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日 文章水浒 招安问题更新完毕开始阅读
力和声势,有了和朝廷在招安问题上讨价还价的筹码以后,妥协的一面占了主导地位。第五十九回劫持太尉宿元景的时候,他正式地向这个当朝大官表白了盼望招安的诚意,开始向封建王朝表示屈服。结果,终于发生了招安的悲剧。
晁盖一死,宋江坐了梁山的第一把交椅,便下令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聚义本来是聚众起义,也就是团结起来共同造封建朝廷的反。而忠义则是以忠君为核心,让人们做封建统治者皇帝的奴才。一字之改,标志着梁山起义革命目的和政治纲领的根本变化。
从宋江性格的三个发展阶段看,宋江的思想大致上有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最初是封建正统观念很严重,但他结交江湖好汉,讲究江湖义气,其后身遭压迫,在与梁山泊兄弟共同的斗争中,培养和发展了叛逆的思想,后来接受招安,便以“如今做了国家臣子,都是朝廷良臣”约束自己和梁山泊兄弟们,不允许兄弟们重上梁山造反,从这里可以理会到,宋江接受招安,固然有其他的思想因素,但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忠君思想,由于忠君,宋江还得忍辱负重,蒙受朝廷窝囊气。如果说,封建社会里,忠君思想作为一种普遍的重要的传统观念对人们产生一种禁锢作用,以致象阮氏兄弟这样的下层人民也有“忠心报答赵官家”的念头的话;那么,忠君观念在宋江头脑里就是一个十分顽固,有时甚至是一种崇高的指导原则。小说第一百二十回,写了宋江饮了朝廷赐有毒药的酒,预感自己死到临头,心里还恐李逵再叛朝廷,毁了梁山泊起义军替天行道的“忠义”清名,坏了他的声名,亦将跟他亲如手足的兄弟李逵毒死,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宋江这样的“忠”和江湖朋友、结义兄弟的“义”是矛盾的,要忠于封建地主阶级的朝廷,就难以顾全被压迫阶级兄弟之间的“义”。在封建社会里,对立阶级之间的“忠”、“义”是不可能统一起来的,也是无法两全的,最终只会导致悲剧的结局。
其次,梁山泊起义队伍中,有受招安的思想,并且拥护接受招安的人却为数不少。随着梁山泊起义队伍越来越壮大,与此同时,起义队伍的成份也越来越复杂。其中固然有一些出身贫穷、遭受严重阶级压迫的,也有一些出身于官僚地主阶级的人,包括一些暂时投奔梁山的将佐和在战争中被梁山义军俘虏的军官。这些人从他们的阶级出身,阶级教养和功名前途出发,无疑是赞成接受朝廷招安的。他们实际上是梁山泊头领中间比较能够发挥影响的人物,代表了这支义军队伍的思想主流,是宋江、卢俊义主张接受招安的重要基础。由于以宋江为代表的接受招安
派占居了梁山泊头领中的优势,再加上内部,外部的种种原因,起义队伍终于接受了招安,起义事业也终于由向封建朝廷妥协而最终走上失败的道路。
再次,梁山泊队伍之所以终于接受招安,跟农民队伍中较为普遍存在的不觉悟性也是分不开的。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反贪官而不反皇帝。正因为如此,即使社会地位较低的人们也就可能接受宋江这样看法和主张:皇帝是好的,只是奸臣不好;除掉奸臣,也就除掉“闭塞”天子的祸根。同时,梁山泊队伍也只有归顺朝廷,才能报效国家,个人也才能争得好的前途。总而言之,只有接受招安,才是一条“正路”。小说第十九回写阮小五曾经唱出了这样一首歌:
打鱼一世蓼儿洼,不种青苗不种麻。 酷吏脏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
这首歌是很有代表性的,他认为酷吏脏官跟天子并没有关系,认为只有酷吏脏官这样一些虐害百姓的贼官才是应当杀尽的人,并且把消灭这些贪官污吏看作是一种“忠心报答赵官家”的实际行动。他还末能认识到,他所要忠心报答的赵王君和他的臣子们,包括朝王权奸和地方上的贪官污吏同属于一个阶级,实际上是不可分开的。他也没有意识到,皇帝和他的大臣们,事实上不可能建造一个民主、平等的社会,封建统治阶级对于起来造反的革命者,不是镇压就是招安,即便是皇帝“恩赐”招安,也还是为了巩固和维护封建王朝的根本利益。这正是封建社会里农民阶级的历史和阶级局限性的表现。
此外,梁山泊队伍之所以终于接受招安,从外部原因来说,主要是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拉拢、利诱。朝廷里的官员对梁山泊起义军的态度是不同的,一派以蔡京、童贯、高俅为首的权奸主张剿灭梁山泊起义军,这些愚蠢的家伙实际上根本不懂得如何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巩固封建统治的地位。另一派是以宿太尉、御史大夫崔靖为首的开明绅士主张招安。招安既调动了梁山泊这支力量去抵抗辽兵,又缓和了阶级矛盾,削弱了起义军的力量,为日后朝廷对起义军逐个收拾,各个击破奠定了基础,是一举两得的好办法。
三、招安导致的悲剧结局及所揭示的意义
小说《水浒传》从第七十一回到八十二回,为全书重要的转折点,排座次是义军兴盛的高峰,招安大计就是在七十一回的“菊花会”上订下的,从菊花会后,起义军的政治纲领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宣扬忠君思想和招安路线,一种悲剧的气氛
开始弥漫。结果起义军在二赢童贯,三败高俅的军事全盛时期却低头接受了招安。招安并不意味着他们日后的生活是平坦的,他们仍处在高俅、蔡京等人的的官僚网的笼罩之下,危机四伏。《水浒传》第八十三回至百十九回,主要写宋江等受招安后,奉命征辽,平田虎、灭王庆、擒方腊等等。起义军接受招安后,立即打着“顺天”、“护国”两面大旗,气宇轩昂地开向东京,未册封就奔向疆场,在征辽的战争中大获全胜,一百零八位兄弟不折一员。至此,辽国郎主派欧阳侍郎前来进行招降,宋江不但拒绝辽主的招降,而且还严肃批评了在思想上发生动摇的吴用,他说:“军师差矣!若从辽国,此事切不可提。纵使宋朝负我,我忠心不负宋朝。日后纵无功赏,也得青史留名。若背正顺逆,天不容恕!吾辈当尽忠报国,死而后已!”这是他和吴用共事以来,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第一次出现分歧。在宋江看来,忠于皇帝、忠于宋朝和忠于国家、忠于民族是一回事,这是他的历史局限性,也是他的悲剧的根源。
尽管在征辽战争中,梁山泊义军立了赫赫战功,但由于蔡京在皇帝面前的谗言,梁山泊一百零八位好汉只有宋江、卢俊义两个人得以“随班朝贺”。朝贺回来,宋江心中愁闷,面带忧容,吴用问故,宋江叹道:“想我生来八字浅薄,命运蹇滞,破辽平寇,东征西讨,受了许多劳苦,今日连累众兄弟无功,因此愁闷。”朝廷对梁山泊义军的态度,引发了宋江的忧虑和许多将领的不满,李逵心直口快,埋怨宋江主张招安是失策,并且建议重上梁山。他说:“哥哥好没寻思!当初在梁山泊里,不受一个人的气,却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讨得招安,却惹烦恼。放着兄弟们在这里,再上梁山去,却不快活!”虽然宋江对宋室朝廷所表现出的冷漠态度感到忧心忡忡,但他的忠君思想仍占上风,兄弟们的话他哪里听的进去,李逵说这些话,自然是会遭到宋江的喝斥的。
宋江招安后的处境与忠君思想之间的矛盾,使他一步一步地陷入痛苦的境地。第八十三回写宋江手下军校与克减御品、侮辱梁山义军的厢官相冲突,一怒之下把厢官杀了,宋江责备他“做了这等勾当,如之奈何?”那军校“叩首伏死”。小说写宋江痛苦地哭道:“我自从上梁山泊以来,大小兄弟,不曾坏了一个。今的一身入官所管,寸步由我不得,虽是你强气未灭,使不的旧时性格。”终于那军校痛饮一醉,教他树下缢死,然后斩头来号令。
《水浒传》第九十一回到百十九回主要是写梁山泊义军破完辽后,朝廷随即又派他们去平田虎、征王庆、擒方腊等事。在平田虎、征王庆的作战中,梁山泊义军又取得胜利。但起义军并未因作战有功而受朝廷重用,相反朝廷却处处设关卡刁难起义军。奸臣蔡京奏过天子,在城门上出榜禁约“凡一应出征官员将军头目,非奉上司明文呼唤,不许擅自入城”,违者治罪,看到这一禁约,从将焦躁起来,“尽有反心”。李俊、张横、张顺等与吴用商议,大意谓“朝廷失信,奸臣弄权,闭塞贤路,我等破辽之后,又平田虎、王庆,如今却遭如许禁治,不如背着宋江,就这里杀将起来,把东京劫掠一空,再回梁山泊去,只是落草倒好。”吴用不敢主张。之后他私下与宋江言谈,透露兄弟们受招安后,为国出力,却受到拘束,不能任用,“兄弟们都有怨心。”宋江却说,“若是弟兄们但有异心,我当死于九泉,忠心不改!”随后又召集众将,苦劝大家服从朝廷“出榜禁治”,最后断然表示:“你们众人,若嫌拘束,但有异心,先当斩我首级,然后由你们自去行事;不然,吾亦无颜居世,必当自刎而死,一任你们自为!”众人见宋江如此,俱备垂泪设誓而散”。这些一方面说明了朝廷对义军的态度出尔反尔,不守信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宋江忠于皇帝效忠于朝廷的思想已到了顽固不化,无可救药的地步,也预示了梁山泊起义军悲剧结局的必然性。
看到朝廷冷遇兄弟,宋江心里也早有察觉,但他把它归结为自己“生来八字浅溥,命运蹇滞。”燕青在双林渡射下数十只雁来,他睹物伤情,认为此禽仁、义、礼、智、信五常俱备,“天上一群鸿雁,相呼而过,正如我等兄弟一般”。这时,“功勋至此,又成虚度”的愁思,,时刻索绕在他的胸怀。在与方腊决战的日日夜夜,每损失一位兄弟,他都饮食难进,泪雨不断,梁山泊义军最后虽然是胜利了,但却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事实确是如此,小说写宋江征方腊过程中,阵亡头领竟达五十九员之多,光是卢俊义这一路,有一次派史进、石秀、陈达、杨春、李忠、薛永六员将校攻打昱岭关,就遭到南军猛烈的驽箭,“可怜水浒六员将佐,都作南柯一梦。史进、石秀等六人,不曾透得一个出来,做一堆儿都被射死在关下,”,三千步卒,止剩得百余个小军,逃得回来。在征方腊的过程,主要由于阵亡,部分由于病残需留外地养息和告退,战争结束后,在杭州检点将佐,梁山泊出征的众位好汉,“止剩得三十六员回军”。在班师回朝途中,鲁智深坐化,林冲、杨志、杨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