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三 文章中国礼仪之争更新完毕开始阅读
四、凡入天主教之人，不许入祠堂行一切之礼。
五、凡入天主教之人，或在家里，或在坟上，或逢吊丧之事，俱不许行礼。或本教与别教之人，若相会时，亦不许行此礼。因为还是异端之事。凡入天主教之人，或说我并不曾行异端之事，我不过要报本的意思，我不求福，亦不求免祸，虽有如此说话者亦不可。
六、凡遇别教之人行此礼之时，入天主教之人，若要讲究，恐生是非，只好在旁边站立，还使得。
七、凡入天主教之人，不许依中国规矩留牌位在家，因有“灵位神主”等字眼，又指牌位上有灵魂。要立牌位，只许写亡人名字。再者，牌位作法，若无异端之事，如此留在家里可也，但牌位旁边应写天主教孝敬父母之道理。 以上我虽如此定夺，中国余外还有别样之理，毫无异端，或与异端亦毫不相似者，如齐家治国之道，俱可遵行。今有可行与不可行之礼，俱有教王之使臣定夺。有与天主教不相反者，许行，相反者，拒决断不许行。
公元1715年，教皇克勉十一世又颁布“自登基之日”（Ex Illa Die）[6]的通谕，重申必须绝对遵守1704年的禁令，否则将受破门的处罚。所有传教士必须宣誓服从。 清朝的反制
1705年（康熙四十四年）罗马教廷派特使铎罗来华，1707年铎罗在江宁（今南京市）发布禁令，康熙帝令将铎罗押往澳门交葡萄牙人看管。康熙还严斥：“众西洋人，自今以后，若不遵利玛窦规矩，断不准在中国住，必逐回去。”1710年，铎罗死于澳门监狱中[7]，康熙为澄清中国礼仪之争，派遣法国天主教传教士艾若瑟出使罗马教廷，樊守义随行。两人到达罗马后，将康熙帝关于铎罗来华及中国礼节问题和西洋教务问题的旨意，详细向教皇呈述。教皇不愿艾若瑟返回中国，至1718年，罗马教皇收到康熙皇帝朱笔文书才放行[8]。
康熙六十年（1721年）康熙阅取罗马教廷特使嘉乐所带来的“自登基之日”禁约后说： 览此条约，只可说得西洋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况西洋等人无一通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今见来臣条约，竟与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彼此乱言者，莫过如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钦此。
耶稣会士为此颇为担忧。因此在嘉乐宣布教皇谕旨时，附加了八条变通的办法：一、准许教友家中供奉祖宗牌位；牌位上只许写先考、先妣姓名，两旁加注天主教孝敬父母的道理。
二、准许中国对于亡人的礼节；但是这些礼节应属非宗教性质的社会礼节。
三、准许非宗教性质的敬孔典礼。孔子牌位若不书写\灵位\等字，也可供奉，且准上香致敬。
四、准许在改正的牌位前或亡人棺材前叩头。
五、准许在丧礼中焚香点烛，但应当声明不从流俗迷信。
六、准许在改正的牌位前或亡人棺材前供陈果蔬，但应当声明只行社会礼节，不从流俗迷信。
七、准许新年和其他节日在改正的牌位前叩头。
八、准许在改正的牌位前焚香点烛，在墓前供陈果蔬。 本笃十四世
但这并没有使康熙皇帝改变主意，传旨曰：“中国道理无穷，文义深奥，非尔等西洋人所可妄论。”[11]
1721年3月，嘉乐离华返欧。1733年，北京的两位主教向教徒宣布“嘉乐八条”及1715年教皇通谕，令其遵守。1735年，教皇克勉十二世（Pope Clement XII， 1730年－1740年在位）认为“嘉乐八条”与教义不合，宣布废除。
教宗本笃十四世于是在1742年颁布“自从上主圣意”（Ex quo singulari），重申“自登基之日”禁约。这个通谕还禁止在华传教士讨论“礼仪”问题。本笃十四通谕宣布之后，“异论顿息，人心翕然，迄今二百年，各省传教神父，勿论何国何会，悉遵教皇谕旨，宣传天主正教，共遵一途，共守一道，毫无争执歧异之端，而圣教之至一至圣，亦愈彰明较著焉。”[12]
之后雍正帝再次下令禁教。而乾隆时期，传教士虽在宫中受到很高礼遇，但仍不能在华展开传教。嘉庆、道光两朝继续执行禁教政策，天主教在中国只能采取地下发展的形式。 争议结束
1932年，日本耶稣会所办的上智大学部分学生参拜靖国神社不行礼，即所谓“上智大学事件”，引起了当时的日本军部的强烈反弹。时任广岛主教 Johannes Ross（1875年－1969年）为解决这一问题，遂展开对教史的研究试图找出有利的案例和证据。结果发现1258年时教廷曾颁发一件通谕，允许教徒可以参加非基督教的仪式，由于此谕先于中国礼仪之争，因此对重视传统的罗马教会而言，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在几经讨论之后，罗马教廷发布通告，允许日本教徒在神社中低头行礼，因为此举“除了表示他们对祖国的热爱，对天皇的忠诚外，别无他意”。
该事件为日后解决中国礼仪之争埋下了伏笔。1934年，溥仪在日本关东军的扶植之下登基为满洲国皇帝，将祭孔定为强制的文化政策。梵蒂冈不顾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反对，承认满洲国政权，因此再度面临两个多世纪以前的礼仪问题。由于满洲国政府在回复吉林主教高德惠的讯问时，答复曰：“尊孔仪式的唯一目的，就是彰显对孔子的崇敬之情，绝对不带宗教的特质。”再加上有先前日本神社事件的前例，教宗庇护十一世于1935年发布命令，要求满洲国教区主教应谨慎确认祭孔无宗教特质，而神职人员在行过反对中国礼仪的宣誓之后，还应等待主教们的指导，以避免疑惑和争执。 庇护十二世
1939年，教宗庇护十二世（Pope Pius XII，1939年－1958年在位）颁布“众所皆知”（Plane compertum est）通谕：允许教徒参加祭孔仪式；可以在教会学校中放置孔子之肖像或牌位，并容许鞠躬致敬；如果教徒必须出席带有迷信色彩的公共仪式时，必须抱持消极的态度；在死者或其遗像、牌位之前鞠躬，是被允许且是适当的。
但教廷并不承认先前相关的通谕是错误的，而是认为过去宗教性的祭祖、祭孔观念，历经数百年后已变成了世俗性活动，故可以被酌情允许。此一宣言对亚洲儒家文化圈内的天主教徒亦是一种解放，如越南的天主教会也在1964年针对祭拜祖先、民族英雄和战争亡魂等事，获得教宗的特许。 注释与参考资料
1. ^ 参阅孙尚扬 钟明旦《184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学苑出版社，2004年第328
页。
2. ^ 见黄伯禄编，《正教奉褒》，第116-117页。
3. ^ 张维华：《明清之际中西关系史》，第142—143页，齐鲁书社1987年出版。 4. ^ 历史上有两个闵明我，多明我会士西班牙人Domingo Fernández Navarrete
（1610-1689）是第一个。他离开中国后，耶稣会士意大利人Philippus Maria Grimaldi（1639-1712）冒充闵明我的名字进入北京，作南怀仁的助手。
5. ^ 根据顾裕禄所著《中国天主教述评》，康熙仅在嘉乐数次恳求下接见他两次，
其中第二次还是与所有在京传教士一起；并严厉训斥“西洋人”“妄论中国道理”。见《中国天主教述评》，2005年1月，66至69页。
6. ^ 《自登基之日》载《中国礼仪之争西文文献一百篇》，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
7. ^ 阎宗临《康熙与克莱芒十一世》 《中外交通史》 8. ^ 阎宗临 《身见录校后记》 9. ^ 北平故宫博物院编：《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1932年，第41-42
页。
10. ^ 杨森富《中国基督教史》，第140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 11. ^ 杨森富《中国基督教史》，第140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 12. ^ 萧若瑟：《天主教传行中国考》，第3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