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日 文章南方都市报主编程益中的演讲更新完毕开始阅读
程益中：有人说我本人和南方都市报遭受挫折，是因为我做人不够圆滑、玲珑、世故，不遵守潜规则，这个观点我坚决反对。相反恰恰应该这么讲，南方都市报最成功的地方和最成功的原因，都是我程益中做人不够圆滑、玲珑、世故。更重要的是，南方都市报最伟大之处，便是它的挫折。 中国最大的糟粕，就是所谓的做人学问，中国人缺乏的是率真和纯粹。中国到处充斥着各式各样、似是而非的做人做官的学问、庸俗管理的学问，其祖师爷都是厚黑学和潜规则。从这些学问那里，我看到的都是争先恐后的、创造性的无耻。我经常会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怎么那么多教人做人的学问里边，都不教人怎样做一个正直、正派和有道义的人，反过来都教人怎么做一个圆滑、世故和不吃亏的人。 人物周刊：数年前所言“只有不好的制度，没有不好的人性”，现在对制度和人性之间关系的新认知。 程益中：最不好的现实是，制度性的败坏，与国民性的败坏在双重作用于这个时代，一方面制度性的败坏改造和伤害了国民性，加剧了国民性的败坏，另一方面日益败坏的国民性也为制度性的日益败坏提供了肥沃土壤，两者相互相成，互为因果，又相互推波助澜。但可怕的是我们不以为意，或者浑然不觉，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 人物周刊：是否苟且？在现在中国如何生活得更平心静气？ 程益中：我现在不愤怒，因为我已经掌握了在这个时代生存的两大秘技，荒诞和戏虐。我认为这已经是我最大的不妥协、不苟且了。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戏剧性的时代，礼崩乐坏，江河日下，积重难返。倘若没有一点戏虐和荒诞精神，面对这样的时代我们何以自处；所以我现在不再容易出离愤怒了。我羞愧我多了一丝对现实的冷漠和对自己的热情。 人物周刊：面对鲜花掌声、明枪暗箭时的心态，以及孤独感的缘由。 程益中：无论鲜花掌声还是明枪暗箭，无论得意还是失意，我都知道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不会在成功中迷失自己，也同样不会在挫折中迷失自己。 有不被理解的孤独，但我也不是太过不了这一关，并且我感觉我得到的理解远远大于不理解。我的孤独感并不源自发生了多少不幸，遇到了多少挫折。我在不幸、挫折时并不觉得无助，为我挺身而出、拔刀相助的人，比我想象的要多，他们的努力比我想象的要大。 我的孤独也在凯旋归来时。我常常会在高堂华座，觥筹交错，熠熠生辉场合，一个人从后门出去，在如华的月光之下悲从中来。这是我最大的落寞和孤独。 人物周刊：您在媒体职业里的的自我定位？是否是天生的带队者？ 程益中：我不自我定位成最好的记者、编辑、专栏作家或者校对。但我起码是当代中国最优秀的前报人之一，最有格局的媒体资源管理和整合者，优秀的媒体环境、气氛、文化的制造者。我不认为我天生就是带队者，我认为我之所以可以带队伍，是因为我敢于承担责任，并且也往往有能力承担责任。我不是一个好下属，但的确会是个好领导。我认为我与下属相处相对容易，与上级相处相对不易。 人物周刊：如何看待都市类报纸起家时代言弱势、和发展到一定阶段苟合强势的角色转换？ 程益中：我不认为都市类报纸靠代言弱势起家，而发展到一定阶段就苟合强势。我认为这样的判断是对都市类报纸的偏见和侮辱。都市类报纸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主要不是这个问题，再说即使有问题也比那些喉舌和工具好。我认为，所谓代言弱势也好，苟合强势也罢，都是一种道德主张，并没有是非和高下之分。需要搞清楚的是，新闻观有没有问题？真实性、公正性、专业性是否有保证?发行量、影响力、美誉度如何？现在，一些报纸由于盈利上的压力，偶尔会做出一些短视的行为，我觉得当然最好不要这么做，也没必要这么做，但我同时也觉得做了也无伤大雅，以后改了就好。问题是，面对所向披靡的政治压力，报纸自取其辱地选择妥协的方式生存。我们应该抨击施压者，而不是被压者。是不是？
都市类报纸生存的政治环境非常不易，我们不能再雪上加霜了。 人物周刊：你对“精神教父”角色的理解？领袖气质、感染力是否也是危险？ 程益中： 我觉得这说法让我很难堪，我无意也无力担当这样的角色，我是一个偶像的破坏者，我拒绝成为偶像。首先说明，我认为这个问题跟我无关。我必须说，我对精神教父、领袖气质之类的东西，一向还是很警惕的。领袖气质这东西，实际上是一种以暴易暴的气质，无非是以一种更大的暴力，成功性地压到了另外一种相对较小的暴力。我对自己的期许是，我的见解有很强的说服力和可操作性；我的主张能得到认同和支持，并且符合情理；我的规划能很有效率地变成现实。 当然我也承认，越是落后的国家越是需要精神教父和领袖气质。 人物周刊：你对过去一百年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总体描述是？是否意识到自己已经添加到这一序列中？添加到这一序列中的荣和辱是什么？ 程益中：第一个问题有点大有点泛，我只能说，过去100年，大陆中国知识分子命运总体上没变——不对，应该是每况愈下。虽然物质条件有变化，但知识分子近60年来并没有真正获得尊重和尊严，人格上越来越不独立，学术上越来越不自由，被豢养和包养的命运并没有改变，相反越来越依附和依赖权势。这很可悲！更可悲的是，现在连“公共知识分子”都竟然成了一个不准提及的词语，多么卑鄙！不容许“公共知识分子”，只容许“私有知识分子”，何其荒唐！ 虽然命运和地位没有改变，但是待遇和俸禄可以改变。我现在看到的情况是，大部分所谓的知识分子，已经彻底废了谋生能力，也乐得被豢养和包养；极少数有良心、有情怀、有道义的知识分子，通常情况下都活得并不容易，观念上磕磕碰碰，生活上踉踉跄跄。 我不知道您把我划为哪一部分？大多数，还是极少数？做大多数，我不愿意；做极少数，我不够格。所以还是不要把我划在什么序列中。我对自己现在的要求是，以知识和专长自谋职业，不失良心、情怀和道义，自食其力。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傅小永） 自由的另一个向度 文/李多钰 按：3月19日，南方人物周刊采访体育画报执行出品人程益中。此为TIMEOUT总编辑李多钰的配文。李多钰的文章，写得有力度。有力度的文章，方有其存在价值。 碰到过自由的天花板的人，和没有碰到自由的天花板的人，对自由的理解是有本质区别的。没有碰到的人，以为自己在牢笼之外，碰到的人才明白，自己其实早就在牢笼中。 经常有人问程益中，你在2005年以前，用十年的时间创办了两张中国最好的报纸，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一度在广州和北京两地奔走，管理两个两千多人的新闻队伍，现在你因言获罪一切归零，管理一份几十人的体育杂志，落差如此巨大，你是不是不甘心，是不是还有新的规划。 问这些问题的人不明白，一个知道了自己真实的生存处境的人，并不会在意自己坐在多大的地盘里，坐一个小矮凳并不会自由更少，坐一张皮沙发也不会自由更多。 有一句诗说过，睡在哪里都是睡在夜里。 这种状态并不是消沉，而是达观，因为洞察现实的悲剧而明白了自己所处何地所为何来的达观。这种达观来源于挫折，因而显得尤为珍贵。对程益中来说，挫折并不是什么羞辱，挫折唯一能够羞辱你的，便是你在挫折面前自动放弃有尊严的生活，还美其名曰“圆滑世故”。 应该庆幸，经过了那场起因于孙志刚事件的巨大变故，程益中并没有失去对传媒的热情。
这位最有格局也最有制度意识的传媒人，这位优秀的媒体文化制造者，在面临被体制边缘化时，尽管也有内心挣扎，但所幸顺利度过了。现在，他选择在另一个向度，继续他最擅长的传媒事业，对中国传媒业来说，是一种幸运。 程益中现在办体育画报中文版，媒体虽小，格局却大。要建立标准的事情，不管是一张日均80版的日报，还是一份112p的双周刊，都同等重要，也同等困难。体育新闻尤其困难。体育画报中文版在一个几乎被丑闻摧毁的体育产业中诞生，试图重建国人对于体育界以及体育媒体的信心，重寻梦想与光荣，这种难度几乎等同于建设一个新体育界。但是在当下，尤其是在2008年之前，这种建设性的努力又是必须的，和建设完美的体育场馆一样必须，并且功德无量。看过体育画报中文版的人，如果感受到了这种努力，就是感受到了他的脉搏，是一个有心的读者。体育代表人性，也代表人类最透明的组织契约精神和个体竞争意识。凡是拥有最健康的契约精神和竞争意识的国度，都是体育大国，体育媒体大国。体育画报在美国几乎是每个家庭必读的杂志，它的中文版其实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公民读本。 在接手体育画报中文版时，程益中堪称幸运——这是一本迄今为止拥有最奢侈的制作成本的杂志。单从投资上看，程益中被授予了异乎寻常的信任。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财讯传媒的胸襟。一个出品了具有顶级品格的财经杂志的传媒集团，在进军体育传媒上也同样大手笔。这个集团显然比其他杂志集团进行着更广泛的杂志精品化运动。 尽管体育画报中文版已经开始显露超常规的发展态势，程益中至今仍然谨慎“使用”着投资信任。他的推广预算总是低于投资人的预期，对他来说，基于品质的影响力是有价值的影响力，对待宣传，他态度谨慎、克制。他不是一个到杂志界掘金的人。 这位出生于陈独秀、海子故乡的人，对于传媒人的光荣依然有无法停息的追求，体育画报中文版也只是他在另一个向度上的第一个尝试。试想中文系出身的他，加入传媒也只是一种偶然吧，种种偶然促成必然，传媒成为他获得生命价值的途径。在创办南方都市报之初，他喜欢向他周围的人推荐一部讲述制度困境与精神救赎的电影《肖申克的救赎》，现在，当他从肖申克的宿命中走出，站在这个新的向度上，他对大众的权利和福祉的关切并没有停息。在众声喧哗的时候，他有时候会想起《日瓦格医生》，“空无一人的乡下，大时代寂静的白夜，俄罗斯广袤的原野，橘黄色灯下，惊魂未定的日瓦格在阅读诗歌，床上酣睡着女人，远方传来阵阵狼嚎”。他无法选择一种避世的生活，一种看似自由的逃亡；在大时代下，他感受更多的是日瓦戈式的悲伤与不息的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