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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学者关于中俄东段边界形成史研究概
述（上）
宿丰林
2013-1-9 19:09:57 来源：《西伯利亚研究》2005年第3期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所，黑龙江哈尔滨150018)
[中图分类号] D829.13.512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88-0961(2005)03一0053一08
俄罗斯与中国互为最大的邻国。自17世纪中俄两国成为邻居以来，中俄关系在中俄两国历届政府的对外政策中都始终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近代以来，中俄东段边界问题更是成了中俄和中苏外交交涉的重点和难点。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前，在中苏两国7500公里的共同边界中，东段边界线(即中国东北与苏联的共同边界线)达4300多公里，占57%。苏联解体后，中国与俄罗斯联邦的边界几乎全部集中到了东段。因此，中俄东段边界形成史一直是中俄两国学者关注的重要研究课题。俄罗斯学者关于中俄东段边界形成史的研究经历了沙皇俄国时期、苏联时期和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联邦时期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一、沙皇俄国时期
沙皇俄国有关“远东”地区最早的第一手信息是17世纪40年代侵扰黑龙江的俄国哥萨克们所提供的。在此之前，俄国朝野对中国东北地区几乎一无所知。俄国哥萨克队伍为了寻找粮食和 “银山”，接二连三地进人黑龙江地区，挑起了中俄两国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冲突，结果导致1689年中俄东段边界条约—《尼布楚条约》的缔结。不过，即使在《尼布楚条约》签订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俄国对于包括黑龙江、额尔古纳河在内的中国东北的认识，仍然处于一个朦朦胧胧
的传闻阶段，根本谈不上什么研究。甚至直到19世纪40年代，俄国官方还对黑龙江口能否通航、库页岛是不是一个半岛等问题不甚了了。
虽然在18世纪的俄国，也曾经出现过ГФ.中.米勒、Ц.Г.格梅林、С.П.克拉舍宁尼科夫等人有关西伯利亚和远东历史的综合性著作，但是这些 著作除了“能使人们对于以往知之甚少的遥远地区产生兴趣”之外，其实没有多少学术性可言。苏联学者А.П.奥克拉德尼科夫曾直言不讳地指出了上述学者著作中的并误[1]。另一位苏联学者A.H.克鲁沙诺夫则在其主编的《苏联远东史(从远古到17世纪)》中指出，当时对于西伯利亚和远东的“遥远的过去”，“既使是最有文化修养的人也存在着一些模糊的，有时甚至是可笑的认识”[2]。上面提到的米勒原籍德国，彼得大帝时期，受聘在俄罗斯彼得堡科学院工作。米勒学术研究中的最大功绩是完成了三卷本的《西伯利亚史》，这部著作是他在1733年8月至1743年2月近十年时间考察西伯利亚的成果。在考察西伯利亚期间，米勒曾非法私自越过中俄两国业已划定的边界，进入中国境内的黑龙江地区“考察”，其后陆续撰写了一批有关中俄边界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大都发表在彼得堡科学院主办、由他本人亲任主编的学术杂志《益乐月刊》上。如1757年第4期上的《7197年(1689年)俄中两国划界析疑》、1757年第7一10期连载的((阿穆尔河(黑龙江，下同)流域各地区隶属俄国时期的历史》、1755年第6期上的《俄国人在中国的最初几次旅行和出使》等。其中，《7197年(1689年)俄中两国划界析疑》一文竟然提出，1689年中俄两国划界时规定的界河格尔必齐河应当是靠近雅克萨城的大格尔必齐河，而不应当是大格尔必齐河西侧很远的小格尔必齐河。因此他得出结论说，俄国“上当受骗”了。同时他认为，中俄《尼布楚条约》关于中俄东段边界的划分规定“不明确”，中国占有黑龙江地区是没有根据的。在一定意义上说，米勒称得上是后来一些俄(苏)学者攻击中俄《尼布楚条约》的始作俑者。
从19世纪中叶开始，俄国加大了对于中俄东段边界形成史研究的力度。1858年签订的中俄《缓挥条约》和1860年签订的中俄《北京条约》彻底改变了一个半世纪以前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所划定的中俄东段边界，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约10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被划人俄境。俄国政府为了巩固在新的领土上的统治，同时也为了今后继续侵占中国东北的领土和掠夺中国东北的资源，除了动用军队进行武装侦查之外，还鼓励御用文人以“学术考察”为名深人黑龙江、乌苏里江两岸地区，搜集各种情报资料。因此，19世纪下半叶俄国对于远东和中俄东段边界形成史的研究，带有明显的殖民主义色彩，相当一部分著述，名为研究，其实是在为沙皇政府侵略扩张政策服务。
早在1854年，时任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的尼 尼·穆拉维约夫就曾亲率船队强行航行当时尚属中国内河的黑龙江，在雅克萨城进行“考察”，甚至还在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3]。与此同时，由A.中.米坚多尔弗领导的俄国科学院考察队也对黑龙江流域进行了“科学考察”[3]。1858年中俄《缓挥条约》签讨后，俄国陆军总参谋部大尉M.H.维纽科夫多次率队来黑龙江地区“考察”，著有《阿穆尔地区、中国和日本旅行记》(哈巴罗夫斯克，1870年出版)、《俄国亚洲边界军事观察资料(第四界段一满洲)》(载《军事集刊》1872年第7期)、《现代中国概述》(彼得堡，1874年出版)等。俄国陆军军官(后升为少将)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也曾于19世纪60年代后半期奉命赴乌苏里江地区“考察”。作为这次“考察”的结果，他撰写了《1867一1869年乌苏里边区旅行记》一书，该书出版后立即得到了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和前陆军大臣德·阿·米柳亭伯爵的好评，普尔热瓦尔斯基随即获得多项奖赏和学术头衔。
在这个时期俄国对黑龙江、乌苏里江地区进行的“考察”中，俄国皇家地理学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世纪50年代，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亲自领导成立了俄国皇家地理学会西伯利亚分会。1855年，俄国皇家地理学会西伯利亚
分会 根据穆拉维约夫的指示，派遣会员理查德·卡·马克率考察队非法越过中俄国境，进人黑龙江，直至黑龙江下游的奇集湖，一路收集民族学资料和动植物标本并刺探军情，一年后返回。1859年，他的“考察’服告《阿穆尔旅行记》在圣彼得堡出版，书中除了对黑龙江流域的历史和事实进行了大量歪曲描述之外，也不得不披露了一些真实情况，如承认中国政府“久远以来”就管辖着黑龙江地区，“满洲官员每年都从松花江来到阿穆尔河·一向边疆居民征收赋税”阁。他还直接了当地把黑龙江流域称为“中华帝国的东北边疆”，并为“中华帝 国的东北边疆业已处在俄国管辖之下”而兴奋不已。
另外一些沙皇俄国时期的俄罗斯学者也不得不确认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就与中国内地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曾经作为俄国东正教第十二届驻北京传教士团学员而在中国学习十年(1840一1850)并在回国后成为俄国科学院院士和俄国中国学泰斗的瓦·帕·瓦西里耶夫曾专门撰文考察明王朝对黑龙江流域的经营与管理，他指出，明王朝在黑龙江下游的特林地方“建立了地方管辖机构，把奴尔干改为省一级的都司”[6]。撰写了沙俄第一部《阿穆尔省志》的r.格鲁姆一格尔日迈洛则坦率地承认:“我们要写阿穆尔省的全部历史，要写它先前 作为满洲国家北部的一部分的历史。”[7]19世纪中叶因强行考察黑龙江而得到沙皇赏识的沙俄侵华急先锋根·涅维尔斯科伊在他的回忆录中明确写道:黑龙江地区是“当时我国政府及整个文明世界公认属于中国的地方”[8]。
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东铁路的修筑和通车运营，俄国学术界对于滨海地区和中国东北的研究兴趣与日俱增，陆续发表了一大批相关论俄罗斯学者关于中俄东段边界形成史研究概述(上)著，其中相当多内容直接涉及到中俄东段边界形成史问题。如E.B.贡索维奇的《阿穆尔边区史》(布拉戈维申斯克，1914年出版)、A.布克斯盖夫登男爵的《1860年北京条约》(19()2年旅顺出版)、A.n.瓦西里耶夫的《外贝加尔哥萨克史纲》(赤塔，1916年出版)、n.中.翁特尔贝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