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六 文章俄罗斯学者关于中俄东段边界形成史研究概述上更新完毕开始阅读
《滨海省(1856一1898))}(圣彼得堡，1900年出版)、根·伊·涅维尔斯科伊的《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莫斯科，1878年初版)、伊·巴尔苏科夫的《穆拉维约夫一阿穆尔斯基伯爵》(莫斯科，1891年出版)、n.A.巴德玛耶夫的《俄国与中国》(彼得堡，1905年出版)、尼·班特什一卡缅斯基的《1619一1792年俄中外交文献汇编))(喀山，1882年出版)、H.3.戈鲁勃佐夫的《阿尔巴津古城史》(布拉戈维申斯克，1902年出版)、B.E.格鲁兹多夫斯基的《滨海一阿穆尔边区》(符拉迪沃斯托克，1914年出版)、A.H.库罗帕特金的《俄中问题》(彼得堡，1913年出版)、n.库兹涅佐夫的((1900年的满洲暴动》(彼得堡，1901年出版)、瓦·帕·瓦西里耶夫的《中国的发现》、B.B.格拉韦的《阿穆尔沿岸地区的中国人、朝鲜人和日本人》(载《钦命阿穆尔考察文集》第n分册，圣彼得堡，1912年出版)、A.B.普佳塔编撰的《中华帝国的地理、经济状况与军事体制及其与俄国交界地带的军事意义概要》(圣彼得堡，1895年出版)、A.n.鲍洛班的《满洲 的未来》(载《亚细亚时报》1911年第9期)、K，琳达的《满洲地理概要》(圣彼得堡，19(K)年出版)等。这些著述中有相当一部分站在帝国主义立场上，公然讴歌那些侵占中国领土“有功”的沙俄“英雄”，对中俄东段边界的形成史做了不公正的描述。例如，瓦西里耶夫的《中国的发现》一书在论及中俄《尼布楚条约》时这样写道:“整个条约都只是按中方要求拟就的，一切都让给了中国，而不曾给俄国任何一点好处??戈洛文好像根本没有本国利益的概念，整个条约都是在丧魂落魄的恐惧感或暴力的影响下签订的。”[9]而对于《暖挥条约》和《北京条约》，这些沙皇政府的御用文人们则纷纷喝彩。H.中.巴布科夫甚至把穆拉维约夫割占中国东北大片领土的行动方式总结为一条“极有教益”的侵略公式，这就是:“必须以实际占领地方的办法来支持俄国外交的要求。”[10]
总之，十月革命前俄罗斯学者关于中国东北和中俄东段边界形成史问题的研究，尚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中俄边界经历了两次重大变动，俄国政府出于政治需求，大力扶植御用文人进行所谓的“科学研究”，实际上是让其为沙皇政府的侵略扩张政策做论证、找依据，而客观公正的学术探讨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是很难开展起来的。
二、苏维埃政权时期
1917年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为俄(苏)学者从事正常的科学研究创造了客观前提，有关中国东北和中俄东段边界形成史问题的研究在苏维埃政权建立的最初阶段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沙皇政府对华扩张政策的束缚，出现了一些新鲜气息。从1919年到1923年，苏维埃政府曾先后三次发表对华宣言，庄严宣布“废除以前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沙皇条约，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用强力夺取和占有中国人民的一切，全部交还中国人民”。[11]列宁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和对华政策在部分相关的学术著作中有所反映。米·格·安德列耶夫编撰的((17至20世纪俄中关系史略》(载《北亚》杂志1925年第5一6期)、B.n萨文著《沙俄与苏俄同中国的关系(1619一1927)》、康·安·哈尔恩斯基著《自远古至现代的中国》以及B.安德森撰写的《19世纪沙皇俄国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载((阶级斗争》1936年第9期)等比较客观地论述了沙俄殖民主义者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早期侵略，并对((尼布楚条约》和19世纪中叶中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有比较公正的评价。
哈尔恩斯基的《自远古至现代的中国》一书毫不含糊地承认黑龙江流域是中国领土。哈尔恩斯基的历史学研究深受苏联早期米·尼·波克罗夫斯基学派的影响，他在波克罗夫斯基学派深刻批判俄国旧的贵族资产阶级史学体系的基础上，无情地揭露和挞伐沙皇专制制度的侵略本性及其对其他民族的殖民压迫本质。在
该书中，哈尔恩斯基把俄国哥萨克称为黑龙江流域的“不速之客”，他以其犀利的文笔记述了哥萨克对黑龙江流域的“野蛮征服”，指出“阿穆尔河的异族人在这些不速之客的残酷掠夺下呻吟声连成一片”。哈尔恩斯基在黑龙江流域的历史归属问题上态度明确，他写道，随着“1689年涅尔琴斯克条约(即尼布楚条约—引者)”的签订，黑龙江流域“l翻4年以前的状况得以恢复，俄国放弃了所有在阿穆尔河侵占之地”，涅尔琴斯克条约的签订“表明中国取得了完全和无条件的胜利”[12]。哈尔恩斯基是最早明确承认古代黑龙江流域是中国领土的苏联学者之一。
继哈尔恩斯基之后，萨文、安德森等也在黑龙江流域历史归属问题上表达了与哈尔恩斯基同样的观点。萨文在他的《沙俄与苏联同中国的关系(1619一1927)》一书中指出，“中国人认为哥萨克对阿穆尔河地区的侵占系擅自行为并把他们赶出阿穆尔”。[13]〕安德森在他发表于苏联杂志《阶级斗争》上的长篇论文中承认，由于签订了《尼布楚条约》，“俄国几乎失掉了它半个世纪前从中国获得的全部领土”[14]。
苏联早期的著名历史学家谢·弗·巴赫鲁申教授(1882一1950年)在他的((哥萨克在阿穆尔河上》(列宁格勒，1925年出版)一书中，虽然也颂扬波雅尔科夫、哈巴罗夫等人率领的哥萨克们“为欧洲发现并描述了在他们之前完全不为所知、从而也无法研究的大片新的土地”，但同时也承认他们是一群“无法无天、残酷无情”的人，他们“如此残暴、如此肆无忌惮地破坏繁荣的地区，摧残发源于阿穆尔河两岸的与他们格格不人的、但却是高度发展的独特文化”。[]15〕(P76)巴赫鲁申明确指出，遭受 “烧杀劫掠”的黑龙江流域的各民族都是中国皇帝的纳贡者，是“隶属博格德政权(指清王朝—引者)”的，黑龙江流域是“属于中国的领土”[15]。
不过，苏维埃政权不可能使所有从沙皇制度下走出来的学者都实现脱胎换骨式的思想转变，也不可能完全隔断新政权与旧政权在对华关系方面的政策联系，因此在关于中俄东段边界形成史研究领域，苏联早期的大多数著述仍在沿袭旧的观点，或者颂扬俄国的“新土地发现者”，或者把沙俄割占的中国东北领土说成是“无主土地”。真正力求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立场出发、试图客观公正地阐述中俄东段边界变迁的俄(苏)学者只是其中一小部分。除巴赫鲁申的专著《哥萨克在阿穆尔河上》之外，B.r.库尔茨的《16、17和18世纪的俄中关系》(1929年哈尔科夫出版)、B.巴托尔德的《欧洲和俄国的东方研究史》(1925年列宁格勒出版)、H.A.洛巴金撰写的《滨海地区民族志》(载《滨海地区的自然与经济》，1923年符拉迪沃斯托克出版)、鲍·亚·罗曼诺夫的《俄国在满洲(1892一19(拓)》、米·尼·波克罗夫斯基的《19世纪沙皇俄国的外交与战争文集》等也是这一时期有影响的重要著作。波克罗夫斯基明确指出，《理挥条约》是在俄国的武力“恐吓”下订立的，他指责穆拉维约夫在“征服”黑龙江地区时，使用了种种迫使中国人接受其条件的威胁手段[16]。罗曼诺夫在《俄国在满洲(1892一19肠)》中认定，“正是英国开创了用战争逼攻中国的办法，从而导致19世纪下半叶别的大国纷纷对远离帝国中心的边远地区进行侵吞”，“俄国在1858年对阿穆尔地区”就是采用了这种办法[17]。与此同时，苏联早期的一些出版物，特别是一些有影响的工具书，如1926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更明确指出，《暖浑条约》是穆拉维约夫“在用武力占领了阿穆尔河沿岸地区之后，迫使中国人签订”的，这是俄罗斯帝国“为侵占中国领土迈出的坚决的第一步”[18]。20世纪3任一叨年代是苏联历史上的多事之秋，国家刚刚摆脱了凶恶的西方经济封锁和军事压迫，又遭遇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政治摧残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学术研究难以正常进行。许多有关中国历史与现状的大型研究项目被迫中断。有人统计，在大清洗年代中，近2/3的中国学家被镇压[19]，另有许多学者受到批判或被关进集中营，加上战争的破坏，致使苏联的整个中国学研究几乎处于停滞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