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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这样既缓和了荀子性恶论带来的人际关系的紧张，也克服了孟子“尽心”说的空疏和“人皆可以为尧舜”的盲目乐观。正如聂振斌所指出的：“儒家的人性论思想，从孟子性善说开始，经过荀子性恶论的反驳，至《乐记》则加以折衷、综合，使人性论思想得以逐步发展和完善。这正是一个正——反——合的辩证过程。”［8］因外物直接影响到人性的发展，所以必须要施行礼乐教化。这就是献王提出“治道非礼乐不成”的人性论依据，也是“实事求是”理论的基点。基于这样的人性论，献王不仅强调了礼乐教化的重要，也重视客观经济基础对人成长的重要。这从刘向《说苑·建本篇》保存的一条佚文可见：“河间献王曰：‘管子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谷者，国家所以炽，士女所以姣好，礼义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尚书》五福以富为始。子贡问为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此治国之本也。’”如四库馆臣所指出的：“其议论醇正，不愧儒宗。” 对献王作《乐记》的发明绍述之功，宋儒黄震说：“《乐记》第十九，孔氏疏谓此书有乐本、有乐论、??盖十一篇合为一篇。且谓汉武帝时河间献王与诸生共采《周官》及诸子所作。愚按此书间多精语。如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如曰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皆近世理学所据，以为渊源，如曰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又晦庵先生所深嘉而屡叹者也。”［9］（卷21）由这段话可见其在儒学思想史中的重要地位，对宋学的影响之大。所以在宋儒看来，献王的卓识和思想远远超过同时代的儒者。叶适在《习学记言》卷二十三中说：“河间献王得《周官》??先王孔子之道，赖以复传，于今其功大矣。贾谊、董仲舒之流不能望其十一也。??班固言王答诏策三十余事，推道术而对，得事之中，文约指明，此亦过谊、仲舒之流远矣。”明唐世隆则从道统的高度赞扬献王们发明绍述之功于关闽濂洛诸儒，固不多让： 当时学士大夫咸宗之，而毛苌，贯长卿博士各师授，亦有据而发明之。率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传之道，载于《诗》、《书》、《礼》、《乐》、《周易》、《春秋》者，既晦而复明，既坠而复续。万世而下得有所见闻，人心赖以私淑，风俗赖以维持，道统之在天下，后世殆犹木之有根干，枝万叶而延蔓者□□也。犹水之有源干流，干流万泒潆洄之可□也。夫以世远言湮，经残教驰之后，犹能有功于道统如此，其视关闽濂洛诸儒，发明绍述之功，固不多让。［7］（《文苑志》） 曾国藩指出：“近世干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名目自高，低毁日月，亦变而蔽者也。”［10］（《书学案小识》）这里曾氏准确地指出了“实事求是”的两层内涵，如其所言清代之考据学、宋明理学都与河间的“实事求是”之学有密切的渊源。由此可见河间献王及河间众儒对我国学术思想史的重大贡献和影响。 三、河间献王与武帝朝的学术关系 把献王和河间儒者的学术活动放在其所处的时代中来考察，不仅更清楚地看到献王悲剧命运的必然性，也清晰地看到整个景武之世儒学的发展与变迁。如《剑桥中国秦汉史》所言，汉帝国最初是“在现实主义原则和试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11］(P27)的。前代留下了两种建国模式一为封建，一为郡县。二者都不太成功，前者导致后来列国间频繁的战争，而后者如史家所说的“内亡骨肉本根之辅，外亡尺土藩翼之卫”，皇室孤弱，很难应对大的社会危机。因此，关于封建与郡县的争论一直持续不断，成为政治与学术争论的焦点，如钱穆所说：“封建、郡县两政体之争论乃当时最要一大事。”［12］(P121)汉帝国最初吸取了秦亡教训，实行封建与郡县并轨制的试验。但很快封建的弊政就暴露出来，先是异姓诸侯王叛乱不断，当异姓诸侯王叛乱被相继削平之后，同姓诸侯王对中央的威胁又加剧。中央和王国间关系日益紧张，最终导致了七国之乱。战争对帝国的重创，使帝国坚定了削藩的决心，政制已完全向郡县制倾斜。七国之乱标志着封建制试验的失败。此后帝国加速了郡县制大一统的步伐。《汉书·诸侯王年表》曰：“景遭七国之难，抑损诸侯，减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谋，作左官之律，设附益之法，诸侯惟得衣食税租，不与政事。”到武帝中期以后郡县制在汉帝国内基本确立。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下载安装 原版全文 但这并不意味郡县制潜在危机已经消除，推行封建周制的呼声，特别在儒者中间仍然很强烈，尤其是以献王为首的河间儒学为代表。深入分析就能发现：河间无论是搜求整理经典、兴修礼乐，还是发明绍述，其所有学术活动都是紧紧围绕周制和周代的礼乐文化展开的。河间经典众多，但班固仅列《周官》、《尚书》、《礼》、《毛诗》、《左传》等经传说记，此史家“辨章学术”之笔法，以此说明河间主要学术内容。这里班固首列《周官》，更意在说明这部经典对河间儒学的中心位置。《经典释文序录》云：“河间献王开献书之路时，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冬官一篇，乃购千金不得，取《考工记》，以补之。”如其说属实，说明献王不但亲自参与了《周官》面世之前，整理校残的工作，还亲自着手进行补缺的工作，可见献王对此经的特别重视和精习。这部系统反映周代官制和国家政制的大典，可以说正是河间主张推行周制最有力武器，直接构成了对既缺乏法理和实践基础，
又没有严密体系的郡县制的直接威胁。因此，中央对这部经典反对也最为激烈，武帝骂之“末世渎乱不验之书”，并亲自“作《十论》、《七难》以排弃之。”［13］(序周礼废兴) 进一步研究会发现《周官》作为一部标榜周制大典在河间出现并非孤立事件。据《礼乐志》，时河间言礼乐古事典籍有“五百余篇”之巨。遗憾的是，这些典籍除《河间献王传》所提及的外，在《艺文志》中未有明文。但据《艺文志》儒家类：“《周史六韬》六篇。惠、襄之间，或曰显王时，或曰孔子问焉。《周政》六篇。周时法度政教。《周法》九篇。法天地，立百官。《河间周制》十八章，似河间献王述。”刘向歆父子将这些典籍与《河间周制》放在一起，很有可能它们都同属于这批文献。如果把这些文献放在一起来考察，我们更有理由认为，在当时典籍残灭的时代，这些上古典籍在河间却批量的、集中的有系统的出现，这其中虽少不了聘求幽隐、校残补缺的工作，但恐怕也少不了根据现实政治的需要，总结前代经验，发明绍述，试图系统化的构建政治蓝图的工作。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从《周礼》以外文献、实物来考证它的名物制度，则显得博杂不一，而从其内在思想体系上则“广大周密”。 一种国家政治制度必然要求有配套文教的制度。《汉书·礼乐志》：“今汉郊庙诗歌，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调均，又不协于钟律，而内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乐府，皆以郑声施于朝廷。”历来说家对武帝扩建乐府，采用新声的原因都有各种说法，但多没有提及一个更深层也是最重要的原因——这一时期帝国政制仍然在试验和摸索中，雄才大略的武帝立乐府，采郑声决非一般贪图享乐和个人喜好，或是对古乐的反感。因为当时虽“天意已换新局”但“人情犹拗于故见”，复兴古礼乐的背后，伴随的将是对整个古代周制的回归，和强大的被压抑儒家的复古思潮，这最终将危及大一统帝国郡县制的政体。在武帝看来必须以新的礼乐制度以适应新的国家政体的需要。这在给董仲舒的《制》文说得很清楚：“道世务而未济，稽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难行，毋乃牵于文系而不得骋与？将所繇异术，所闻殊方与？” ［14］ （《董仲舒传》）乐府的扩建，采用郑声，正是对此思想的贯彻。也正是这个原因，所以尽管历次大儒要求复兴古礼乐，匡正国家祀仪大典，都未被汉廷所采纳。所以有班固在《汉书·礼乐志》中的感叹：“今大汉继周，久旷大仪，未有立礼成乐，此贾谊、董仲舒、王吉、刘向之徒所为发愤而增叹也。” 而此时河间献王不但通过作《乐记》在理论上较为系统地阐发了他的“治道非礼不成” 的思想，并旗帜鲜明地反对和公开批评朝廷的新乐，认为它们是郑卫、桑间濮上之音，是亡国之音。而且他还集天下雄俊硕儒在河间大规模地搜集言礼乐古事的文献材料，兴修礼乐。通过二十多年努力，雅乐系统基本恢复和完成，而礼制也从士礼到天子礼草具规模。这给以借故古代礼乐陵夷不可复完、而拒绝推行礼乐的中央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当然为中央所不能容忍。献王来朝献雅乐和八佾之舞更激怒了武帝，为巩固新生郡县制帝国统治，以至武帝不得不决定要除去这个不同政见的对手。 为应付来自河间儒学鼓吹封建周制的压力，雄才大略的武帝一方面是政治上的打压，一方面也利用中央的有利条件，分化和培植一批愿与中央合作的儒学精英，进行与郡县大一统相适应的新儒学的建构，于是以董仲舒为宗的新儒学在汉代应运而生，其经典被立为学官，成为官方儒学，很快发展起来。这样儒学在景武之世逐渐形成了两大系统，一是以献王为宗的河间儒学，其核心是周制、周礼，被长期抑制于民间；一是以董仲舒为宗的中央儒学，其核心是大一统、强干弱枝，成为官方儒学。两大儒学系统在发展中相互冲突、交融、合流，对汉代及后世儒学产生了深刻影响。由于它们所依据的经典文本有着今古文的不同，又被后世称为“今古文经学”，它们之间争论被称“今古文之争”。 参考文献： ［1］ 何焯．义门读书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7． ［2］ 王先谦．汉书补注［Z］．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 ［3］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4］ 钱穆．秦汉史［M］．台湾：东大图书股分有限公司，1957． ［5］ 戴震．戴震全集：第3册［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 ［6］ 李致忠．古书版本学概论［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 ［7］ 唐世隆．修河间献王陵庙碑记［A］．清杜甲．河间府志．［M］乾隆年间刻本本． ［8］ 聂振斌．大乐与天地同和［J］．江苏社会科学，2002 ,(5) ． ［9］ 黄震．黄氏日抄［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C］．东方书局印行． ［11］ 崔瑞德，鲁惟一．剑桥中国秦汉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12］ 钱穆．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13］ 贾公彦．周礼注疏［Z］．十三经注疏本． ［14］ 班固．汉书 ［Z］．北京：中华书局，1997． 责任编辑：马卫东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下载安装 原版全文 河间献王与景武之世的儒学 成祖明
3、由《汉书.刘德传》说起
由于今文经备受朝廷推崇的地位、儒学成为当时炙手可热的学问，董仲舒也成为当时最有名气的博士。这无疑又是一种朝廷尊儒的表态，这对于远在河间、尊儒崇儒的刘德来说，不会是一件坏事。
“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155）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而游。”
这是《汉书》中对刘德在河间封国生活最大篇幅的直接记载，可以说，刘德在河间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是其真实性情的一种体现，就是拿到今天，刘德的治学态度无疑也会使其成为一位大家。
中国历史上藩王诸侯王无数，如刘德者寥寥无几。
通过刘德与河间博士们的积极努力，河间封国的儒学造诣达到了很高的程度，需要格外说明的是，刘德的儒学为古文经学，多来源于先秦古籍，更接近于孔子的儒学，而长安太学博士们的儒学为董氏的今文经学。在本质上，这是学问上实事求是与政治上的牵强附会之间的差异。可刘德或许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武帝时，献王来朝，献雅乐，对三雍宫及诏策所问三十余事，其推道术而言，得事之中，文约指明。” ——《汉书·刘德传》
据《史记》记载，刘德来朝是在武帝建元五年（前136）冬十月，即初置五经博士同一年，或许我们可以猜想，进京路上的刘德，心情一定是急切的，并有许多话、在他看来有益于儒学的话，要说。
从以上史料可以清晰的看出，这次进京，刘德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献雅乐”，一是“对策三雍宫”。汉武帝在三雍宫召见了刘德，向他“问以五策，献王辄对无穷”。 这应会是一次精彩对话，《汉书·艺文志》中本有《河间献王对上下三雍宫》三篇，但今已失传，使我们无缘欣赏刘德当时的“辄对无穷”了。
但刘德对古文经籍的收集整理以及自身的学术造诣，单从学术上讲，应该会得到长安博士们的赞赏与钦佩，其在河间封地对儒学的积极响应也理应得到朝廷的嘉奖。然而，刘德不会想到，他所做的一切，并没有得到汉武帝的一丝赞赏。
《史记·五宗世家》集解记载：“ 孝武帝艴然难之，谓献王曰：“汤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 这段话大概意思是说，商汤、周文王，都是以地方小国夺取了天下的古代贤王。河间王你要以他们为榜样共勉。
汉武帝把他对河间王刘德的担心与警告，已经不能说的再明了、再露骨了，对于一直小心翼翼、一片痴心、热心的刘德来说，无疑是当头一盘冷水泼下，打击之深可想而知。
汉武帝也用行动向刘德再次摆明了他的警告，我们从以下引文中，间接亦可管窥一二：
《汉书. 艺文志》载：是时，河间献王有雅材，亦以为治道非礼乐不成，因献所集雅乐。天子下大乐官，常存肄之，岁时以备数，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庙皆非雅声。
《汉书·艺文志》又载：“三家皆列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
也就是，对刘德所献的雅乐虽命乐官经常演练却并不常用，对于其力推的《毛诗》也进行打压，并未列入官学的范畴??
至此，刘德终于明白，自己对朝廷的积极响应、无二心的日夜努力，在汉武帝看来，都是对皇权的一种觊觎，与挑战。
回到封国河间后，刘德“归即纵酒听乐”，这样的行为绝不会是刘德真正的性情所好，也多不会是为了做给戒心重重的武帝看，只能是刘德内心一片苦楚的真实表露——对自己天真与痴心的负气与嘲弄，更有无限的不解与失望，痛苦与无奈吧！？
这一点上，刘德的确没有同为藩王的中山靖王刘胜，对武帝内心理解的透彻，“日听音乐，御声色”于刘德而言，只能是一种麻醉与折磨。
建元六年春正月，刘德从长安回来的四个月后，于河间抑郁而终。 4、刘德的悲剧人生
当然，就如前述所说，武帝对刘德的戒心不会来源于其对儒学的精深学术造诣，而是另有其因： 1、刘德对王道的热心让汉武帝感到不安。刘德在与汉武帝的对话中无疑说出了自己对“治道”的种种想法，而且很可能“得事之中”，这一切在刘德看来，只是单纯而善意的建议，却让汉武帝不无吃惊而又顿生戒心，在刘彻看来，刘德是有政治头脑的，一位深谙治国之道的藩王无疑要比那些“乐酒好内”的藩王，对中央集权的威胁，更多。这是汉武帝最不希望看到的；
2、某种程度上，河间儒学成为加强皇权政治主张上的绊脚石；刘德与汉武帝在治国之道的想法上大体是一致的，“亦以为治道非礼乐不成”，但本质上刘德的“儒学”和汉武的“儒学”有很大的差异，汉武帝要独尊儒术，也只是要独尊更有益于中央集权的董氏儒术，这样看来，源于先秦古籍的河间儒学无疑成为中央儒学的一种异己，这对于加强中央集权是无益的，必须进行打压。 3、刘德通过搜集古籍，藏书“与汉朝等”，倡导古文经学，使山东诸儒“多从而游”而在山东所建立的学术声望，在刘德看来或许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至多只能算是一种学术上的兴旺，而这种学术上的声望在汉武帝看来，随时可以转化为政治上的声望，这无疑对中央王权也是一种潜在的挑战。
4、刘德在诸藩王中的卓尔不群与学识渊博。汉景帝一共有十三个儿子被封为藩王，大多数骄淫失道，沉溺放恣，不是巧佞就是变态，而只有献王“大雅，卓尔不群”，这在武帝看来，是一种人格魅力上挑战。北宋时司马光曾有《河间献王赞》一篇，其中有对河间献王与其他藩王的简洁而精准的比较。 5、还有一点，刘德似乎忘了，他是废太子刘荣的同宗弟弟（同为栗姬所生），也是栗姬一支唯一尚存的藩王。
归根到底，刘德的母系血统、个人魅力、在河间所建立的学术声望以及其对治道的理解，在汉武帝看来都会成为加强中央集权的绊脚石与潜在威胁。
刘德在政治上的天真，无疑最终葬送了自己的命运。 5、写在最后
汉武帝的反应的确过度，在军事上，历经异姓藩王之乱及吴楚七王之乱的汉朝，中央王权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在经济上，自文景以来的休养生息政策也使社会前所未有的繁荣与稳定，这样的大环境下，藩王造反篡位基本已无成功的可能，但站在彼时彼刻，又不难理解汉武帝的敏感，建元之时，武帝初即位不久，北方匈奴、岭南南粤外患尚未解决，汉朝内部是经不起太多风浪的，早已蠢蠢欲动的淮南王刘安已让武帝头痛不已，谁又能保证刘德不会是另一个刘安呢？
从这种意义上讲，在汉武帝看来，中山王刘胜才应是藩王的典范。 刘德死后，中尉常丽以闻，曰：“王身端行治，温仁恭俭，笃敬爱下，明知深察，惠于鳏寡。”大行令奏：谥法曰：聪明睿智，曰：“献”，宜谥曰“献王”。
转眼间，千年已过
此时已到唐朝，却不是盛唐，而是安史之乱后满目疮痍的晚唐，以一首《枫桥夜泊》扬名后世的张继路过河间献王墓，文人多怀古，张继亦不例外，留有《河间献王墓》一首：
汉家宗室独称贤，遗事闲中见旧编； 偶过河间寻往迹，却怜荒冢带寒烟； 频求千古书连帙，独对三雍策几篇； 雅乐未兴人已逝，雄歌依旧大风传。
时间又过了差不多300年。
北宋嘉佑五年，即1061年，身为伴行使的王安石路过河间有感，做《过河间》一首，其中：“北行过河间，千载想贤王。”两句，大抵说明了王安石对当时朝廷的某种思绪......
北宋覆亡、宋室南渡之后，河间属金，完颜天德三年,即海陵王决意迁都燕京的1151年，金朝将河间国故地改为献州，献州之“献”，无疑得名于刘德的谥号，明洪武九年（1376）降献州为献县，自此献县之名一直沿用至今。
或许，这也是对刘德，一种最好的缅怀与记忆吧！
景州董子宅同高柏庄长者二首 落日窥园处，秋光繁露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