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二 文章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新完毕开始阅读
中国模式的热忱与冷静
——读《中国模式：经验与
困局》有感
硕2035 王凌飞 3112091009
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与成就，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引起世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国外学者逐步开始思考日渐强大的中国将为世界带来何种影响。与此同时，随着国际交流不断增多，发展中诸多问题的出现，国人也在讨论中国的发展道路正确与否，是否该学习西方。因此，继“北京共识”后，“中国模式”近年来逐渐成为国内外的“热词”。 中国的发展是否有模式？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如何？郑永年教授主编的《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给了我许多启发。 何为“模式”？《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某种事物的标准形式或使人可以照着做的标准样式。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的解释是：事物内在机理的展开，它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系统地体现着事物的本质属性。综合起来，“模式”主要有三层涵义和特征：内在性，即模式是一个事物内在本质的展现；外在性，即模式有许多外在的表现形式；可借鉴性，即模式可以供人们借鉴和学习。实际上，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外学者已经开始关注新中国发展道路问题，这其中就包含了对“中国模式”的初步探讨。2004年5月，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美国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在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题为《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独立自主摸索出了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之为“北京共识”。“北京共识”的提出，无疑是西方世界对中国崛起的一种回应，同时雷默把“北京共识”的重点放在与“华盛顿共识”的反冲功能上，但这一点没有得到国内学界的认同。所以，“北京共识”在国内的影响也远远不如国外，国内学者很快用“中国模式”的概念取代了“北京共识”。 当前，国内外舆论对“中国模式”或中国发展道路的特别关注主要基于几方面原因。一是苏东剧变后，西方国家对中国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的重新审视。苏东剧变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发展态势先后抛出“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继而引起全球性的争论。而中国历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当前的世界金融危机，还能保持比较稳定和较快的发展，使得这些言论不攻自破。二是中国在应对汶川特大震灾和举办北京奥运会上展现出的“举国体制”，让全球对中国政治体制刮目相看。长期以来，针对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显著成就，国际舆论界一种有代表性的声音认为，中国经济奇迹的背后是陈旧落后的政治体制。然而，面对无论是“神舟”系列航天飞船的太空空间活动，还是2008年成功应对雨雪冰冻灾害和四川特大地震灾害，显示出的中国“举国体制”所具有的巨大威力，国际上怀疑、批评乃至否定中国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的声音明显减少，取而代之的是肯定和赞扬。三是以“华盛顿共识”为主要内容的新自由主义造成重灾区和“中国奇迹”的出现所形成的鲜明对比，使得人们更加关注“中国模式”。“华盛顿共识”主张私有化、自由化的经济发展道路，结果在东欧、拉美和亚洲造成了三个重灾区。特别是随着这次华尔街金融风暴肆虐全球，人们在深刻反思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同时，不由得把目光纷纷投向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中国。事实上，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30年来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中国奇迹”。据世界银行统计，过去25年来全球脱贫所取得的成就中，约67％的成就应归功于中国。中国的发展，不仅使中国人民稳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正反两方面的比较，使得国际社会不得不进行冷静反思，开始认真探究中国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所包含的丰富意蕴。 从理论上看，“中国模式”为我们架起了一个同西方对话的桥梁。“中国模式”在国外逐渐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另一种称谓，成为西方学者对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解读。我们要让世界理解中国，就要学会用别人的语言逻辑解释自己的事情，从别人的研究范式中汲取营养。因此，在国际交往中，我们应用“中国模式”与别国对话，同时始终要把“中国模式”的阐释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事实上，这种模式明显地有别于所有其它模式，既不同于西方模式，也不同于苏联模式，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模式也有很大区别。“中国模式”，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独创，体现了当代中国人的智慧，体现了中国文化传统和鲜明时代精神的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自身执政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总结苏联等其它社会主义
国家执政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和先进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开辟的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这个模式，对我们这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多民族发展中大国来说是最适合的，同时它增强和丰富了发展的活力和多样性，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与此同时“中国模式”现在被世人热议，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中国模式”并非完美无缺。作为一种发展理论、发展模式，“中国模式”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如何缩小城乡收入的“剪刀差”，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如何加快推进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的改革，让发展的成果更好地惠及民生；如何完善公共财政，为百姓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如何促进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一个个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难关等待我们攻克。正是针对这些问题和不足，我们党提出了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新理念，以充实和完善现行的发展模式。其中，以下战略选择在未来发展中变得日益重要。 (一)以经济发展为中心，追求社会和自然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社会发展首先是经济发展，只有经济迅速增长，才能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不能把经济发展等同于社会发展，更不能将发展简单等同于GDP的增长。发展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目标，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化是一个社会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过程。经济发展必须与环境保护、生态平衡、人口增长、国民素质、社会安定、文化教育等相协调，最终促进人、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作为执政理念和总体战略的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正是这样一种社会全面进步或协调发展的战略策略。 (二)必须把效率和公平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追求人与人、地区与地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平衡发展 效率和公平都是发展所要追求的价值，从根本上说两者不可偏废。在改革初期，为了打破绝对平均主义传统，奉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策略有其合理性。但是，当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政府必须及时调整策略，将效率与公平放在同等地位，对困难群体和落后地区实行必要的政策性倾斜，避免财富和权利在人与人之间造成分化，避免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社会经济发展出现新的不平衡。在“中国模式”下，公平与效率至少应当具有同等地位和价值。 (三)在全面推行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的同时，适时进行以民主治理为目标的政府自身改革 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化过程，也是一个民主化过程。民主作为一种普遍的人类价值，主要不是发展的手段，而是发展的目标。以人的自由、平等、尊严为核心的民主政治本身就是一种基本价值，正象福利是一种基本价值一样。政府不仅担负着领导经济发展的责任，也担负着领导旨在深化民主的政治发展重任。政府既要推动以法治、参与、人权、透明、稳定为目标的全社会的民主治理，也要推动以分权、效率、责任和服务为目标的自身民主治理。政府要担负起在全球化时代实现现代化的重任，自己首先应当成为民主的表率和创新的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