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三 文章俄罗斯学者关于中俄东段边界形成史研究概述上更新完毕开始阅读
的中国外交和清帝国对俄国战略计划的实现》(博士学位论文提要，1977年莫斯科出版)、《大清帝国的兴衰》(载《远东问题》，1973年第2期)、《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俄中领土划界》(1967年莫斯科出版)、《北京对苏联的领土要求》(载《今日中国》第201一235页，1967年莫斯科出版)等是这个时期苏联学者关于中俄边界和中国东北民族问题正统观点代表作的一部分。齐赫文斯基主持编写的《17世纪俄中关系(资料与文件)》第2卷(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2年出版)中题为《满人人侵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和1689年涅尔琴斯克条约》的冗长前言，就出自他的手笔。该前言对于黑龙江流域的历史归属做了如下 阐述:“17世纪前半叶，俄罗斯国和中国之间横亘着一大片土地，这里居住着游牧民族和半游牧民族，其中大部分民族尚未建立固定的国家机构。当俄国人将东西伯利亚并人俄国并进人阿穆尔河地区的时候，建立了清帝国的满族征服者从满洲东南部出兵占领中国。”「26〕(图这就是说，直至17世纪中叶俄国进人黑龙江地区之前，中俄两大帝国之间还存在着一片不属于任何人的中间地带，包括黑龙江流域在内的这一片中间地带即不属于中国，也不属于后来“占领”了中国的“满族征服者”。至于17世纪中叶以后黑龙江流域的归属问题，米亚斯尼科夫则明确断言:“17世纪中叶，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已经并人俄国版图。沙皇政府对并人的领土，除了采取军事措施外，还广泛地进行经济上的开发，鼓励农民迁居和开拓耕俄罗斯学者关于中俄东段边界形成史研究概述(上)地。”[26]
梅利霍夫是一个出生在哈尔滨的俄罗斯人，上世纪50年代他25岁时回国，因而有精通汉语的名声。中国东北史和中俄关系史是他的主要学术研究领域。这个时期他的最重要著述包括:《满洲人在东北(17世纪)》、《杨宾及其<柳边纪略>》(载((远东和东南亚国家》，1967年莫斯科出版)、《17一18世纪清朝中国在阿穆尔河沿岸和中 亚地区的扩张》(载《历史问题》1974年第7期)、《17世纪so年代满洲人深人阿穆尔河上游的历史》(载((满洲人在中国的统治》，1966
年莫斯科出版)、《明帝国对女真人的政策(1402一1413)》(载《古代和中世纪的中国与邻国》，1970年莫斯科出版)等。梅利霍夫在中俄东段边界形成史问题上的“建树”，与齐赫文斯基和米亚斯尼科夫相比毫不逊色。他在齐赫文斯基和米亚斯尼科夫论断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黑龙江流域在17世纪中叶俄国“新土地发现者”到来之前，不仅从来没有归人中国版图，而且从来不是后来征服了中国的满洲统治者的“故乡”的观点。他的主要研究结论是:“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和滨海地区的各个部落在17世纪40年代中期以前既不是满洲国的藩属，也不是它的臣民。这些部落居住的领土，至多不过是满洲人侵略性袭击的对象，是距离满洲人国界最远的掠取有生力量的源泉。”[28]这显然是对恩格斯关于“黑龙江两岸的地方”是“当今中国统治民族的故乡”[29〕的著名论断的否定。那么，满族的故乡究意应该在哪里呢?梅利霍夫在该书中对这个问题给予了明确的回答:“满族的形成是在建洲境内—紧靠着明帝国的东北边界，在抚顺城以东和长白山以西—在从中国夺得的辽东土地上进行的。”[30](P193)按照梅利霍夫的这一结论，整个黑龙江流域，包括现今的黑龙江省和俄罗斯的滨海地区，统统不是满族人的故乡。
这一时期苏联学者的主流派观点也反映在其他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中。这些学者关于历史上中俄边界的形成和中国东北史的基本观点与前述学者如出一辙，区别只是论述的角度与方法不同或者使用的史料不同而已。在中俄边界问题上，比较重要的著述有A.普罗霍罗夫的《关于苏中边界问题》、E.J-I.别斯普罗兹万内赫的《17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的“阿穆尔问题”》(副博士学位论文提要，1977年莫斯科出版)、卫.别斯克罗夫内和谢·齐赫文斯基等合作的《俄中边界形成史》(载《国际生活》，1972年第6期)、B.A.亚历山德罗夫的《俄国在远东边界上(17世纪下半叶)》(1969年莫斯科出版)等。其中，普罗霍洛夫在《关于苏中边界问题》中写道，“涅尔琴斯克谈判显然是在不利于俄国方面的
情况下进行的”，“俄国以丧失大片领土的代价与清代中国达成了和解，［30］。他还认为，缓浑谈判是在“正常情况下”进行的，“谈判之前或谈判期间任何一方都没有采取军事行动，也没有炫耀武力”。〔30]《缓浑条约》“没有使清代中国在 领土和物质上受到任何损失”[30]。
进入80年代，中苏关系出现了一些改善的迹象，但是国家关系的松动并没有立即反映到学术研究中。在80年代的前大半时间里，苏联学者关于敏感的中俄东段边界形成史问题的研究仍然在60一70年代的原有轨道上运行，基本观点依旧，出版物数量有增无减，只是到80年代末及苏联解体前夕，这种非理性研究的余辉才暗淡下来。由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A.H.克鲁沙诺夫主编的《中国东北史(17一20世纪)》(第1卷)(1987年符拉迪沃斯托克远东图书出版社出版)是这个时期苏联学者关于中国东北史和中俄东段边界形成史的权威之作，该书从满族的起源一直写到十月革命对中国东北的影响，共七章400余页，研究的范围有明显扩大，但基本立场并无改变。这个时期的其他重要著述还有齐赫文斯基主编的论文集《文件在驳斥—反对伪造俄中关系史》(1982年莫斯科出版)、米亚斯尼科夫的论文《17世纪的清帝国与俄国》(1980年莫斯科出版)、A.H.阿列克谢耶夫和梅利霍夫合著的《俄罗斯人对阿穆尔河沿岸和滨海地区的发现和最初开发》(载《历史问题》，1984年第3期)、E.J-I.别斯普罗兹万内赫的专著《俄中关系体系中的阿穆尔河沿岸地带(17世纪至19世纪中叶)》(1983年莫斯科出版)、B.中.布图尔利诺夫和P.K.普洛特尼科夫等合著的((关于苏中边界:真象与北京的杜撰》(1982年莫斯科出版)、梅利霍夫的论文《柳条边—清帝国的边界》(载《历史问题》，1981年第8期)和《俄国与清帝国在远东(17世纪4于一80年代)》(1989年莫斯科出版)、B.C.亚谢涅夫和A.r.克鲁奇宁合作的《俄中领土划界的真象》(载《远东问题》，1980年第2期)和《毛分子伪造俄中划界史批判》(载《近现代的中国》，1981年莫斯科出版，第34一79页)等。
综观70年间苏联学者关于中国东北和中俄东段边界形成史的研究，可以清楚地看出，上世纪50年代以前，这种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是不断扩展的，其间虽因战争的影响导致研究力量萎缩，但不乏论有所据、公正客观的严肃之作，体现了一个正常的学术研究发展过程。60年代以后，尽管研究规模迅速扩大，成果激增，但是主流的发展明显误人了歧途，许多论著带有浓厚的论战味道，以偏概全，是非颠倒，比比皆是，背离了科学研究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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