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六 文章2011年瞭望时评6-10期更新完毕开始阅读
农民工工资清欠不该难
年年要打工，年年有欠薪。农民工工资清欠成了当前中国一个老大难问题，但并非没有办法解决。据本刊记者日前在沪浙等地调研，只要政府功夫做到家，农民工工资并不难落袋。
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多为中小企业，需要广布触角，才能随时掌握欠薪动态。上海将全市划分为900多个“网格”，建立起一支2600余人的劳动保障监察协管队伍，各自对分管区域的工资发放情况进行动态摸排，以便在第一时间发现拖欠工资问题。
浙江也有107个市、县建立覆盖城乡的定位、定人、定责的网格化管理组织体系，全省93.7%的地区基本实现“多点投诉、统一受理、分片处理”目标，预计今年实现全省覆盖。
过去大量欠薪事件，因程序复杂，多头管理等，许多农民工走上漫漫讨薪路，维权成本很大。因此，发现问题之后，还需要快速解决，以免欠薪企业隐藏、逃遁，以保农民工正常生活能够维系。上海劳动保障监察部门与公安局110应急指挥中心建立起应急联动机制，实行“365天监察无休”，以最快速度处置农民工欠薪案件。加上工会、法院等多方合作，当地已对农民工欠薪争议建立起快立、快审、快调、快裁的特殊处理机制。
对欠薪单位追缴不及的情况难免出现，这就需要政府来托底。上海建立了专门用于保障劳动者工资支付的小企业欠薪保障金制度，并将审核权限和保障金下放到区县；还通过政府欠薪保障垫付的方式进行应急。浙江除建立工资支付保证金制度外，针对企业主欠薪逃匿或生产经营严重困难导致被拖欠职工生活困难的情况，所有县级以上政府都从财政拨款100万元建立政府工资支付应急周转金。
以前农民工讨薪往往取证不易，浙江实行的农民工考勤卡制度值得借鉴。卡上记录工作时间、工资标准、工资支付情况等内容，如果用人单位拖欠工资，记工考勤卡就成了农民工维权的“护身符”。
对欠薪企业，需有相应惩戒方能以绝来者。如浙江等地强化劳动保障诚信机制，利用诚信档案定级结果，实施分类监管，对诚信企业予以奖励，对失信行为加大处罚力度。对企业有严重拖欠工资等行为，建设、交通和人民银行等纷纷采取限制招投标、降低资质、停止信贷等方式，提高其违法成本。
上述措施收效明显，上海去年的欠薪案件同比减少三分之一，浙江的相关案件也实现五年连续下降。正所谓，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防泰柬冲突的发散效应
2月上旬，泰国和柬埔寨军队在两国存有争议的柏威夏寺附近地区发生冲突，双方都动用了火箭炮、大炮等重型武器，并导致双方人员伤亡；泰柬双方互相指责对方首先开火，并把“官司”打到了联合国安理会。
柏威夏寺建于公元10至12世纪，是印度教神庙，供奉着印度教三大主神之一的湿婆。泰国和柬埔寨在历史上都宣称对该寺所属区域拥有主权。1962年，海牙国际法院把柏威夏寺判归柬埔寨所有，但泰国对这一裁决持有异议。2008年以来，两国曾经在该地区多次发生冲突。但是这一问题并不复杂，只要双方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通过协商和谈判解决问题，局势就不会失控，难题或有破解的可能。
然而，当前的泰柬冲突已经远远超出了柏威夏寺本身。首先，泰柬边界基本上是以历史上英国和法国殖民者绘制的地图划分的，它是当时英法博弈的产物，而这种由于殖民者争夺势力范围遗留下来的“地雷”排除难度很大，巴勒斯坦问题、印巴冲突、索马里内乱等类似问题都说明了这一点。其次，以柏威夏寺为中心的附近4.6平方公里土地还涉及到双方旅游业利益分配，这在200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批准柏威夏寺为世界文化遗产后更加突出。再有，泰柬冲突与两国国内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自柬埔寨接纳流亡的泰国前总理他信后，两国关系一直很紧张，去年还发生过间谍风波。近期，两国为选举做准备。柬埔寨首相洪森需要强硬来回击反对派，赢得国会的选票，而泰国总理阿披实则也需要借助这一问题来巩固其地位，并防止军方可能发动的政变。
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要防止泰柬冲突的进一步升级和扩大。该问题的升级会给两国的国内政局带来影响，尤其在当前泰国阿披实政府与“黄衫军”争斗正酣之时。而两国政局的动荡必然影响两国以及地区间经济、旅游以及投资。东盟一贯强调团结，其宪章规定成员国之间必须和平解决纷争。而泰国和柬埔寨都是东盟的重要成员，两国交恶势必会影响东盟的团结，对东盟未来的发展及在该地区发挥独特的作用产生负面影响。更重要的是，历史经验告诉人们，地区动荡和冲突如果不及时冷却，有可能为外部势力的干预提供合理的借口。老殖民者和旧殖民手段虽然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不可不提防其新时期的变种。
近来在突尼斯和埃及发生的事件再一次警示人们，对泰柬冲突可能引发的发散效应要充分重视，及时应对。
要“风暴”，更要制度完善
借助微博发起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活动，在传统媒体的助攻下，在多位名人的支持下，已经发展成为一次新的未成年人保护风暴，给未成年人保护事业带来了一次新的机遇。
1
日前与于建嵘、韩红等见面讨论之后，我发了一篇这样的微博：“今天值得铭记，因为：1.见证了微博创造的奇迹，从不相识到相识到见面只需要一天的时间，技术创新带动了跨界合作创新，继而又带动了公益行动创新；2.也许这种奇迹还将产生未成年人保护制度变革的奇迹，推动建立起以家庭支持和监护监督干预为核心的中国未成年人福利制度，让很多未成年人保护难题得到根本性解决。”
根据以往经验，未成年人悲剧容易触动人们的同情心，容易成为社会热点，发生之初，政府官员、专家学者等都会纷纷表态，但潮起潮落后，往往是各忙各的去了，给未成年人保护制度留下什么了呢？好一点的，被聚焦的某个或某几个孩子的命运得以改变；不好的，就只是一个哄哄闹闹的过场。悲剧如果仅有量的累积，只会使人变得麻木和熟视无睹。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赤裸裸侵害孩子权益的悲剧总是在重演的一大原因。巨大的社会资源动员若不能推动制度完善，就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
作为一名以未成年人保护为业的律师，我和同事们总在说服自己要有耐心，在未成年人保护事业中，有些人可以做流水的兵，但是我们要做铁打的营盘；有些人可以凭着暂时的感性去关注未成年人保护，但是我们要以专业而持久的理性守护着这份事业。我们是务实的理想主义者，不抱怨，也不停下来观望，只想抓住每一次机遇，与每一个可能关注这份事业的人一起努力。
为什么我这么看重这次机遇，是因为与以往相比，这次“风暴”中有新的元素。首先，微博这种技术创新平台，使未成年人保护公民行动迅捷有效，激发了公民参与和监督未成年人保护执法的热情。其次，公众人物更加理性地关注热点事件，并愿意利用自己的话语权去推动制度完善。再者，有序、有效的专业跨界合作也正在酝酿形成。
也就是说，自下而上的公民行动、公众人物的理性参与及专业的跨界支持这三个要素，可能使这次的机遇不同以往。如果这次能推动某一具体未成年人保护制度的完善或某个未成年人保护机制的形成，都将会是历史性的。这样，悲剧就不再是量的累积，也不再有量的累积。
房地产调控宜循序渐进
新年伊始，“国八条”出台、房产税落地、多个城市银行陆续取消首套房贷款利率8.5折优惠，调控持续发力，楼市在国家调控的毅然决心面前已然“速冻”，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成交量急跌。
与2010年不同，2011年的房地产调控目标不仅从“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上升为“将房价控制在合理水平”，而且指向更为明确。 之前，何为“过快上涨”，从中央到地方未见明确说法。如今，何为“合理”，将在一季度得以明确，届时各地政府要向社会公布年度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目标。调控目标从定性转为了定量，并且成为考查地方政府执政能力的硬指标；明确的量化指标，对之前调控不甚积极的地方政府意味着实实在在的压力，也堵死了地方政府在解决老百姓住房问题上打太极拳的老路。这也成为影响市场预期的关键。
如今，限购政策已遍及一线城市，并扩展至二、三线城市。在范围扩大的同时，力度也在加大。二套房首付款比例已上升到60%，并且贷款利率不低于基准利率的1.1倍，在加息靴子也落地的叠加之下，楼市陷入了一片沉寂。 这是房价松动前的矜持，还是新一轮的反弹正在孕育。这一问题不仅摆在普通的购房者面前，更应是政策制定者需要明判的。
从2010年的经验来看，限购措施对楼市的短期抑制作用明显，但随后便出现了较大的反弹，导致市场反复无常，购房者犹如雾里看花，摸不清方向，又促使了市场更加反复无常。房地产调控需要防患于未然，避免市场预期的巨大转变，影响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定。
事实上，目前我国经济与房地产行业的关联度非常高，一定程度具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味道。房价存在泡沫是个不争的事实，房地产调控就是要实现楼市的软着陆，而不是房价“瞬间”大跌，泡沫一夜刺破，经济走向低迷。因此，在给楼市开药方时，相关政策需要循序渐进，注意剂量和用药时间间隔，避免短期内市场巨大波动。 另一方面，“一刀切”的限购有误伤合理性购房需求之弊，作为一时的应急之举是需要的，但从长期来看，需要制定更加公平合理的住房消费政策。
因此，在中央明确了楼市调控的决心之后，在应急举措之后，各地政府应当制定合理的中长期楼市调控目标与阶段性目标，并认真思考如何统筹安排各项政策，促使房价逐步有序回归合理水平。
争民工不如争转型
又是一年春来到，又见一年“民工荒”。春节之后民工难招虽不是新闻，今年却“更有新气象”：不仅珠三角、长三角一如既往，甚至连中西部也加入此等行列，以致其中不少地区纷纷出台软硬兼施的“留人”措施，而被外界视为“截留”、“争夺”。
对于“民工荒”为何年年“如约而至”，各方各抒己见，有曰“刘易斯拐点迫近”，有曰“城乡二元体制所逼”，虽然
2
意见不一，但对未来一段时期内“民工荒”仍将成常态却鲜有异议。此种现象究竟是好还是坏，在笔者看来，应该是利大于弊。
首先，能成为抢手的“香饽饽”，对广大农民工而言，无疑是一大利好，让这些长期这些徘徊在城市边缘的“候人”，也感受了一把被人追捧的幸福，或许还会工资上涨，福利提高，地位上升，这不正是“以人为本”的追求吗？ 其次，对企业而言，“民工荒”往往意味着要想再招到合适的工人必须要相应调整农民工权益保障的政策，而调整政策的结果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从表面上看这加重了企业的负担，但从更长远的角度来分析，则是企业进行产业升级的动力。
可以说，农民工为中国经济的“低成本”发展，为中国商品竞争世界市场，提供了最大的优势。但同时，也让中国经济对低端产业、不需要多少技术的行业和没有创新的企业，产生了强烈的依赖。原因很简单，如果仅仅凭借廉价劳动力就能让企业获利，又有谁会愿意投入巨资来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和进行产业升级呢？所以，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虽然被列为政策目标多年，但实际进展却不尽如人意。 “民工荒”的出现，有了让这一现象发生改变的契机。一方面，“民工荒”将迫使企业提高农民工的工资，使他们能更多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而随着其收入的增长，巨大的消费潜能将有可能转变为实际的消费需求，所谓“通过扩内需来保持经济增长”也就有了更多的依靠。
不仅如此，随着农民工消费品位的提高，也将逼迫曾经以这些人为消费对象的低端产品逐渐失去市场空间，因此，企业不得不调整产品结构，此乃产业升级的一重含义。
另一方面，随之企业成本的提高，企业曾经赖以生存的“低成本”优势将逐渐消失，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谋求生机，就不得不另觅他途，于是企业在成本的重压之下将“被迫”更多地依靠技术升级和品牌建设，此乃产业升级的另一重含义。
因此，使尽软硬手段争抢民工，不如下番苦功夫率先转型。
“京十五条”的双重控制
北京2月16日正式公布的贯彻“国八条”的“京十五条”，被称为“史上最严厉”房地产调控措施。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先前的限购政策之上，对已拥有2套及以上住房的京籍居民家庭、拥有1套及以上住房的非京籍居民家庭、无法提供北京有效暂住证和连续5年(含)以上在北京缴纳社会保险或个人所得税缴纳证明的非京籍居民家庭，暂停其在北京购房。
“5年时间”和“必须连续”这两项严苛规定，将相当数量的非京籍人士的购房意愿挡在了门外，而已拥有2套及以上住房的京籍居民家庭在一定时间内也不再有购房资格。此举对北京房地产市场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上海、重庆试行房产税的影响，无疑会冻住去年一直疯狂的京城楼市。但成交量的凝固能否有效抑制房价，还需要其他政策的配合。 在严格限购之外，“京十五条”中还埋有后手。首先是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在合理调节商品房价格的过程中，保障性住房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既保证一部分中低收入人群的居住需求，又缓解商品房的供求矛盾。“十二五”期间，北京市计划建设、收购各类保障房100万套，比“十一五”翻一番。其中2011年计划通过新建、改建、购买、长期租赁等方式筹集保障性住房20万套以上，发放租赁补贴2万户，竣工保障房10万套。
其次，在成交量急跌的情况下，为保障住房供应，避免出现因为供应量短缺导致房价越调越高的老问题的重蹈，北京市规定，土地供应量方面，商品住房用地计划供应量不得低于前2年年均实际供应量；供应结构方面，明确要求确保保障性住房建设用地占北京市住房供地的50%，各类保障性住房和中小套型普通商品房用地不低于住房建设用地年度供应总量的70%。
一方面限制投资需要，另一方面确保包括保障性住房在内的住房供给，再加上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税收征管的强化以及建立健全约谈问责机制等，全方位引导房价趋向合理。当然，房价能否趋向合理，还需要看落实。
但“京十五条”引出的另一值得高度关注的社会话题是，严格的限购无疑会影响乃至打压一部分非京籍人群向北京的流动。与不久前的汽车限购政策一样，对非京籍人群的限制更严厉。
这意味着，在人口与资源环境矛盾日益突出的情况下，北京对小汽车的限制，对购房的限制，均有收紧人口流动的动因。北京市领导明确表示，“利用房地产市场调控各项措施出台的契机，形成倒逼机制，下决心进一步调整投资结构，推进首都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显然，“京十五条”的影响至少具备双重控制意义。
城市化痛点
2011年第一起强拆事件，比往年来得更早、更猛烈。
春节前夕，海南省三亚市“铁锤行动”联合执法组对位于该市凤凰镇芒果村、西瓜村内最大的棚户区实施强拆，致使数千居民流离失所。在社会舆论压力下，三亚政府称，强拆是为了消除消防隐患、环境污染和管理难，并表示若
3
对被强拆居民给予安置赔偿，势必“后患无穷”。
不可否认，棚户区给三亚市政府带来一定的管理难度。但如果三亚市政府无法对三个拷问释疑，将直接撼动此次行动的合法性。
第一问，三亚市政府是否做到执政为民和人性化管理？春节是中华民族最为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此时三亚市政府用冰冷的推土机，将部分民众的栖身之所毁于一旦，缺乏的不仅是“执政为民”的理念，也缺少起码的同情心。 “铁锤行动”的名称就让人不寒而栗，透露出的似乎是一种江湖气和霸气，无法与“执政为民”相联系。
第二问，三亚市政府是否涉嫌政府违法？对于三亚市政府称对被强拆居民给予安置赔偿势必“后患无穷”的说辞，公众难以苟同。
《物权法》第六十六条规定：私人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破坏。
尽管三亚棚户区属违章搭建而成，但置于简易棚里的物品，却是居民的合法财产，三亚市政府一声“强拆”将之毁于一旦，公民的合法财产权在哪里？
在今年1月份才开始正式实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当下，三亚市政府通过“铁锤行动”，一锤砸掉的是这个新条例的权威——之前社会各界普遍认为新条例的最大亮点之一就是“取消行政强拆”。
另外，迁徙自由是宪法赋予国民的基本权利。三亚市政府以粗暴而冰冷的方式，驱赶这些底层民众，更是无法摆脱违法行政的嫌疑。
第三问，三亚市政府是否行政不作为？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这个“最大棚户区”就已形成。长达十年之久，私搭乱建无人过问，缺乏起码的市政设施，问题成堆。直到如今，问题已很严重了，才采取如此不得当的做法来处理，使矛盾更激化，管理上的长期不作为和简单粗暴，已暴露无遗。 这样的“铁锤行动”，无疑是中国城市化的一个痛点。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和迁移，此类激发人口流出地与流入地的利益冲突事件，将会越来越多。
当前，应尽快把“贫民窟”话题纳入城市公共治理中。进城贫民生存状态的改善，固然有赖于制度变迁，但前提必须且只能是，依法保护贫民固有的权利。
争端更多体现在气氛上
近日，俄罗斯和日本围绕南千岛群岛(日称“北方四岛”)的争端似呈升温之势。日本首相菅直人公开声称，去年11月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访问北方四岛之一的国后岛的举动是“难以容忍的粗暴行径”。俄罗斯则在日本外相前原诚司访俄时，不仅直接批评日方的激烈言辞，还欢迎其他国家投资开发南千岛群岛。媒体透露，当地的俄罗斯企业已经与第三国的企业就经济合作签署协议。另外，还有媒体报道，俄有意加强南千岛群岛的军事部署。对于这些报道，日方立刻回应，反对第三国不经日本同意开发北方四岛，关注俄在北方四岛的军事动向。
首先，双方立场分歧太大，可预见的将来，难以达成妥协，因此岛屿争端可能持续激化。分歧主要有二：一是如何看待拥有岛屿的根据。俄罗斯认为，南千岛群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日本必须承认。日本认为，这些岛屿是其固有领土，被俄罗斯强占。二是如何解决领土问题。前苏联在1956年曾与日本发表共同宣言，承诺缔结和平条约后，把四岛中的齿舞、色丹两岛归还日本。但是，日本坚持要求俄罗斯一次性归还全部四岛。这两个根本分歧决定双方难以妥协，岛屿问题上，一旦双方有过激言辞或任何实际动作，很容易激化矛盾。
其次，双方在经济合作方面存在共同利益，也都有意缔结和平条约，争端将处于可控范围之内。俄方希望获取日方的先进技术并吸引日本企业投资，日方希望获取俄方资源和市场。另外，双方都希望缔结核能协定，扩大核电方面的合作。前原外相访俄时，双方同意建立官民圆桌会议机制，推动经济合作，并设立咨询窗口，解决两国企业在经济合作中遇到的具体问题。日方甚至一改之前的立场，愿意同俄方进行高层磋商，讨论在不损害日本法律立场的前提下在北方四岛的共同经济活动。除经济合作外，双方都有意通过缔结和平条约确保双边关系稳定发展。因此，在经济和政治的大局下，双方不会任由争端升级。
第三，日方总体克制，避免刺激俄方。尽管菅直人首相强烈批评俄罗斯，前原外相也曾公开声称俄罗斯对岛屿的占领是“非法占据”，但日本政府对现状的反应相对比较克制。去年俄总统梅德韦杰夫登岛后，日本一度让驻俄大使回国说明情况，并没有宣称“召回大使”。此后多名俄罗斯官员先后登岛，日方也仅表示遗憾。总体上，日方反应以口头宣示为主，因此，争端更多体现在气氛上，而非实际冲突
亚运开支不是伸缩气球
广州“两会”一向热闹，今年亦不例外。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前后出现过的三个“广州办亚运”的相关数据：120亿元、136亿元、2200亿元。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