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一 文章改革开放以来唐史研究若干热点问题述评更新完毕开始阅读
(约3～4世纪)，是现存最早的粟特语文献。林悟殊《唐人奉火祆教考辨》(311)对陈垣关于祆教徒来中国不传教亦不译经、教徒只有胡人而没有汉人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火祆教译经虽未发现，但其徒众在中国是以口头相传的方式传教，唐代祆教拥有中国信徒。
考察祆教在中国的传播，学者多从地域角度入手。龚方震《西域宗教杂考》(312)在论述范围中涉及了西域祆教。林梅村《从考古发现看火祆教在中国的初传》利用考古资料，阐述了袄教在西域的流行。陈国灿《魏晋隋唐河西胡人的聚落与火祆教》(313)论述了河西走廊粟特人的状况，对祆教在河西的流行有系统研究。刘铭恕《敦煌遗书中所见之袄教》(314)对河西地区的祆教也有论述。姜伯勤《论高昌胡天与敦煌祆寺》(315)认为敦煌的袄祠赛神已被纳入中国传统的祭祀活动当中，使人们认识到祆教对中国文化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关于长安的祆教、祆祠，林悟殊《唐代长安火祆大秦寺考辨》(316)一文认为，考证长安的祆祠，除一般所讲的布政坊、醴泉坊(西北隅)、普宁坊、靖恭坊四所外，还应补上醴泉坊(街南之东)为波斯王卑路斯所立之寺和崇化坊祆寺，而见于史籍的大秦寺只有义宁坊一所，他不同意陈垣把为卑路斯所置之寺看做是大秦寺的观点。彭树智《唐代长安与祆教文化的交往》(317)主要探讨长安考古材料所见的祆教遗迹。
从出土文物考察祆教因素是近年来的研究趋向。施安昌《北魏冯邕妻元氏墓志纹饰考》(318)和《北魏苟景墓志及纹饰考》(319)认为，这些墓志纹饰上的图像具有祆教色彩。他的《北齐粟特贵族墓石刻考——故宫博物院藏建筑型盛骨瓮初探》(320)重新讨论了安阳出土的粟特石棺床，并介绍了故宫所藏盛骨瓮上有胡人形象。姜伯勤《安阳北齐石棺床画像石的图像考察与入华粟特人的祆教美术》(321)也对这个石棺床的祆教图像做了详细解说。他把散流国外诸博物馆的石棺
床的图片加以缀合复原，构造出一幅描绘古代粟特祆教徒举行祭祀仪式和赛祆活动的逼真图像。姜伯勤《敦煌白画中的粟特神祇》(322)则根据敦煌写本P.4518(24)的白画图像，考证其为粟特的祆教神祇，而这幅画原来一直被当做佛画。尔后，张广达《唐代祆教图像再考》(323)则考证这幅敦煌白画上的形象很可能是祆教善神妲厄娜(Daēna)和恶神妲厄娲(Daēva)。姜伯勤《敦煌白画中粟特神祇图像的再考察》(324)同意张广达妲厄娜(Daēna)的比定，但确定另一幅神像是女神娜娜。
近30年祆教研究的一个突破，是在对粟特祆教的研究中澄清了对“萨宝”一词的认识。唐代开设萨宝府，置有祆正、祆祝之职。因此长期以来学者都把萨宝视为管理祆教徒的职官，对萨宝的研究也一直被视为火祆教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1998年，姜伯勤《萨宝府制度源流论略》(325)和罗丰《萨宝：一个唐朝唯一外来官职的再考察》(326)都对既往的研究进行了认真的审视和总结，他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诸多新的考古资料，认为萨宝一词源自印度佛经，本意为商主。因此，萨宝一词原本与祆教无关。文章认为，萨宝一词流经中亚为粟特人所借用才成为粟特人大首领的称呼。于是把萨宝府定位为管理侨民的机构，排除了把萨宝作为祆教官职的传统看法。后来的芮传明《“萨宝”的再认识》(327)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
近30年祆教研究的另一个突破，则是对中亚祆教的重新定性。学界曾经一直把汉籍所载祆教简单地等同于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但随着总体研究水平的提高，这一看法逐渐得到修正。蔡鸿生《论突厥事火》(328)、《唐代九姓胡礼俗丛考》(329)两文都注意了中亚地区流行的祆教与正宗琐罗亚斯德教的不同。姜伯勤《论高昌胡天与敦煌祆寺》在探讨敦煌吐鲁番的袄神崇拜时，也认为它有别于波斯萨珊王朝的正统琐罗亚斯德教。1995年，蔡鸿生根据陈寅恪有关文化移
植发生异变的理论，提出唐宋祆教“已非波斯本土之正宗，而为昭武九姓之变种”的论断。荣新江《粟特祆教美术东传过程中的转化——从粟特到中国》(330)则直接提出“粟特系祆教”的概念以与前此观点相呼应。
20世纪末太原隋代虞弘墓和西安北郊北周安伽墓发掘的重大发现，为古代中亚习俗、信仰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2003年6月，西安市未央区大明宫乡井上村东出土了北周史君墓，使祆教研究再次成为热门话题。学者注意到这些墓葬都按照汉人的葬俗采取了土葬的模式。安伽墓所发现的人骨更是直接与地面接触。而这些完全违背了波斯琐罗亚斯德教的原始教义和最起码的戒律。因此学者认为，这些墓葬的发现足以证明波斯琐罗亚斯德教在粟特地区的嬗变。《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反映了这种研究趋势的发展。
总体说来，近30年来的唐代历史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绩，总体上超过了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甚至建国前的几十年。为什么能取得如此之成绩？除了前面说的政治和社会环境的进步、物质条件的改善之外，特别需要指的是，还有两个重要因素不能忽视：一是资料的整理与出版成就斐然；二是研究生与学位制度的实行培养了大批人才。
在资料整理方面，传世文献的点校出版为广大研究者提供了便利的使用条件，特别是过去难以觅得的敦煌吐鲁番资料、墓志资料的整理与出版，厥功甚伟。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1～10册(331)及图录本第1～4册(332)泽惠学林。新近出版的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的《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333)，是最近发现的吐鲁番文献资料的汇集。在敦煌文献方面，郝春文主编的《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目前已出版第1～5卷。(334)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10种，有书仪(赵和平录校)、社邑(宁可、郝春文录校)、
天文历法(邓文宽录校)、佛教经录(方广錩录校)等专辑。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郑炳林、杜斗城等所辑录的专题，如《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335)、《敦煌本佛说十王经校录》(336)、《敦煌碑铭赞辑释》(337)和《敦煌五台山文献校录研究》(338)等，也颇便参考。继黄永武编纂的《敦煌宝藏》(339)之后，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英藏敦煌文献》14册(1990-199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推出的《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1993年)、《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文献》(1996年)和《俄藏敦煌文献》17册(1992-2001年)、《法藏敦煌西域文献》34册(1995-2005年)等文献，都采用了先进的拍摄和印刷技术，图版清晰，便于研究者利用。
碑刻墓志资料的整理，以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340)及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续集》(341)最为通行。此外还有中国文物研究所、河南文物研究所编的《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壹)》(上、下)(342)以及《千唐志斋藏志》(343)、《曲石精庐藏唐墓志》(344)、《北京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汇编》(345)、《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346)、《隋唐五代墓志汇编》(347)、《房山石经题记汇编》(348)、赵君平《邙洛碑志三百种》(349)、赵君平和赵文成《河洛墓刻拾零》(350)、王其祎和周晓薇《隋代墓志铭汇考》(351)等。吴钢主编的《全唐文补遗》共10辑(352)也收录了许多墓志。
人才队伍的培养更是有目共睹，我们没有详细的统计数据，但是30年来培养的唐史博士当数以百计，我们前面介绍的许多成果，其作者就是改革开放30年来培养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其中还不包括许多尚未刊布的博士、硕士论文。
结语：一点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