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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春明笔下小人物的迷惘与坚持
人文学院 2013级比较文学 张明珠 1321198346
摘要:黄春明小说中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小人物。这些小人物在台湾社会转型过程中面对命运的挑战时，有的表现出顽强的意志力，不向命运低头，坚持维护了自己的尊严；有的表现出了迷惘和不知所措，最终走向了不幸的深渊；有的则是向社会向命运屈服，为了一己私利，丧失了自己的尊严。通过这些形形色色的小人物，不但表现了黄春明对转型期社会的现代文明对小人物逼迫的同情，也表现了黄春明对转型期社会矛盾的思考和批判。 关键词：黄春明 小人物 迷惘 坚持
黄春明是台湾著名的乡土文学作家，从60年代后期开始以家乡兰阳平原为背景，描写形形色色的小人物。描写小人物在台湾社会转型时期，在面对巨大的生存压力时的迷惘、坚持和挣扎。黄春明之所以要选择“小人物”作为自己小说的主人公，是因为他觉得自己也是小人物的一员。他曾在散文当中说到：“像我的小家庭，我和太太、婴儿一家三口，而当爸爸的我，竟然是自私自利的梦想着当一个作家，那是很悲惨的事。”1正是因为亲身体验到了小人物生存的困苦，才能感同身受小人物生活的艰辛，深切理解小人物生活的困苦，也使黄春明内心被小人物的坚持震撼，成为了“小人物的代言人”，代替小人物诉说他们的不幸与坚持，控诉社会对小人物的逼迫，思考转型期社会的矛盾。
一、坚持理想与尊严的小人物
1、对原始乡土的坚持
黄春明笔下的部分小人物在面对现代文明的冲击时，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他们虽然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受尽了磨难，但是却从未失去对生活的希望，依然坚持自己的尊严，与命运做最后的抗争。他们是《青番公的故事》里一生积累了丰富耕作经验，希望自己的子孙继承自己田地的青番公；是《溺死一只老猫》里保卫传统文化失败只能跳水自杀的阿盛伯等。
《青番公的故事》是黄春明发表于1967 的小说，也是黄春明小说中最有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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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春明：《一个作家的卑鄙的心灵》，庄明萱等选编：《台湾作家创作谈》，福州市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52页。
漫精神的乡土文学作品。小说中塑造了青番公这样一个大地英豪似的人物，他希望靠自己一个人微薄的力量来捍卫“歪仔歪”这个如同神话般纯净自然的土地不被现代文明所侵蚀做出了自己的努力。《溺死一只老猫》同样是1967年发表的小说，是《青番公的故事》的续篇。小说的主人公阿盛伯是资本主义入侵传统农业后，老一辈村名苦苦抵抗挣扎的代表。
青番公年轻时，曾遭遇摧毁天地和家园的大洪水，村民死了大半，青番公的家人也全部丧命于洪水。洪水退去之后，不仅房屋全部被毁，原本开垦出的良田也都变成了石头地。可是青番公和其他的村民并没有被打倒，而是重振信心，一块地又一块地靠双手重新开垦出了良田。正是这群淳朴的村民坚持不懈的精神，家园才得以重建。也正如小说中所说的，后来洪水一次又一次地侵扰“歪仔歪”这片土地，可是村民们靠自己的双手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洪水，保护了自己的家园。所以，意识到现代文明对这片淳朴的土地侵蚀的时候，青番公内心充满了不安，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再一次击退现代文明“大洪水”的侵袭。他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孙子阿明身上，他迫切地想要把自己一生积累的宝贵经验和对这片土地无限的热爱传给阿明，千叮万嘱地希望阿明能够牢记这些智慧和经验，更希望阿明能够继承自己靠双手守护的田地。
《溺死一只老猫》中，因为街仔人要在阿盛伯居住的清泉村建游泳池，这使得阿盛伯等老一辈很是忧虑。因为建游泳池会损坏村庄天然的地理，损坏村里的风水，并且游泳池里男男女女的穿着有伤风化，会教坏村里的子弟。为了保护自己村庄的淳朴、单纯，以阿盛伯为首的村民与街仔人展开了四个回合的斗争。从凝聚全村团结一致地辩论到聚众持械阻碍施工，以村民们彻底的失败结束了前两个回合。在村民们都放弃的情况下，阿盛伯不放弃地进行了第三回合：向县长陈情。可是县长像踢皮球似的把阿盛伯踢到了建设科，在建设科碰了一鼻子灰的阿盛伯无力抵抗官商勾结的开发计划。泳池如期建成，无力回天的阿盛伯只能以死来进行第四个回合的抗争。
无论是青番公还是阿盛伯，他们坚持和捍卫的不仅是对自己生活的土地和风俗，更是自己的生命价值和尊严。青番公亲自见证了“歪仔歪”的重建和洪水一次次的侵袭，他的喜怒哀乐全部来自于这片土地，正是有从荒滩到良田艰苦奋斗的经历，才成就了青番公生命的价值。对土地的遗弃和侵蚀，就是侵蚀了他生命
的价值；同样街仔人对清泉村的任意“消费”，也是对阿盛伯尊严的践踏。所以，青番公和阿盛伯坚持的不仅是对原始的乡土土地和风俗的维护，更是对自己生命价值和尊严的维护。尽管青番公和阿盛伯最终只能以失败告终，但是青番公和阿盛伯对乡土文明纯洁性的捍卫，对自己赖以生存的家园的维护，体现了劳动人民的勇敢和坚定，更体现了人的尊严。
2、对理想的坚持
对理想的坚持最典型的就是《看海的日子》中的白梅。当了十四年妓女的白梅不仅在社会上被视为下贱，就连自己的家人都轻贱她。为了找回自己失去的尊严，走出自己被异化为“性”的困境，她开始了对自己人性的寻找。最终她把希望寄托在借一个男人生一个孩子上，通过母亲的角色来重新树立自己作为人的尊严而不是“性”的符号。最终白梅通过自己的努力，突破重重阻挠，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以一个母亲的角色重返社会并获得了自己作为人的尊严。“她借助婴儿的诞生在母爱与人性光辉的洗礼中洁净了自身，成就了自我的拯救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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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梅正是因为对自己理想的坚持，才实现了自我的拯救，找回了自己的尊严。
白梅幸运地实现了自己的理想，而《鱼》中的阿苍却没有实现自己小小的理
想——带一条鱼回家。住在山上的阿苍答应爷爷下次回家带一条鱼回家（山上想吃海鱼不方便）。阿苍为带一条鱼回家的小小的理想整整准备了一年，可是在回家的路上，鱼不慎掉在路上被车轧成了糊。虽然鱼被轧成了糊，可是带鱼回家的的理想是阿苍孝敬阿公的孝心，也是他对弟妹爱的表现。
无论是白梅对理想的坚持，对尊严的追求，还是阿苍对“带回一条鱼”这一小小理想的坚持，都反映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对生活的卑微希望，这种希望支撑了他们某一阶段的生命历程。在追求希望的过程中，小人物保持了自己生命的尊严。也正是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使一代又一代的小人物坚强而有尊严地生活下去。
二、迷失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小人物
黄春明笔下的小人物中，在台湾社会剧烈转型的过程中，有的坚持自己的理想，坚持守护自己的生命价值和尊严，有的却迷失在社会的急剧变化中，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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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成：《大地之子：黄春明的小说世界》，作家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第163页。
自己生活的方向，甚至沦落洋老板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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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化进程中迷惘不知所措的小人物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台湾在“美援”和“外资”政治导控下，小农经济迅速瓦解进入资本主义经济，传统的农业社会也迅速瓦解转变为工商业社会，并且工商业对农业的大肆榨取使广大农民承受更大的生活压力。为了维持生计，农民不得不进城沦落为廉价劳动力。
《两个油漆匠》中的猴子和阿力就是为了摆脱乡下的贫穷，到大城市寻找生计，希望改变自己贫穷的生活。可是城市却没有给他们理想的生活，只给了他们微薄得不能再微薄的工资、繁重的劳动和无尽的压抑。对工作的不满、心情的压抑和对家乡的思念，使猴子和阿力找不到生活的希望，迷惘的他们只能到高楼顶聊天诉说苦闷，却被警察和记者误以为要自杀。从傍晚到深夜，越是解释自己不是想要自杀就越被认为有预谋。虽然猴子和阿力筋疲力尽，警察和记者依然不让他们走，最后，采访、拍照、进入电视，拆开了他俩在家人面前的谎言，也抹杀了他们最后的尊严。于是，本不想自杀的猴子从高楼上倒栽了下去。工商业对农业的压榨使得他们脱离土地到城市来寻找生计，城市里资本家的压榨和剥削使他们走上高楼排遣苦闷，警察和记者对他们唯一的一次“关心”剥削了猴子仅剩的一点在家人面前的尊严，让猴子不得不走上绝路。“两个油漆工的下场让人看到：工商化的城市对小人物的挤压似乎并不野蛮，其实非常残酷，也非常荒谬。‘猴子’不是受害的第一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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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做洋奴，丧失尊严的小人物
同样是在“美援”和“外资”政治导控下，瓦解的不仅台湾原有的经济体制，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也随之日益没落，民众原有价值体系也受到很大影响。整个社会笼罩着资本主义的“市侩风气”：唯利是图以及对亲情和道德的无视。《我爱玛莉》中的大卫?陈便是在台湾沦落为美国等国家的“新殖民地”时，迷失自我，丧失尊严，向往西方式的生活而甘做洋奴的典型。
大卫?陈原名陈顺德，本是中学的教员，就因为进了洋机关，尝到了当洋奴的甜头，就以西方生活方式为最高价值取向，连自己的名字都忘了。为讨洋老板欢心，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英文“David”,翻译成中文也就是大卫。洋奴买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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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天骄：《黄春明笔下乡土小人物生与死的意义》，《河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卷第1期，1999年3月，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