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平代理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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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拉板车不过是个卖苦力的。小车司机的嗓音比轰鸣的马达声还要大,叫嚷着撞坏了他的车要赔。拉板车的唯唯诺诺,连说:“对不起!对不起!”他一边擦着汗,一边赔不是。年轻的朱永平还在十二、三岁的时候就拉过板车,对这位满头冒汗的汉子心里充满了同情,他真想“路见不平一声吼”,一时却又无从开口。许多路人围上来看热闹,有一位男子看了看马路上的白线,就对司机说:“是你的车越线撞了板车,责任在你!”众人一看,是呀,小轿车的车轮子已经压在白线的里边了,大家连连附和:“是小车越线了!是小车越线了!”是非责任立刻一边倒了。司机一看是自己缺理,只好怏怏而去。朱永平深深体会到“划线”的重要,“拔嘴相助”和“拔嘴能救人”,并且没有“线”就没有规矩,没有规矩就没有方圆。而法律就是用来“划线”的。只有用线来规划人生的公平。从那以后,朱永平就对法律充满了兴趣。

朱永平创办的律师事务所名叫“大同律师事务所”。何谓“大同”?《礼记.礼运》中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这就是人人生而平等,这种平等是与生俱来的,是不可

剥夺的。一个公平的社会才是一个大同的社会,这才能彰显社会的正义。朱永平将律师事务所冠之以“大同”之名,就已经托付了他的人生信念和追求。可以说,朱永平毕生都在为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和世界大同的理想而奋斗。

三、灵魂深处躁动着自主创业的激情

朱永平的内心始终处于一种不平静的状态。

1983年,朱永平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中山大学法律系。梅花香自苦寒来,这一成绩来之不易。中学时代,朱永平吹拉弹唱什么都学,一管笛子曾经吹得婉转动听,笛管里还吐出过一缕缕的血丝,足见功夫下得深。一把二胡拉得山也转来水也转,悠扬的琴声伴随他度过了青春岁月。但是数学成绩却是高(三)山流水一落千丈。没有好的数学成绩是很难过高考的独木桥的。担任中学校长的父亲知道玉不琢不成器,所以亲自执教,从初中的数学开始补课,每天都用一道道数学题来“修理”这个儿子。一年不行再补习一年,让他一次又一次地冲剌高考,最后终于如愿以偿地考上中大法律系。

在中大校园里,朱永平一方面展示出他的文艺才

能,担任了学生会的文化部长。另一方面,他清醒地认识到今后是要靠笔杆子和嘴巴子来吃饭的,嘴巴子不是像吹笛子那样吹出来的,而是要练出来的。学业告诉他一个简单的逻辑:事实胜于雄辩,但事实也需要雄辩。朱永平有一种雄辩的口才。这种口才来自大学时期的锻炼。他在中山大学读书的时候组建中山大学演讲学会,担任副会长。朱永平起草好演讲稿,为了不影响别人,偷偷躲到厕所里去练习,一字一句,字斟句酌,每一句话都切中要害。所以他开庭的时候从来不会东一榔头西一棒的,而是三言两语就直奔问题的核心所在。他眼睛直直地盯着法官,这种胸有成竹、咄咄逼人的眼神仿佛能把人的五脏六肺全都看透。犹如他精湛的高尔夫球艺用最少的杆数将球击进洞里,他总是能用最简短、最精确的语言道出问题的核心。法官一听他辩护,就知道他辩护的剑锋总是指在了案情的要害之处。

中大毕业之后,朱永平被荣幸地分配到了北京,而且挑选进了司法部,被派到亚洲一流的中国政法大学任教。朱永平原本是教门之子,如今在大学的讲坛执起了教鞭,应该是心满意足的。但他并不安份,这位充满阳刚之气的男子汉总希望有一种更具有挑战性的职业。而唇枪舌剑的法庭比娓娓道来的课堂更符合朱永平的个性。同时,他还是向往广东这片改革开放的热土,这里

有适合他发展的广阔空间。1992年,朱永平毅然从北京返回了广东,调进了广东省司法厅律师管理处工作。按一般人的想法,这份“皇粮”又是很不错的了。但是,朱永平内心总是躁动着一股自主创业的激情,他需要一个更加独立的发展天地。司法厅曾经派朱永平到香港吴少鹏律师事务所实习,他不仅开了眼界,更开了“天目”,他暗自下定决心,以后也要打拼出一个律师事务所来。

机遇总是在寻找那些有准备的人。1995年,朱永平又一次做出了人生的重要抉择,他毅然辞去了公职,创办了广东大同律师事务所。这无异于“下海”捉螃蟹吃,捉得好就有海鲜吃,捉得不好就要被咬伤了。当时从北京调回广东,有两件东西他是专门托运回来:一辆破自行车和一台破电扇。这两样东西在广州派了大用场。他在一个农民的出租屋里租了一个小阁楼,广州的夏天又闷又热,阁楼上像个蒸笼一样,汗水将席子都焐得又湿又黑。摇头电扇的“罩头”都快掉下来了,他用一根旧电线栓住,耷拉着脑袋还在喘着粗气不停地摇呀摇。就这样在电扇的嗡嗡轰鸣中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炎热的日子。辞职下海的时候,朱永平的唯一要求是单位保留住房一年。笔者当时恰好有缘与他同住一栋宿舍楼,如果他再回到这间宿舍,那就是弄潮儿被无情的海浪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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