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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中的一些基本情节，真相到底如何，一直未曾弄清。可能原来的报道有失实之处，也可能后来的调查有不符合实际的情况。总之，一定有事实不准确的地方。我们的报纸无论是进行批评还是反批评，都不可违背新闻必须完全真实的原则，更不应根据某种需要，特别是某种政治的需要而违背这一根本原则。 三、新闻界的反右派斗争 新闻界反右斗争的结果反思
反右派斗争，作为一场集中的、激烈的政治运动，经过两三个月就基本结束了。但是，对于右派观点的批判，一直持续到1958年上半年。新闻界有一批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其中《文汇报》21名，包括徐铸成、蒲熙修（副总编辑兼该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
反右派斗争对于中国新闻事业和新闻界，影响巨大，教训深刻。在1957年5月宣传报道整风时，全国新闻媒介一派活跃气氛。其中有极少数人和极少数新闻作品，趁机否定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对此进行批判是必要的，但斗争严重扩大化了，不少人被错划、错批。“左”倾思想从此呈现上升势头，1956年开展的新闻工作改革却从此停止，不再提及了。而“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被当作“群众斗争的形式”，成了新闻报道的热点。新闻理论上的“左”倾色彩，也日趋浓重。然而，1956年、1957年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同一个问题，即：什么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特性与规律，如何办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这是一个必须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上加以解决的问题。 第二节 “大跃进”与“反右倾”中的新闻事业 1. “大跃进”宣传的基本特征
党报在整个1958年的宣传报道，以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为中心，假新闻、假照片充斥版面，声势大、变化快、调子高成为“大跃进”宣传报道的基本特征。尤其是不少有权威的党报，脱离了客观实际，违背了新闻规律；不正确分析客观事实引出科学的结论，而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
2. 新闻界“左”的宣传更加突出 全国各条战线“大跃进”形势迅猛发展，新闻界对“大跃进”的宣传也向高潮推进，“左”的宣传更加突出，主要表现在宣传生产建设成就方面的浮夸风、宣传推广先进经验方面的瞎指挥风、政策理论宣传方面的片面性三个方面。 二、反右倾和继续跃进的宣传报道
1.过热的大跃进宣传报道转向冷静、平稳。
2.庐山会议、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召开和反右倾报道。
批驳主要的“右倾”观点，是“反右倾”宣传报道的重点。《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系列社论和评论文章，如《“得不偿失”论可以休矣》、《驳“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谬论》。《人民日报》还编发了《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看待新生事物》、《马克思主义论群众、政党、领袖的关系》等专题材料。
集中、突出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是“反右倾”、“保卫三面红旗”宣传报道的一项重要内容。有些省报，连续用“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力能胜天”等口号作为大字通栏标语，整版刊载歌颂人民公社的文章和报道。
“反右倾、鼓干劲”的直接行动，是要“继续跃进”。因此，各地与各行各业的“继续跃进”成为1959年全国新闻媒介宣传报道的基本内容之一。“高速度、大跃进”仍然被广泛用作大字标题。有些报纸，改进了宣传报道方法，显出特色，吸引读者。如《中国青年报》，在1959年国庆前后，集中报道青年工人“高速度跨进1960年”运动，运用消息、通讯、评论、图片等多种形式，表扬青年中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人物。《山西日报》根据农村的特点，报道“红勤巧运动”，贯穿全年。
1959年为建国10周年。新闻媒介对于建国以来的成就，作了系统的宣传报道。
1958年“大跃进”宣传报道中的片面、浮夸等问题，在1959年“继续跃进”的宣传报道中没有得到克服。但1959年毕竟没有1958年那样宏大的气势，只是极“左”论调更为明显，政治色彩更为浓厚。因此，这两年的教训同样是深刻的。 三、新闻事业的发展和新闻工作的改进
在1958年，我国新闻事业规模迅速扩大。新增报纸127种（1957年原有364种）、杂志188种（1957年原有634种）、广播电台30座（1957年原有61座）。而最重要的成果是，中国电视事业的诞生。
1. 毛泽东的“政治家办报”思想的提出。 2. 大力贯彻“全党办报”方针。 首先，省委加强了对党报的领导
其次，普遍建立党委通讯组（写作组、报道组）。 3. 中国电视事业的诞生
1958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开始试播。9月2日，该台正式开播。 4. 《红旗》杂志的创刊 1958年6月1日，《红旗》杂志创刊 ，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办，半月刊，每月1日、16日出版，开本为16开48页，国内外公开发行，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少数民族文版，分藏、蒙、朝、维、哈等民族文字出版。1988年，由毛泽东题写刊名的《红旗》停刊，由邓小平题写刊名的《求是》半月刊创刊，新刊由中共中央委托中央党校主办，办刊宗旨与《红旗》类似，但在文章选登上题材更为广泛。 办刊宗旨：“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从理论上解释和论证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各种问题进行理论上的阐述和解答，对国际问题和重要思潮进行评价，并对各级干部的政治理论学习进行辅导。”读者对象主要是全国县团级和县团级以上的各级干部，同时兼顾其他读者。80年代初期，《红旗》曾多次向一般读者扩大发行。 《红旗》是在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处在空前的大跃进时代这个新形势下创刊的。它的任务就是要更高地举起无产阶级在思想界的革命红旗。创刊号《发刊词》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在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就已经在中国思想界举起了自己的红旗。中国人民在这个旗帜的引导下胜利了。无产阶级要在这个斗争中取得彻底胜利，就必须充分地、全面地、深入地展开思想战线的斗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的革命的精神，破除迷信，厚今薄古，打破旧传统，粉碎资产阶级的伪科学，从而把中国人民从资产阶级思想的束缚下面完全解放出来。”
《红旗》之后，各地迅速创办理论刊物。 5.《参考消息》扩大发行 6. 新闻教育的发展（兴办） 7. 中国记协的成立
中国新闻工作者第一次代表会议1957年3月在北京召开，正式宣布成立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简称中国记协），它的前身是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联谊会。
中国记协的任务是：推动全国新闻工作者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学习、研究和交流新闻工作经验，提高新闻工作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业务水平，使我国新闻事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同社会主义各国新闻工作者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民主的正直的新闻工作者团结合作，为持久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
中国记协首任会长为邓拓，主办有《新闻战线》月刊。
中国记协当时共有会员约6万人。之后，各省、市、自治区也都成立了地方新闻工作者
协会。
第三节 新闻事业的调整与改进 一、新闻事业的调整
我国新闻事业经历了1958年的大鸣大放和1959年的高调批判之后，从1960年起在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充实、巩固、提高”方针的大局下，也进入了调整时期。
1. 新闻事业压缩了规模、精简机构和人员 2. 晚报有较大的发展
3. 电视事业有所发展（1958年全国有电视台2座，1959年至1962各年分别为7、17、20、14座。）
二、总结经验教训，学习理论与政策
1.从“大跃进”宣传中吸取经验教训：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必须认真学习理论与政策。这一时期着重学习首次公开发表的毛泽东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一文，深切体会“宣传党的政策是报纸的根本任务”。
2.1961年5月1日，刘少奇同人民日报、新华社负责人谈话，指出人民日报报喜不报忧，只登好的，不登缺点错误，宣传了很多高指标，放卫星，在这个问题上使我们党在国际上陷于被动。大跃进的错误报道，中央负一半责任，人民日报也要负一半责任。
3.全国媒体按照刘少奇的要求，对1958—1960三年的宣传报道作了全面检查。 三、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1. 中共高层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 2. 各级传媒的响应和落实 四、报刊的知识性增强、杂文兴旺
1. 生动活泼、丰富多彩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2. 杂文的兴旺
3. 上海“杂文事件” 1962年5月6日，《文汇报》副刊上发表署名骆漠（罗竹风）的杂文《杂家》，为坐冷板凳的编辑说了些公道话，认为“编辑也是一种专门家——杂家”，有关领导应该重视。同时发表的该报《编后记》，肯定作者的见解，并提出“希望有响叮当的名编辑”。而姚文元很快写了《两个编辑同志的想法》一文（刊载于5月13日《文汇报》），把骆漠的看法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现实不满的论调，加以批判。他写道：“我自己也做过几年编辑，也尝过一点编辑工作的甘苦”，“却从来没有产生过‘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凄凉感。”他还用“人的欲望是无限的”来否定编辑应有的合理待遇。1963年6月，张春桥在上海的一次会议上说，这是“思想路线上的一次资本主义复辟”。罗竹风被免去上海市出版局代局长职务，以后多次被批判。
五、新闻队伍建设
在三年调整时期，新闻工作通过学习理论与政策，提高了政治思想水平，通过总结工作和调查研究，提高了业务水平，而更具时代特征的是，对于新闻工作者属于“杂家”的认同。 第四节 革命化宣传与学术文化批判
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强调了阶级斗争和反对修正主义思想倾向。革命化宣传报道，由此逐渐展开，并日益突出。树立先进典型，发挥榜样作用，歌颂社会主义祖国，表扬新道德新风尚，开展学术文化问题讨论，以及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等，是革命化宣传报道的基本内容。其中歌颂社会主义祖国是革命化宣传报道的重点，让人民群众通过耳闻目睹的事实和切身感受，歌颂社会主义好，歌颂前进中的祖国，表扬好人好事，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 （雷锋、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焦裕禄）
三、穆青和他的通讯报道
穆青简介
穆青，生于1921年，原名穆亚才，回族，河南人。中国著名新闻记者、摄影家。1937年底在山西临汾参加八路军，1938年到八路军120师作宣传工作，193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7月至1942年8月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1942年8月进入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从事新闻工作。抗战胜利后，穆青到东北，任《东北日报》采访部主任。平津战役后，他作为新华社特派记者，随第四野战军渡江南下采访。
解放后，他先后任新华社上海分社社长、新华社副社长兼国内部主任。1966年初，他与冯健、周原合写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粉碎“四人帮”后，他先后任新华社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党组副书记、新华社副社长兼总编辑等职。 1982年4月起任新华社社长、党组书记。1992年底卸任。他是党的十二大中央委员，十三届中顾委委员。现为中国记协名誉主席，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名誉会长。他的新闻代表作还有《雁翎队》、《为了周总理的嘱托——记农民科学家吴吉昌》等。他已出版的作品集有《南征散记》、《穆青散文选》、《彩色的世界》、《新闻散论》、《十个共产党员》等。
从八十年代起，他业余时间从事摄影创作，已出版的摄影集有《九寨沟》、《穆青黄山摄影集》、《穆青摄影选》、《穆青摄影 汴菊》、《穆青摄影 洛阳牡丹》等。
穆青通讯报道的特色
典型的时代人物，鲜明的时代特色，深刻的思想内涵。穆青人物通讯，写的都是普普通通的各行各业的人，但是他笔下的凡人又都闪烁着非凡的光彩。有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石油工人王进喜、工人的旗帜赵占魁、植树老人潘从正、改革大潮中的老支书阎建章??穆青人物通讯，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他能在把握社会关注点，把握群众愿望呼声的基础上，紧扣时代脉搏，精心选择出具有高度典型性的时代人物。更关键的，穆青并不是单纯地为写人而写人，而是根据时代提出的问题，通过塑造一个典型人物，去感染人、鼓舞人，来反映深刻的时代主题。
善于运用特定环境中的细节描写以增加文章的色彩和感染力。细节描写是穆青人物通讯的特长，精彩的细节往往能起到于细微处见精神的效果。他的人物通讯感人至深，也得力于细节的生动描摹。
擅长用白描手法来叙述情节和再现场景。所谓白描手法，就是用最经济的简括精练的笔墨，抓住形象的主要特征来进行描写的手法。这种技法的特点是真实记录，真实再现。它有形象描写但无堆砌之感，有情节过渡但没有虚笔描绘，有人物特征的简捷勾勒但没有想象成分的心理刻画。如《为了周总理的嘱托》开头几段场景从“寒风呼啸”、“冻结着厚冰”的中南海，到总理与十几位劳模的亲切热情的交谈，交谈后，总理对吴吉昌嘱托的场景描写就是从实处着笔，只是用逼真的事实去感染读者，使人如临其境。
议论和抒情缘事而发，与纪实描述虚实结合，情景交融。穆青的人物通讯由于适当地穿插蕴含哲理的抒情描述和议论，从而使读者和作者一样地动感情，产生强烈的共鸣。如《为了周总理的嘱托》有这样一段：“1970年春天，一场冰雹，把棉苗打成光杆。可是棉苗不管枝断叶残，仍然顽强地继续抽芽。就在这时候，吴吉昌拄着拐杖在村头出现了。人们三三两两兴奋地传告着：老汉又站起来了。”在这里作者运用诗歌写作中的比兴手法，借助叙述这些事实，激发了读者的联想，含蓄地抒发了作者的情感和议论。使读者感受到吴吉昌的顽强不屈。
善于运用多种修辞手法。在严格遵循新闻必须真实的前提下，穆青较多地采用了比喻、拟人、铺垫、夸张、衬托等多种修辞手法。
语言特色。穆青有很高的驾驭语言的能力，他的人物通讯的语言，是经过精心选取和锤炼的。在他的作品中，非常多地运用了群众语言，并使之与自己的语言水乳交融，使人读来感到亲切。