并不能科学地说明人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明朝中期以后，陆王心学得到广泛传播和应用。宋明两朝“理学”与“心学”历经几百年的发展，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教育以及伦理道德规范都产生了深远意义的影响。
谈及明清之际的儒学，首先得说李贽。明朝后期，中国社会内在矛盾空前尖锐。李贽反对道学家把孔子奉为“扶天纲、立地纪”的神明。李贽目睹了官场的污浊和道学家的伪善，形成离经叛道的不羁个性。他自称为异端，指出孔子不是天生圣人，儒家经典也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理论。他反对以孔子的是非为标准，认为是非标准应依照时代变化而变化。他批判道学家的虚假说教，强调人正当的私欲，认为穿衣吃饭就是“人伦物理”，人不能脱离基本的物质生活去空谈仁义道德。李贽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要求。这是儒学自西汉形成正统后首次大批判。
而后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三位进步思想家对传统儒学的批判继承，促使我国传统文化重新焕发了生机，对后世影响深远。
顾炎武提倡“经世致用”。面对日益加剧的社会危机，他放弃科举，开始探索挽救国家危亡的方法。他重视对实际情况的调查，形成了“经世致用”的思想观点。他主张到实践中求真知，力求解决国计民生的现实性问题。他经过实地考察写成了巨著《天国郡国利病书》，记述了山川形势、物产风欲、民生利弊，有很高的实用价值。顾炎武以他崇实致用的学风和锲而不舍的实践精神，开创了一代朴实学习的先例。
王夫之，继续和发展了前代思想家的唯物主义思想。王夫之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不断变化的。在认识论方面，他认为一切事物通过考察研究都是可以认识的。他还认为静止是相对的，运动的是绝对的，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王夫之的唯物思想，启示了近代人们的思维方法，具有绝对的划时代的意义。
这一时期对儒学多持批判态度，根本原因是封建社会已然发展到顶峰，社会矛盾日益严峻地加深，有思想的仁人志士必将找寻桎梏社会发展的原因，于是入学的正统制约便必然沦为首要批判对象。
直到封建社会被推翻后的民国时期，袁世凯“尊孔复古”的复辟化为泡影后，再到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提出的“打倒孔家店”批判旧思想旧社会，提倡“民主”“科学”思想后，随着封建残余思想痕迹的日益褪去，民主共和思想的大义愈发深入人心，再到新中国成立后，最后到我们身处的21世纪，儒学仿佛离我们的社会生活越来越远。除了能在语文和历史教材上还偶尔能看见《论语十则》和孔子家乡的残影外，我们的身边，能感受到儒学的地方实在寥寥。
由于近代以来先进思想的萌芽，儒学屡遭不公批判。致使许多非学者人士单纯认为是儒学禁锢了人们思想，让封建根基岿然不动两千多年。其实，并非儒学扶持了封建社会，而是封建统治者有需要地利用了儒学，让儒学成了中国封建历史抹之不去的背景。在提倡科学的21世纪，我们不能一味只看儒学的封建面，而要看到它的光辉面在人类思想上和社会发展上的推动力。儒学是经典的，同时也是无辜的。研究儒学抛不开历史，但是我们可以切入历史，去正视儒学，还原儒学的纯粹与无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