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尔巴哈论 解析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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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济基础决定哲学、宗教等社会意识。(21—25段) 第一,经济基础决定哲学的产生和发展。(21段) 哲学是“更高的即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它是以高度的概括的观念形式反映社会存在的,它与政治法律比较,同经济联系更间接更疏远。但是,任何意识形态都要受到政治的约束,为政治服务。哲学也不例外,从现象上看,哲学好像只与政治有联系,而与经济基础无关。其实,哲学与经济基础的联系是存在的,只不过被政治这一中间环节弄模糊了。恩格斯通过下述史实论证了哲学与经济基础的联系。

十五世纪到十六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它同资产阶级的发展过程相适应的。市民阶级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迫切要求发展文化,以反对封建的蒙昧主义的统治,它虽然打着复古的旗号,但实质是发展资产阶级的文化,这个要求反映到哲学上就是早期的唯物论。

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英国的培根、霍布斯的哲学是资产阶级要求发展科学技术在哲学上的表现。以后出现的洛克哲学,则是不彻底的唯物主义,实际是1688年资产阶级妥协的产儿。至于以后出现的贝克莱和休谟的哲学,则是资产阶级走向反动的一种代表。

当说到德国的情况时,恩格斯指出:“在黑格尔那里,这一情况我们上面已经说明过了。”(p46&p250)

由此可见,哲学与经济基础是有密切联系的。它是从世界观的高度反映这个阶级的经济利益。在我们看到的哲学家当中有许多就是经济学家,如英国的休谟、法国的狄德罗等。这个情况就表明哲学与经济基础的联系是十分明显的。

第二,经济基础决定了宗教的产生、发展和改革。(22—25段)

宗教这一社会意识形式,离开物质生活最远,似乎同社会物质生活不相干,但实质上它的产生、发展以及变革,是受经济条件所决定的。

从宗教的产生看,它是由原始的经济条件决定的。恩格斯说:“宗教是在最原始的时代从人们关于他们本身和周围的外部自然界的错误的、最原始的观念中产生的。”(p46&p250)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非常低下,人的科学知识贫乏,思维能力很低,不能正确理解自身的生理和心理现象,也不能理解自然现象,因而认为周围世界存在着一种主宰人类命运的存在物,并产生了对自然现象崇拜的原始宗教信仰。如把风、雨、雷、电等自然力当作神力来崇拜。在原始氏族部落中,以动物作为本氏族崇拜的专门偶像等。原始社会中对各种自然物的崇拜,就是原始宗教。可见,宗教的产生同原始社会的经济条件密切联系着的。

宗教同其他意识形态一样,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它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改造,按其自身的规律发展。这样,它好像同经济事实毫无联系一样。实际上“头脑中发生的这一思想过程,归根到底是由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p46p250)因为人们的头脑对现存观念材料的取舍,归根到底是由以人们的经济利益为转移的。

从宗教的发展来看,也是被社会的经济关系决定的。原始社会的各氏族,由于生活条件不同,宗教也不统一,各自都有自己氏族的神,因此表现为多神教。各氏族的神,随着氏族的发展而发展、灭亡而灭亡。到了奴隶社会,出现了国家,罗马经过了200多年的武力扩张,建立了罗马世界帝国,这时旧有的氏族没落了,他们信奉的神也没落了。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为了经济上、政治上统治的需要,便用世界宗教即基督教这一种神权来代替了原来的多神教。于是“新的世界宗教,即基督教,已经从普遍化了的东方神学,特别是犹太神学同庸俗化了的希腊哲学、特别是斯多亚派哲学的混合中悄悄的产生了。”(p47&p251)基督教吸取了东方各国流行的太阳神教、特别是巴勒斯坦地区流行的犹太教关于上帝创造世界、拯救众生的理论,将其与罗马帝国时期流行的新柏拉图主义和斯多葛主义的神秘主义,“灵魂不灭”、宿命论、禁欲主义等思想结合起来,创立了基督教的上帝形象和一套关于创世、原罪、天国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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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一体等荒谬的学说,为罗马帝国的统治阶级麻痹人民的政策服务,后来被定为国教。到了中世纪,随着封建制度的建立与发展、与封建等级制度相适应,基督教采取了封建教阶制度,世俗的封建国家有皇帝或国王,下设公、侯、伯、子、男等各种爵位,而教会内也有教皇、红衣主教、大主教、主教、神甫等各种等级。随着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市民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势力逐渐强大,基督教又分裂为维护封建贵族利益的天主教和反映新兴市民阶级利益的新教。之后,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现代无产阶级的前身,城市平民、零工和各种仆役力量不断壮大。新教又分化为两派,即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市民温和派和代表广大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利益的平民革命派。可见,宗教的发展变化,是由经济关系的变化而决定的。

再次,从宗教改革运动的发生和结局来看,更是和社会经济关系、阶级关系分不开。 恩格斯指出,最初在法国南部的阿尔比城兴起的新教,虽然被罗马教皇组织的十字军镇压下去了,但它是不可根绝的。因为它是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级的日益强大相适应的。从十六世纪开始发生的宗教改革运动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第一次大规模的宗教改革运动发生在德国。1517年,罗马教皇的特使到德国拍卖赎罪券剥削人民,维登堡大学的神学教授马丁·路德代表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反对拍卖赎罪券,提出了关于宗教改革的95条论纲,路德揭露了教会僧侣的腐朽和虚伪,斥责了教皇骗取民财的无耻行径。他主张取消封建教阶制度,摆脱罗马教皇的控制,建立一个服从本国世俗政权的“廉价教会”。路德还宣扬信仰是个人的事,教士不应干预。这些主张得到各阶层的支持。但是支持者的动机各不相同,农民、平民支持宗教改革,是想改变现存的剥削制度;贵族、诸侯则希望通过改革取消教会权利。在宗教改革中有过两次重大的起义。1522年,下级贵族举行暴动,结果被击溃。1524年托马斯·闵采尔又领导了农民起义,这次起义声势浩大,遍及德国大部分领土,全国有三分之二的农民都投入了这个斗争,使这个革命发展到了顶点。但是,由于市民阶级的背叛和农民力量的分散,革命被各邦君主的军队镇压下去。君主贵族乘机夺取了天主教会的大量土地和财产,“攫取了革命的全部果实”。(p48&p252)从此,各部君主间长年进行争权夺利的战争,使德国处于四分五裂的封建割据局面。“从那时起,德国有整整三个世纪从那些能独立地干预历史的国家的行列中消失了。”(p48)路德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衰和德国农民战争的失败,充分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和动摇性。

德国宗教改革遭到了失败,而在法国又掀起了第二次更大规模的宗教改革。法国的加尔文,以真正法国式的尖锐性突出了宗教改革的资产阶级性质,使教会共和化和民主化。加尔文创立了所谓“先定”学说,宣扬一个人能否得救都是由上帝预先决定了的,某些人发财致富,因为他们是上帝前定的“选民”,而多数人受苦受穷,则是因为它是上帝前定的“弃民”。这显然是为了资产阶级牟取暴利的行为作辩护。加尔文还对宗教的组织进行了改革,提出教会是选民组织,主张把封建教阶制教会改革为具有民主共和色彩的“选民公社”,规定教会的教职由选举产生,并企图建立了一个政教合一的神权共和国。

由于加尔文教的主张更集中地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很快成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在当时资本主义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里,加尔文教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迅速成为日内瓦、荷兰和苏格兰共和党人的旗帜。当时属于西班牙和德意志统治下的荷兰人,相当多的接受了加尔文教,他们在加尔文教外衣的掩护下发动了尼德兰革命,使荷兰摆脱了西班牙和德意志的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

加尔文的宗教改革运动在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中也掀起了重大的作用。资产阶级革命前,英国建立了以国王为首的国教会,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对加尔文教进行了迫害。1642年,克伦威尔在加尔文教义的旗帜下发动革命,终于推翻了斯图亚特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1660年王朝复辟,加尔文教又遭到残酷迫害。1689年,资产阶级再度发动革命,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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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资产阶级和一部分贵族妥协而告终,建立了君主立宪制。由于这种妥协,国教会再没有恢复到从前的形式,而是强烈地加尔文教化了,它被涂上了民主共和的色彩,连礼拜日都采用了加尔文教的形式。加尔文教之所以能够胜利,是由当时英法等国资产阶级力量的强大决定的。

总之,宗教改革运动的发生和成败都同当时的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有关,都是由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状况决定的。

最后,资产阶级革命是否利用宗教,也是以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为转移的,英国、荷兰的资产阶级革命是在加尔文教的外衣的掩盖进行的。而十八世纪的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则完全抛弃了宗教外衣。这一方面是由于路易十八对加尔文教的镇压,不允许其活动,这就使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没有利用宗教形式的可能。而另一方面是十八世纪的法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充分的发展,资产阶级足够强大,并且形成了独立的意识形态——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所以法国革命不仅不需要披上宗教的外衣,而且还将矛头指向了与封建专制制度勾结的宗教。从此,基督教踏进了最后阶段,“它已不能成为任何进步阶级的意向的意识形态的外衣了;它越来越变成统治阶级专有的东西,统治阶级只把它当作使下层阶级就范的统治手段。”(p49&p252—253)

由此可见,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一方面表现在他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它本身的发展具有继承性。“总要包含某些传统的材料,因为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p49&p253)但是,这种独立性是相对的,因为对传统材料必须有所取舍,取什么,舍什么,不是由思想家们的主观愿望决定的,而是由人们的阶级关系及经济关系决定的。

总之,国家、政治制度、法律以及哲学宗教等等上层建筑,都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但这绝不意味着上层建筑只是一种消极被动的因素。恩格斯曾明确地说明,“我们在反驳我们的政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明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它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马恩选集》V4P476—477) (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是哲学发展史上的根本变革。(26段)

这一段是第四章内容的小结,概括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发展的伟大革命。

恩格斯指出,上面所谈的只能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一个概述,人类社会历史为这些原理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著作中,对这些原理已作了充分的论证。唯物史观的出现,意味着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并意味着哲学发展的伟大变革的最后完成,一切旧哲学的破产和终结。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家们有一种狂妄的企图,他们想把一切具体科学的内容都包括在自己的哲学体系之中,把自己的哲学凌驾于一切具体科学之上,他们哲学体系中自然哲学部分是各门自然科学的总和,历史哲学部分则是各门社会科学的总和。这样,具体科学的研究对象成为哲学的研究对象,哲学本身却没有独立的研究对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结束了这种作为“科学之科学”的旧哲学,使哲学成为研究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变化一般规律的科学,成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哲学不再是包罗万象的思想体系,不再是没有自己专门对象的学问了。

恩格斯在叙述旧哲学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内最终被逐出去之后,说旧哲学“要是还留下来什么的话,那就只有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指辩证逻辑),即研究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这是其他科学所不能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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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它主要作为一个研究的部门独立地存在、保留下来。同时,从古代直到现代许多哲学家对形式逻辑和辩证法有很多研究成果,经过改造仍然可以利用,所以恩格斯曾在“反杜林论”中说:“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反杜林论》P23)

那么,在今天,随着科技进步发展,随着思维领域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我们也可以说,关于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实证研究也可以归为具体的思维科学去了。真正的哲学只研究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三个领域最一般最普遍的发展规律。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家也提出了一些先进的哲学理论,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在他们的哲学中辩证法和唯物论,自然观和历史观总是脱节的。如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唯心的辩证法,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其历史观又是唯心主义的。所以从内容上看都没有形成真正科学的理论体系。正因为如此,以前的哲学家大多不是根据自然界和社会的本来面貌,而是根据自己的主观想象来说明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之根本不同,它实现了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有机结合,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这样,不论是在自然界还是在社会历史领域,它都用事物之间的本来联系,取代了过去哲学家从头脑中幻想出来的联系形成了完整严密的科学的理论体系,使哲学在内容上发生了一次质的飞跃。

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完成了哲学领域的一个伟大变革,自马克思主义哲学出现以后,一切旧哲学终结了,哲学的发展开始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结束语

主要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给工人阶级以锐利的精神武器,“德国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p51&254)

1848年革命后,有“教养的”德国资产阶级完全丧失了原来“曾经是德国的光荣的伟大理论兴趣”,原来“在理论上毫无顾忌的精神也随着古典哲学的终结而完全消失了;起而代之的是不动脑筋的折衷主义,是对职业和收入的担忧,直到极其卑劣的向上爬的思想。”总之,这时资产阶级的兴趣已不是在哲学家的书房里搞思辨哲学,而是醉心于证券交易所里的投机活动了,而代表他们和现存国家的思想家,已同工人阶级处于公开敌对的地位。

恩格斯在揭露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趋于反动,而失去理论兴趣以后,热情地歌颂了工人阶级。他说:“德国人的理论兴趣,现在只是在工人阶级中还没有衰退,继续存在着。工人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最革命的阶级,它没有对地位、利益的任何顾虑。”“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于工人的利益和愿望。”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也是工人运动的产物,正因为如此,恩格斯才强调“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与1845年春天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写的,当时是以《关于费尔巴哈》的标题写在他的1844—1847年的笔记本中。现在的标题是《马恩全集》俄文第二版的编者加的。这个提纲在马克思生前没有发表过。1888年,恩格斯对这个不是为出版而是供进一步研究用的文件,作了某些文字上的修改,把它作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单行本的附录第一次发表出来。

马克思之所以写作《提纲》,是为了适应当时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19世纪三十、四十年代的西欧各国,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日益走向高潮,开始由分散的单纯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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