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二 文章禅宗对中国美学发展的影响更新完毕开始阅读
作品沐浴在佛光之下：空山、翠竹、日色、苍松、青苔、莲花、鸣鸟、流水、钟声??，大都是一个个独立而封闭的世界，圆满自在，和谐空灵。以其《辛夷坞》一诗为例：“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作为诗中主角的兰花，独自生长在寂静之地，它的开放无人欣赏，它的雕零无人叹息，诗以言情，其情何在；诗以言志，其志何在？然而，它自身就是一个圆满自在的世界。诗歌忠实、客观、简洁，天衣无缝而又具有哲理深意，幽静之极而又生趣盎然，审美趣味大异于前，具有独特的魅力。
被称誉为“诗佛”的王维，仰仗禅宗思想的融会贯通，最终促成他那空寂淡远、嫣美澄澹的艺术境界，也正是这种诗禅合一的山水诗为他赢得了“诗佛”的称号，与“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并称一时。
六、词与山水画——禅宗对两宋时期两大艺术成就的影响 经过长时期的实践与发展，到了禅宗大盛的两宋时期，艺术和美学的发展孕育出了新的表现形式，那便是词和山水画。词和山水画是宋代最有成就的两大艺术，而禅宗思想、趣味，却是其共同的美学基础。
词的境界尖新细窄，句型则长短不定，较之意境开阔、句式整齐的诗来说，能够更为具体、更为细腻、更为集中地刻画出特定的心境。“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冯延巳），“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晏殊），“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晏几道），“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欧阳修）??，都是竭力去捕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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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和创造出那种种可意会而不可言传难以形容却动人心魄的情感、意趣、心绪和韵味。中、晚唐以来的这种时代心理终于找到了最合适的归宿。内容决定形式，词在宋代从“诗之余”的地位，一跃而与诗并驾齐驱，创造出辉煌的篇章，达到了前无古人的成就的程度，可以说，是这种美学趣味在形式上的胜利。
山水画亦然。山水树石在中唐之前，只是宗教画、人物画的背景，但在禅宗理论兴起的同时，它由附庸地位一跃成了绘画艺术的主要审美对象，进入了观赏的行列。“堂上不合生枫树，怪底江山起烟雾”（杜甫），“张璪画松石，往往得神骨”（元稹）。不过，山水画的真正成熟和顶峰应属宋代，“若论佛道人物，仕女牛马，则近不及古；若论山水林石，花竹禽鸟，则古不及近。”（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据北宋时已有的统计，当时有八种山水意境被画得最多，分别为：“平沙落雁、远浦归帆、山市晴岚、江山暮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市晚钟、渔村落照”，他们也是后代永远画不完的题材。其意境大多表现为宁静、幽远、朦胧、淡泊和恬美，体现人与大自然的和谐，是那种牧歌式的基本音调。
山水画成熟于城市经济发达、城市生活方式盛行的宋代，自禅宗出现后，士大夫们接受了它的人生哲学，生活情趣，他们也不再冀求浴血沙场、扬名天下而更愿意处于悠然、闲散的境地，心理愈加趋向于封闭，性格更为细腻而敏感。故身居城市的宋代士大夫们立山溪壑，野店村居成了他们荣华富贵、楼台亭阁的一种必要的心理补充和情感追忆。“君子所以爱夫山水者，其旨安在？丘园素养，所常处也；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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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啸傲，所常乐也；渔樵隐逸，所常适也；猿鹤长鸣，所常亲也。”（郭熙《林泉高致》）
这其实就是禅宗的思想。禅宗教义要求自身与自然合为一体，“我心即佛”“我心即山林大地”，不必在乎外在世界的嘈杂而从内心世界的淡泊宁静中寻求解脱，这给了士大夫们以强有力的启迪。他们也从大自然中汲取灵感，希望达到妙悟，以摆脱人事的羁縻，获取心灵的解放，“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苏轼词）。所以，作为这种心灵外化物的山水画，自然不同于西方艺术把大自然视为恶敌而表现出的对立敌意和恐惧（如画面上的狂风暴雨，滔天巨浪，阴沉云雾），恬淡悠然的大自然投射于内心的情感，将其幻化为自己所喜爱所欣赏的“幽深清远”的景色物象，成为他们内心的安慰感和心理平衡器，这是山水画发展成熟的思想条件。
七、苏轼——美学禅宗化的典型代表人物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诗、词和散文、书法都代表宋代文学最高成就。苏轼学优而仕，抱负满怀，似乎是儒家的正统人物，但他又是禅宗虔诚的信仰者，保持了诗化人生、超越世俗的精神追求，将两者融为一体，称的上是禅宗与儒家结合理论人格的化身。苏轼为后代文人提供了一种在类似的社会条件下的生存典范,故得到他们的普遍尊敬。
在积贫积弱的宋代，文人已无盛唐那种金戈铁马，积极进取的豪放心态，而转为在内心寻找平衡。苏轼的诗词文章中，集中地体现了他对整个人生目的和意义的空漠之感，与禅宗理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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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著名的前后《赤壁赋》中，他感叹：“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而苏词则更是深沉含蓄地表现：“惊起却回首，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技不肯棲，寂寞沙洲冷”；“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他也一再地在诗文中对此表示自我排遣，想对这空漠的人生加以摆脱。“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此去真为田舍翁”、“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事实上，他从来就没有“归去”，“归农”，因为苏轼是要逃离人生。于是他运用禅宗理论，保持着内心的平衡，心灵的超脱，这种内心调节机制，使得苏轼有了旷达的性格，但其思想基础，是源于禅宗的认为大千世界不过是心的敷衍物，万物皆空的观念。凭借这个基础和内心调节机制，苏轼站在高远的立场上，观照社会和人生，取得生存的智慧，将现实人生转化为诗意人生，巧妙地解决了进取与退隐、入世与出世、社会与个人那一类在文人士大夫的心灵上历来相互纠结缠绕的矛盾，并在作品中加以充分的表现。这形似矛盾的举动，和谐地统一在苏轼身上，他把那种自中唐开端的，愈加趋于内向，融进取退隐为一炉的人生哲学与审美趣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质变点。
他身为北宋文坛的泰斗，却从未有过如韩愈那种“好为人师”的不可一世；在艺术上，则用实践反对白居易的“泛政治化”的主张，开创了一种远离忧愤，不似孤峭，也非沉郁的质朴无华，宁静自然的韵味情趣的风格。
“若人求佛，是人失佛；若人求道，是人失道。??唯取你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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