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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出现了复杂、抽象的词汇和语法。因为语言和思维是互相依存的，所以可以通过自己民族的语言，去理解和研究其他民族的思维模式和文学作品。同时，海德还强调民族语言的个性，强调民族语言与民族思想、民族文学和民族团结的密切联系。在当时民族主义盛行的情况下，这种观点很容易被人接受。
11.这个时期中，几位英国语言学家也讨论了普遍语法的有关问题。詹姆士·哈利斯、霍恩·托柯和詹姆士·伯尼特就是几位有名的代表人物。哈利斯1751年发表了《对语言和普遍语法的哲学探讨》，强调语言的普遍性，认为人类的说话能力与识别事物、进行抽象思维的能力密切相关。同时，他非常重视各种语言的独立特征，认为一种语言与其所在社会和使用者的生活有紧密联系。他认为词与其所指称的实体的关系是任意的、约定俗成的。词是个有意义的声音，其各部分没有自己的意义。句子是有意义的声音的复合体，其某些部分有自己的意义。语言是连在一起的有意义的语音系统。他区分了两类“主要词”和两类“辅助词”：
? 名词（包括代词）：实体词
? 主要词
? 动词（包括分词、形容词）：起说明作用 ? 词
? 指定词（包括冠词和部分代词） ? 辅助词
? 连接词（包括连词和介词）
哈利斯反对经验主义的观点，主张天赋观念。他坚持语法的普遍性，认为概括共同思想的能力是上帝赋予人类的。
12.哈利斯的语法理论受到托柯的猛烈抨击。哈利斯的普遍语法确有破绽，因为他对世界了解太少，许多概括不能包括其他语言中的某些事实。例如，他说词的阴性阳性来自于“自然类推”，而实际上，在很多语言中，词的阴性阳性和所代表的事物的雌雄没有必然联系。不过，托柯的理论也很不全面。他认为语言起源于自然的呼叫，感叹词就是这种呼叫的残存特征。他说，词类主要有两种：名词和动词；其他词是名词和动词的缩写或蜕变。他追溯了许多词的词源，证明连词、副词、介词都是动词或名词缩写的结果。他认为，屈折变化和派生成分是早期独立词的一部分粘着在词根上的结果。有些屈折变化确实属于这种情况。但是，把它说成是普遍原则，未免过于简单化了。由于托柯自己的概括也不全面，他对哈利斯的批评自然显得软弱无力。
13.伯尼特是支持哈利斯的观点的。他在《论语言的起源和发展》中，没有明确否认语言是上帝的恩赐，但他着重论述了语言的历史演变过程。他认为，语言与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他又说，在有语言之前早已有了人类社会，语言的出现必须以社会的存在为先决条件。人要先有了概念，才能产生表达概念的语言。他试图从现存的语言中去寻找所谓“原始语言”的残余和演变过程，认为“原始语言”缺乏抽象概念，语法形式简单。他说用一个词来表达一个概念就是语言不发达的表现。汉语的许多概念由一个词表达，因此他认为是有“严重缺陷的”。伯尼特的理论显然很不完善。随着对世界各地土著语言的深入研究，语言学家发现根本没有什么原始语言可言。每一种语言都在当时当地是完全合适的，是够用的，作为其所在社会的交流工具是当之无愧的。语言变化的原因很多，但不能说某个时期的语言就比更早期的同一语言“发达得多”。
总的看来，18世纪后期的语言学家已经不再局限于对个别语言的语法描写，而是开始把各种语言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开始寻找支配世界语言的共同原则，探索语言与思维、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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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社会、文化的关系，并且开始研讨语言到底是怎么来的，其发展过程如何，是哪些因素决定了现存语言的文字形式和语法结构的，等等。但是，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他们的理论和推测都还很不完备，缺点很多。然而，这些初步的探讨为19世纪的历史语言学的空前发展做了充分的准备。
第二章 十九世纪与历史语言学
第一节 早期的历史语言学
19世纪初期的语言学曾受到三种因素的影响：历史主义观点在科学中的贯彻，浪漫主义思想的发展和欧洲学者对梵语的研究。
历史主义的观点是从哲学、社会学和法学中传入语言学的，语言学家们开始广泛地采用历史主义的原则来说明各种语言现象。浪漫主义的思想引起了学者们追溯过去的历史的兴趣，促进了对各种活语言的古代发展历史的研究。对梵语的研究不仅使欧洲学者们熟悉了古印度的语言，而且还促使他们开始把欧洲语言同梵语进行对比。
历史语言学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它主要研究某种语言或各种语言的发展史，也称为“历时语言学”。19世纪时，历史语言学与比较语言学有很多的相同之处，他们都是通过比较各种语言在不同时期在语音、词形、屈折变化、语法结构上的相同特点，来建立语言族系，如拉丁语系、罗曼语系、斯拉夫语系等，并对这些语系的始源语作出假设，如原始印欧语。
历史语言学的大量工作是在19世纪做的。但是，在此之前，已有许多学者注意到诸语言之间的相似之处和区别，并对其始源语做过各种猜测。由于当时宗教思想影响严重，加之证据不足，它没有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
1.威廉·琼斯
在语言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间1786年。在这一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官员威廉·琼斯在加尔各答皇家亚洲学会上宣读了著名的论文，一举确定了梵语与拉丁语、希腊语和日耳曼语的历史亲缘关系。琼斯宣布：“梵语，不论其历史如何，有绝妙的结构，比希腊语更完善，比拉丁语更丰富，比二者提炼得更高雅，但它与二者在动词词根和语法形式上都非常相似，这种相似不可能是偶然的。这种相似如此明显，任何哲学家在研究梵语、希腊语和拉丁语时都不能不认为，这些语言来自于同一始源语，而这种始源语也许不存在了。由于类似的道理——虽然不那么有说服力，可以认为哥特语和凯尔特语也与梵语同源而来。” 琼斯的发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后来有人评论到：“对梵语的了解产生了革命性的结果。学者们在希腊语和拉丁语以外，出乎意料地碰到了第三种古典的语言。这虽然是一件平常的事，但它却动摇了几个世纪以来都使人们心安理得的一种随随便便的想法。拉丁语一直被认为是一种蜕变了的希腊语、拉丁语和其他欧洲语言之间的相同之处，也被用同样肤浅的想法来解释了，这被认为是拉丁语在欧洲占有文化上的优势的结果。可是，把这些古老的语言跟新发现的梵语之间的类同之处，用这样一种随随便便的想法来解释是行不通的。梵语的故乡远离欧洲，其遥远的社会文化，不论是与希腊—罗马文化还是与现代的文化，都毫不相干。”
2.琼斯的发现掀起了研究梵语的热潮。德国学者施莱格尔于1803年开始研究梵语。1803年发表了《论印度人的语言和智慧》，认为梵语与欧洲许多语言的共同点不是出于偶然的。他提出了“比较语法”这个术语，并说：“比较语法将给我们以关于语言谱系的崭新的知识，正如比较解剖学曾给历史以光明一样。”
他的弟弟1819年成为波恩大学的梵语教授。他曾说：“如果我能为在德国建立梵语研究这个学科做些事情，就算是幸运的了。”在当时政府的支持下，德国在大学设立了梵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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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和历史语言学教授等职务。接着，印度的梵语古典文学被译成欧洲各种语言，并出现了第一部英文梵语语法。对梵语的研究有两大意义：第一，梵语与欧洲语言的比较，成了比较语言学的第一个阶段；第二，欧洲人接触了梵语之后，立刻发现了梵语语言学的伟大成就，这对欧洲语言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琼斯和施莱格尔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先驱者，但是，他们未能找出梵语和欧洲语言的语音对应规律，因此，他们的研究还不能算是真正的历史比较语言学。
第二节 格里姆定律
1.1816年，德国语言学家葆朴出版了《论梵语动词变位系统，与希腊语、拉丁语、波斯语和日耳曼语相比较》一书，他认为这几种语言都出于一种共同的原始语言，只不过梵语比其他语言保存有更多的原始形式。他以梵语的形式来解释拉丁语和希腊语的许多形式，找出了它们的动词变位系统的对应关系，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这本书被认为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奠基性著作，而葆朴也就成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第一个奠基人。
2.1818年，拉斯克发表了《古代北方语或冰岛语的起源研究》。他提出，在语音方面，日耳曼诸语言的词和其他印欧语的词存在着有规律的形式对应关系。例如，凡是其他印欧语（拉丁语）有p音的地方，日耳曼语（如英语）便有f音。试比较：
父亲 脚 少 拉丁语 pater pēs paucā
英语 father foot few
此外，拉斯克还看出了冰岛语与印度语和波斯语有一个较远的共同来源。
3.1819年，德国语言学家雅克布·格里姆出版了《德语语法》一书。这其实是一部日耳曼语言的比较语法。（此书实际上是研究日耳曼语发展史的），提出了格里姆定律。他认为，日耳曼语与其他印欧语言（拉丁语、希腊语、梵语）之间，存在着如下的语音对应规律：
（i）日耳曼语中的f对应于其他印欧语中的p；
（ii）日耳曼语中的p对应于其他印欧语中的b； （iii）日耳曼语中的θ对应于其他印欧语中的t；
（iv）日耳曼语中的t对应于其他印欧语中的d； 等等。
在前言中，格里姆强调指出，他是要描写语言，而不是为语言做任何规定。他说，他只描写语言中自然生长的东西。他告诫每一个德国人不要相信学校教师的学究式的语法规则。自己从母亲那里怎么学的语言，就应怎样使用语言。在第一卷第二版的修订前言中，格里姆更加明确地指出，对语言事实不应有任何偏见，“对语法中存在着普遍逻辑的说法，我十分反感，因为这种说法会把定义弄得分毫不差，固定不变，但却影响人们对语言的观察；而我认为，对语言的观察是语言科学的灵魂。”
1822年，格里姆的《德语语法》第二版问世，系统论述了日耳曼语和其他印欧语之间的辅音的一致性。后来，这种一致性被人们称为“格里姆定律”。格里姆创造了“音变”这个术语。
4.1833年，德国语言学家波特发表了《词源探讨》一书。书中指出，某个语言形式的词源，就是这个形式的历史。要得到某个语言形式的词源，不仅必须找到它在该语言里较古的形式，而且还要找到它在各亲属语言里的形式，因为它们都是同一母语形式的变体。例如，要说明英格mother（母亲）这个词的词源，首先要找到9世纪古英语的形式mōdor，然后还要说明它与北欧语mōeor、古弗里斯兰语mōder、古撒克逊mōdar等日耳曼语的原始形式*mōder；最后再把这个日耳曼语的原始形式同梵语mata、阿维斯达语（古伊朗语）mata、古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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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尼亚与mair、古希腊语meter、拉丁语mater、古爱尔兰语mathir、古保加利亚语mati相比较，找出它们的亲属关系，根据这样的对比，构拟出这个词的原始印欧语形式mater。
从1816年到1833年短短的17年之内，历史比较语言学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洪堡特与施莱歇
洪堡特，周游列国，懂得好几种语言，语言著作甚多，最著名的是《人类语言结构的多样性》。他指出，在人脑里天生有着创造语言的能力。他说，语言是讲话者产生语言和理解语言的能力，而不是说话或写字所产生的可观察的结果。也就是说，语言是一种创造能力，而不是一种客观结果，更不是语法学家分析出来的一套一成不变的规则。他认为，语言能力是人类大脑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否则儿童就不可能在语言环境中自然而然地习得到语言。正因为如此，产生的语言才能随着环境的需要而变化。洪堡特说，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有可能解释语言的基本事实。因为语言是大脑的一种能力，讲话人才能运用有限的语言手段创造出无限的语言行为。
洪堡特认为，各种语言的特性是其民族的特有财产，一个民族的语言和思维是不可分割的。
洪堡特对语言理论的另一个贡献，是他区分了三种语言类型：孤立语、粘着语和屈折语。他的主要根据是词的结构。一个词代表一个意思，这就是孤立语。用简单词组成复合词而词形和意义又都不变的，叫粘着语。用词尾变化来表示语法关系的叫屈折语。以词的结构和词形变化为标准来区别语言类型。
洪堡特认为，语言发展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开始是用简单的词指称事物（孤立语），后来通过把附加成分加在简单词上来表达事物（粘着语），最后发展到使用词尾的变化。所以，他认为语言有现金与落后之分，屈折语是最先进的，以梵语为最，其次是拉丁语，最落后的汉语。不过他对汉语的态度比较特殊。他认为，汉语词汇没有形式上的语法区别，这正是汉语的优点所在。他说，语言的屈折变化也有产生和发展的过程，而且屈折语逐渐变为分析性语言，如英语。而汉语呢，没有经过这个过程，一直保留了孤立语的特点因而不同于其他任何语言。
施莱歇，19世纪中期最主要的历史语言学家。著作当中最著名的是1861年出版的《印欧语言比较语法手册》。他善于综合分析，组织材料，逻辑性强，文笔流畅，《手册》一书多年被视为权威性的语法书。
施莱歇的贡献表现在三个方面：关于语言亲属关系的理论，关于重建始源语的比较方法及关于对语言的分类。
施莱歇的语言谱系图是历史语言学研究上的重大发展，它是展示一个语系所包括的各种语言的巧妙手段，以使这些语言的演变和历史关系一目了然。
印欧语系的始源语是通过比较其所属的各种语言的特点，找出它们最基本的、共同的规律才建立起来的。这种重建的形式当然不同于任何实际存在的语言。
施莱歇语言分类的理论是黑格尔哲学与洪堡特分类法的结合。他说，语言中意义和形式所构成，不存在没有意义的语言形式。根据这两条基本特点，可以划分出三类语言。一类是语法形式对意义没有任何影响的语言，叫孤立语，如汉语；第二类是语言单位既包括形式又包括意义的语言，其组成过程十分明显，组成成分固定不变，这叫粘着语，如土耳其语。第三类语言的意义和形式综合在一起，词根有自己的内部变化，还可以附加前缀、后缀和中缀，词缀引起意义的变化。这叫屈折语，如拉丁语和希腊语。
6.青年语法学派
19世纪70年代，德国语言学家勃鲁格曼、奥斯托霍夫、雷斯琴、德尔布吕克成立了“青年语法学派”，它们把语言变化的规律归纳为两条极其重要的原则：
（1）语音规律不容许有例外：一切语音的变化都是缓慢的、自发的，依照自然的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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